回顧中國古代史，最為被人們津津樂道的，自然是歷史長河中的那幾個“盛世”。比如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這幾個典型的盛世時期，朝廷政治清明、社會相對安定、經濟蓬勃發展、百姓安居樂業，確實稱得上“盛世”。既然各朝各代都能夠出現如此多的典型“盛世”，但是關於這些“盛世”究竟是如何產生的文章並不多。其實古代的“盛世”，對於當今的社會建設依然有著值得借鑑的一面。所以此次要分析的，就是古代這幾個盛世是如何形成的。

其實無論是最早的文景之治，或者是清朝年間的康乾盛世，主導這些盛世的統治者都有相似之處，他們非常善於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一來當這些統治者在治理國家的時候，就知道採用何種思想基礎來為“盛世”開創先決條件。這些極為典型的“盛世”出現也都很有意思，基本上都是在王朝的建國初年所出現的。這一時期的統治者，格外的關注民生，他們居安思危，真正的做到了以民為本。

秦朝之所以滅亡，漢朝之所以興盛，其實歸根究底就在於百姓，一個得不到民心的王朝，走向滅亡是遲早的事。古人云：“夫欲建國、強威、闢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一代盛世王朝的統治者，絕對會以民為本，“文景之治”的出現，就是因為劉邦事先打下了以民為本的思想基礎。即便是唐朝出現的貞觀之治，唐太宗也總是借鑑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每日居安思危，甚至將“民為水，君為舟”的思想發揚光大。再到後來的康乾盛世，這一時期的三代帝王，仍然踐行著“得民者昌，失民者亡”的觀點。由此不難看出，盛世的治國理念絕對都是堅持以民為本的。

其次與統治者自身也有著緊密的關係，這些盛世的開闢者，無一不是勵精圖治，去奢倡儉的帝王。中國的這幾大盛世時期的統治者，可謂是身體力行的做到了這一點，正是因為統治者的兢兢業業，才會為接下來的盛世創造必要條件。從漢文帝到漢景帝，倡導的都是清明儉樸的風格；唐太宗登基初期，同樣也是提倡節儉；康熙在位之時，不僅嚴格控制宮廷的有沒有修建，自己的衣食也是一切從簡。由此可見，只有上層統治者的勤儉節約，才能夠保證盛世長久。如若只懂得驕奢淫逸，國家日漸衰敗是必然之事。

這些統治者在位期間，更是大力推行仁政，遵從儒家思想。在前文中提到的這幾個典型盛世，都避免了極端的暴政統治方法，十分重視對於百姓的仁義教化。漢初年間的思想學家陸賈就指出，如果不行仁義之事，後世必敗；唐太宗統治期間建立了專門的弘文館，然後廣招四方儒士，讓這一批人用孔孟之道去教化百姓；即便是在滿人統治的康前盛世，皇帝數十年間也一直奉行著以德化民的政策。統治者以刀劍奪天下，但是卻不以刀劍治天下，依靠仁政為盛世奠定了基礎。

盛世之所以能夠成為被後人爭相傳頌、津津樂道的“盛世”，其實就在於這一時期的政策好。統治者在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上，推行正確的治國理念，必然要推出各種有利於百姓的政策。在“文景”、“貞觀”、“康乾”這幾個盛世時期，會發現統治者都推行了極為相似的幾項政策，幫助整個社會更好的執行，從而形成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第一項政策：注重官員的選拔，注重吏治。在文景盛世時期頒發的一些詔書中，經常會獎勵廉潔的官吏，並且懲罰沉迷於深色享受、貪汙受賄的官吏，這在一定程度上，就保證了政治的清明，而且對於社會產生了積極影響，甚至一直被後世的統治者所沿用。再來說說唐朝貞觀年間，太宗在選拔人才的時候，為了能夠真正評選出具有真才實學的人來治理天下，他制定了一套專門的並且有用的選拔原則，這讓貞觀年間湧現了大批人才。康熙年間也是如此，他還推出了專門的反腐活動。這幾個時期統治者加強吏治，為盛世的出現創造了條件。

第二項政策：健全法制，得到百姓認可。想要社會穩定，統治者經久不衰，必須得有健全的法制作為保障，這樣才能夠讓百姓安心。漢唐盛世的統治者，在立法、執法方面，絕對做到了認真嚴格。秦朝律法嚴苛，令百姓難以忍受，暴亂四起，所以到了漢唐初年，定製的刑法較之前寬鬆一些，同時還更新了法制的內容，要求官員必須依法辦事。唐朝總結前人經驗在制定《唐律》時，一直秉持著德法兼用的原則，頒佈召令也要經過謹慎的討論修改。

