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見各有不同，倘若司馬有罪，罪在神宗。政治上可以百華璀璨，但大方向當局須把握。如同大船乘風破浪，舵手掌好方向。任憑東西南北風。華人幹嘛選撥精英治國，也就是造就舵手。

北宋滅亡司馬光要負很大的責任。以他為首的保守派對王安石變法的全盤否定和對已經取得成效的政治，軍事，經濟上的成果全然不視，給當時的北宋帶來了跟壞的影響。雖然司馬君寫了資治通鑑確實是牛人，到他不適合搞政治，不適合從政，這點絕對是不接受任何反駁的。當一個人不把國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只考慮黨派得失這種人還有什麼可以吹捧和誇耀的，小人而已！舉幾個例子，軍事上當時北宋已經對西夏取得河湟地區的控制，改革派用生命和獻血好不容易從西夏那邊打下來的，而且那片地區土地肥沃還適合養戰馬絕對是軍事上遏制西夏的必要之地。保守派一上臺，只要是改革派拿過來的，就兩個字不要，統統退回西夏。還有當時王安石變法中實行的保甲法，其目地就是讓當時的農民忙時為農，閒時加強軍事素養訓練，這樣就可以在各地不需要政府出錢練起民兵預備役部隊。因為當時北宋沒有幽雲十六洲的屏障，所以王安石想法就是以空間換時間，萬一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可以用各地民兵抵抗一下，然後政府好有時間組織軍隊防禦反擊，這些在司馬光上臺後都統統廢除，也為後來金兵能迅速南下直抵北宋汴京鋪好路，可笑不！所以司馬光對北宋滅亡要負一定責任，這是他的黑點抹不去的。

當然不是，因為很多人忽略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王安石、蔡京等元豐黨人實行的"王安石變法"真的就適合當時的北宋麼？或者說真的可以挽救當時已呈現頹廢之勢的北宋麼？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毋庸置疑不管是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元豐黨人，還是以司馬光，高太后為首的守舊派元佑黨人，他們的出發點都是為了北宋。因為單純從後世評價來說，高太后、司馬光、蘇軾、歐陽修、黃庭堅等守舊派人物最後都留名青史。反觀變法派裡面除了王安石和曾鞏，其他的諸如呂惠卿、曾布、薛向、李定都是作為奸臣被後世唾罵的，更別說蔡京這種有名的奸相。並且王安石變法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由於變法內容的超前性，地方官員根本無法做到上行下效。通俗的說就是北宋朝政根本沒有辦法支撐起王安石的變法，這就導致了變法實行之後，根本收不到理想的效果，反而越變越糟。普通百姓更是既然是如此，那麼反對變法的司馬光自然也算不上罪人了。

何從說起?司馬光總編《資治通鑑》，官至宰相，為人正直，治家謹嚴，生活儉樸。他反對新法，與王安石政治觀點不問，卻敬佩王安石的人品和學問。王荊公罷相後，小人落井下石，要司馬光彈劾荊公，遭司馬光斷然拒絕。司馬光真光明磊落之君子也，何罪之有?

對於司馬光的定性評價需要從王安石變法講起。

北宋建立後，實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導致“冗官”、“冗兵”、“冗費”，也就是官僚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養兵很多、但戰鬥力低下；大興土木、消耗大量的財政資金。

到了宋神宗之前，三冗疊加，已經造成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

1067年，宋神宗即位。此時，北宋政府內憂外患。

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連年不斷的自然災害，迫使農民紛紛揭竿而起。

官紳富豪大肆兼併土地，並隱瞞不報，財政收入銳減，政府開支難以為繼。

東北的遼、西北的夏，經常對北宋侵擾。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異常尖銳，北宋朝廷危機四伏。要麼改革圖強，要麼衰頹滅亡。宋神宗希望消除統治危機。

王安石改革變法

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

變法主要內容包括富國、強兵、取士三個方面。

富國之法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

強兵之法有：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又叫置將法）；保馬法；軍器監法。

取士之法有：改革科舉制度；整頓太學；惟才用人這三項具體措施。

從新法逐步實施，到新法被守舊派廢罷，持續將近十五年，“富國強兵”的效果十分顯著。

新法的實施，改變了朝廷財政極度困難的局面，政府財政收入大幅增長，國庫充裕。宋神宗年間國庫積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財政支出。

新法的實施，抑制了豪強地主兼併土地的勢頭，限制了高利貸對農民的盤剝，也打擊了富商巨賈對市場的操縱，百姓負擔減輕了，社會經濟呈現出繁榮景象。

新法的實施，增強了北宋軍隊的戰鬥力，提高了士兵的整體素質，遏制了西北邊防長期以來屢敗屢戰的被動形勢。

新法的實施，扭轉了朝廷暮氣沉沉的狀況，裁減了大批冗官冗員，啟用了一批新銳和富有改革精神的官員，北宋朝廷出現蓬勃生氣。

但是，改革嚴重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勢力的利益，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的強烈反對。

司馬光廢除新法

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

司馬光致力於恢復祖宗舊制，前後歷時九年。支援變法者被稱之為“元豐黨人”，反對變法者被稱之為“元祐黨人”。

北宋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異常激烈，新法成為各派系傾軋的工具。從此以後，宋朝進入了黨爭的泥沼，難以自拔。

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之爭，實質上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一方面是權力之爭，另一方面又是政策之爭。

保守派人才濟濟，以司馬光為首，韓維、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範縝、蘇軾等都是極力反對王安石變法的。

司馬光官拜宰相之後，義無反顧、堅決果斷、以雷霆之勢在一年時間內，廢除了所有新法。

蘇軾、蘇轍、呂公著、範純仁等主張不能全廢，但絲毫動搖不了司馬光的廢法決心、更沒能阻止司馬光廢法的行動。

政治鬥爭的焦點在於事情的性質，而不侷限於事情的內容。所以蘇軾等人反對盡除新法，卻不反對從政治上清除一切變法人士。

司馬光在廢除各項新法的同時，設定“訴理所”對熙寧、元豐年間的各類冤假錯案進行平反昭雪。其實已經明顯體現出報復心態。

道理、情理、法理上的爭辯已經不能達到快意洩恨的目的，人身迫害也就不可避免。一時之間，北宋政壇上改革變法之聲偃旗息鼓。

司馬光廢除了王安石的新法，實際上掐斷了北宋富國強兵的萌芽，為北宋埋下了頹廢滅亡的種子。

司馬光任性執政

從學識方面看，司馬光出類拔萃、超凡卓群。但是，從為官執政方面來看，司馬光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我行我素、頑固偏執，毫無柔韌曲性可言。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他反對王安石本人、反對王安石法令、也反對支援王安石變法的所有官員。

官拜宰相之後，他廢除王安石的法令。當時，一些朝臣大員如蘇軾、蘇轍、呂公著、範純仁等人，主張廢除消極有損的法令，保留積極有益的政策。

但是，司馬光不予採納，堅決廢除王安石的所有法令和政策。

司馬光擔任宰相期間，所有支援王安石變法的官員全部棄而不用。相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只要不是實在不中用，司馬光都會啟而重用。

在司馬光時期，重用了大批保守派官員。保守派官員執政，阻礙了北宋的創新與發展。

在對待外族政權的關係上，司馬光也是頑固地、無原則地反對王安石。

王安石是強硬的主戰派。北宋與西夏之間進行過一場熙河戰役，北宋大獲全勝，收復了不少土地。熙河之役的勝利對於王安石新法來說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

作為保守派，在全面清算新法的時候，宣稱收復的這些土地是徒勞無功，正是因為熙河之役的勝利，才有後來北宋的失敗。

為了避免與西夏的爭鬥和戰爭，司馬光將熙河戰役奪取的米脂、浮圖、葭蘆、安疆等四寨賜還給西夏。

表面上用這樣的做法，平息西夏對北宋的進攻，實質是在發洩政治上的怨恨。 司馬光這種割土地給西夏的做法，肯定是不利於北宋的。

司馬光不僅在關係國計民生的、大的政策上頑固偏執，就是在涉及到個別小人物的情節上，也是耿耿於懷、念念不忘，直到徹底否定政敵而後快。

司馬光的任性執政在“阿雲殺夫案”中體現的淋漓盡致。

1068年，小女孩阿雲被家長許給一個老光棍做老婆。阿雲嫌棄老光棍太醜，不願嫁給他，但是沒有好辦法退婚，於是，她用菜刀將光棍的手指砍掉了。

王安石主張不殺；司馬光主張殺。二人意見不統一。

後來，地方官員判決不殺，保留了阿雲的小命。再後來，北宋朝廷大赦，阿雲得以釋放回家。

令人驚訝的是，司馬光一直把這件事記在心中。當上宰相之後，司馬光又命令將阿雲法辦，判處死刑。 一個小小的村婦，也成了司馬光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可見，司馬光執政有多麼任性啊！

縱觀司馬光的政治生涯，可以看到，司馬光確定是北宋的罪人。

一個人的學識水平與政治能力基本上不成正比例。象研究歷史知識那樣固執任性地從事政治管理，極大可能會導致政局衰敗、甚至滅亡。

政治管理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結合現實國情，才能定國安邦、才能繁榮昌盛。

我是：岳飛的飛。

司馬大人，以愚忠護庸主，以黨爭亂政壇，以保守禍朝綱，以鐵腕治不服……全面廢除王安石致力於改革的新政，在保皇保守的框架之下行政，揑斷了北宋發展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