第三項政策：修改刑法，緩和社會矛盾。古代的暴虐統治者，對於刑法相當看重，他們認為刑法是用來穩定社會的一個重要工具，結果慘無人道的刑法卻導致了民憤四起。反觀那些在刑法上開明的統治者，反而開創了一個安穩平和的社會。秦朝時期實行連坐罪，導致整個社會人人自危，然而到了漢朝初年，統治者實行的約法省刑政策，緩和了以前劍拔弩張的社會矛盾。唐太宗登基以後，甚至還提出過廢除嚴酷刑法的意見，修訂刑法之時減重為輕，這樣一來，大量減少了唐朝的冤假錯案，尤其是翻閱貞觀年間的史書記載可發現，這一時期被判處死刑的只有20多人。

這幾個盛世還有一個相同特點，他們並不是一個朝代生產的高峰期，但是他們卻是一個朝代推行，有利於社會生產發展措施的一個高峰期。因為盛世一般都出現在王朝初年，這一時期民生凋敝、百廢待興，恢復農業發展才是重頭戲。所以統治者在這些時期制定最符合當下社會的經濟政策，推動經濟發展。出現在盛世的經濟政策，主要就有以下幾種。

古時候是農業社會，所以農業經濟才是國之根本。然而在盛世前期，因為上一個王朝的暴政，還有連綿不斷的短暫，導致百姓流離失所，土地無人種植，有人為了生計將兒女販賣為奴。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就損失了大量的生產力。等到整個社會秩序趨於安穩以後，朝廷想要保證自己的封建統治，必須要有足夠的賦稅加以支撐，而賦稅的主要來源就在於糧食。所以，漢朝初年，漢高祖先是下令，將士兵遣返回家耕田，那些因饑荒而被賣為奴婢之人，皆恢復庶人身份；漢文帝登基以後，就實行了“入粟拜爵”的政策，一下子提高了漢朝的勞動生產力。

唐朝也是如此，《新唐書》中記載，太宗深感勞動力缺乏，為此太宗以朝廷名義贖回了，被賣給突厥人為奴的農民。太宗的這一做法不僅大大提高了生產力，頓時得到了百姓擁護。康乾盛世仍然十分重視農桑，這三朝盛世的統治者，為了保證大秦王朝長治久安，統治時期一直強調，“民之本，在於農”，所以在考核官吏政績的時候，還加入了一項農桑。任何一個年代都是“民以食為天”，這些統治者重視農業，才能夠為盛世打下經濟基礎。

除了提高生產力，這幾個盛世王朝的統治者，也非常重視推動農業發展手段。然而有時候百姓辛辛苦苦一年的成果都會毀於天災，比如令古人頭痛不已的洪水旱災，解決這些天災的最佳方式就是興修水利。漢朝修建了規模宏大的塞河工程，此後造福了一方百姓；唐朝引河灌田，修建了諸多的塘、渠，這才有了萬畝良田；清代也十分重視水利，康乾時期政府曾經動用國家財力，只為整治水患，保證農業發展。其實朝廷所做的這一切，都是在有計劃的，促進經濟增長和生產力繁榮。

然而光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問題遠不夠支撐起一個強大盛世，因為有時候統治者為了一己之私，增加嚴重賦稅，導致百姓的生產情緒日益低迷，所以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只會以維持自己的基本生活為目標。為了激發百姓生產的積極性，在這幾個盛世年代，實行的基本上都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的政策。漢文帝年間，被除了民田的租稅長達13年；貞觀年間，為了促進百姓生產，各地都形成了“恤農、務本”的風尚；康乾時期，更是對原先的賦稅政策進行了改革，直接減輕了千百年以來的丁稅負擔。

以上的這幾個方面，只有統治者完完全全做到了，才能形成一個真正的“盛世”，任何一個方面的缺失，都不會讓這一時期的統治在歷史中大放光彩。這幾個盛世是時期的君主，至今都有著值得後人借鑑的地方，他們所實行的政策，他們推行的仁政，依舊在推行著當前的社會建設。

參考資料：

《再論康乾盛世》

《淺析唐太宗的“以德治國”》

《探析中國古代的盛世局面》

《析文景之治》

皇帝勤政愛民，親賢遠佞；官員廉潔自律，恪盡職守，造福一方；耕者有其田，安居樂業；商業繁榮，貿易發達，國庫充盈，軍事強大，使八方來拜，商旅絡繹。

如此，可稱之為“盛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