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下半夜，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爆發，歐洲列強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侵入和民族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生，出現了反映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早期改良派的維新思潮。晚清早期改良派的代表有容閎、王韜、薛福成、馬建忠、鄭觀應等人。他們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自富自強而救國。主張和列強進行“商戰”，抵制列強的經濟掠奪，維護民族利益。在政治上，他們主張辦學校以培養人才，改革用人制度；也提出設議院，“君民共主”，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問題。

從這方面來看早期改良派重視變“用”——技術性，不重視變“體”——制度性；注重經濟改革，不注重政治改革，只管表不管裡。沒有總攬全域性的長遠眼光，注重於具體細節問題的改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收效甚微。19世界末期經過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滿清王朝在戰爭中連續失敗，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進一步加深。民族資本家、部分官僚、商人和進步人士紛紛設廠救國，使民族資本得到了一定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卻受到了內外反動勢力的壓制和束縛。代表民族資本利益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為擺脫壓制和束縛，更為挽救民族危亡，他們遊說公卿,上書當朝,集會京師，積極鼓吹變法維新，自強救國。 他們還透過組織政治團體(強學會、保國會、南學會),出版報刊（《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開辦時務學堂等途徑,進行變法宣傳，培養變法人才，推動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形成和發展。

王韜，鄭觀應，薛福成 ，馬建忠，陳熾等人。

王韜（1828年11月10日 — 1897年5月24日），原名王利賓，字蘭瀛。後改名為王瀚，字懶今，字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裡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玉鮑生、尊聞閣王，外號“長毛狀元”，清末傑出的思想家，政論家。

一生的經歷：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被發現，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國駐滬領事幫助下逃亡香港。應邀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將十三經譯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遊法英等國，加深了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瞭解1868-1870年旅居蘇格蘭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協助理雅各。1870年後在香港集資創辦《迴圈日報》，評論時政，提倡維新變法，影響很大。1879年，王韜應日本文人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1884年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在墨海書館工作十三年，還先後和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傳教士，翻譯出版《華英通商事略》、《重學淺說》、《光學圖說》、《西國天學源流》等書，為西學東漸作出了貢獻。

鄭觀應（1842年—1922年），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號杞憂生，晚年自號羅浮偫鶴山人。祖籍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理論家，啟蒙思想家，同時實業家、教育家、文學家、慈善家和愛國者。

一生經歷：咸豐九年（1859年），由親友介紹進入上海一流的英商寶順洋行任職。咸豐十年（1860年）返回上海後掌管洋行的絲樓，併兼管輪船攬載事項同治七年（1868年），寶順洋行停業，鄭觀應轉任生祥茶棧的通事，並出資合夥經營公正輪船公司。同治十一年（1872年）和生祥茶棧停業後，他又當上揚州寶記鹽務總理。的經歷：咸豐八年（1858年），鄭觀應應童子試未中，即奉父命遠遊上海，棄學從商，在任上海新德洋行買辦的叔父鄭廷江處供走奔之勞。同治十二年（1873年），鄭觀應參與創辦太古輪船公司。光緒三年（1877年），鄭觀應與經元善、謝家福、嚴作霖等創辦籌賑公所，賑濟山西災荒。光緒六年（1880年），正式委派鄭觀應為織布局總辦，旋又委鄭觀應為上海電報局總辦。同年，鄭觀應編定刊行反映他改良主義思想的《易言》一書，書中提到主張君主立憲制。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張之洞委任鄭觀應為漢陽鐵廠總辦。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又兼任吉林礦務公司駐滬總董，廣招股份。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三月，鄭觀應被廣東商民推舉為廣東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主持募股集資工作，不久因“守制”去職。宣統元年（1909年），鄭觀應三入招商局任董事，負責招商局商辦去商部註冊之事。

薛福成（1838年4月12日—1894年7月21日），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賓雁里人，出生於書香門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起者。自幼即受時代影響，廣覽博學，致力經世實學，不做詩賦，不習小楷，對八股尤為輕視。

一生經歷：棲身曾幕同治四年（1865年），薛福成十分欽慕曾國藩，將自己多年來社會問題的思考與解決社會危機的辦法細細道來，寫下了一萬多字的《上曾侯書》，獲得曾國藩的賞識，並立即延攬薛福成為自己的幕僚。應詔進言，薛福成大為振奮，遂應詔陳言，揮筆疾書，將自己為補救時弊、變通舊法的對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議十條”。籌防浙東，趕赴鎮海，視察前線的防務，會商防務計劃。抗法戰爭薛福成命令撤去口外沙灘、暗礁的燈塔和浮標，沉船堵塞鎮海口，鎮海口防守嚴密，使得法國艦隊卻在鎮海口屢戰不利，損失慘重，遭到了意外的失敗。

馬建忠（1845.2.9－1900.8.14），別名乾，學名馬斯才，字眉叔。江蘇丹徒（今屬鎮江）人，是《文獻通考》作者馬端臨第二十世孫。[1]

一生經歷：1870年（同治九年），經二哥馬建勳引薦，佢也成為李鴻章的幕僚，隨辦洋務。1870年以後，馬建忠主張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同時，還要吸納某些政治、經濟學說。1876年（光緒二年），他以郎中資格被李鴻章派往法國學習國際法，同時兼任中國駐法公使郭嵩燾的翻譯。1877年（光緒三年），他通過了巴黎考試院的文科和理科考試，成為第一個取得法國高中會考畢業證書1880年（光緒六年），馬建忠回到天津，重新在李鴻章幕下辦理洋務。1881年，受李鴻章差遣赴印度同英華人談判鴉辦專售事宜。1884年（光緒十年），馬建忠加入唐庭樞主持的輪船招商局。1885年，他向李鴻章建議借外債以興實業、建海軍。1890年（光緒十六年），馬建忠開始撰寫《富民說》，主張發展對外貿易、扶持民間工商業等措施以富民強國1895年，他隨李鴻章赴日談判簽定“馬關條約”。1898年，馬建忠一直整理《文通》一書（光緒廿四年）出版。

陳熾(?-1900) 清末維新派。原名家瑤，字次亮，晚號瑤林館主。江西瑞金人。光緒舉人。歷任戶部郎中、刑部章京、軍機處章京，曾遍遊沿海各商埠，並考察香港、澳門，“留心天下利病”，深研經濟學，主張學習西方以求自強。

一生經歷：1893年(光緒十九年)為鄭觀應《盛世危言》作序，並自撰《庸書》內外百篇，疾舊制之弊，言改革之宜，主張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議院制，“合君民為一體。1895年與康有為在北京組織強學會，被推為提調，並有正董、總董之名，力主變法，受翁同龢賞識。1898年維新變法失敗，抑鬱不得志，次年憂憤而死。另著有《續富國策》等。

早期維新派主要有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人。

王韜（1828-1897年），原名王利賓，字蘭瀛。後改名為王瀚，字懶今（有很多字號，如紫詮、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尊聞閣王等），外號“長毛狀元”，祖籍蘇州，清末傑出的思想家，政論家。王韜年少多才，十八歲縣考第一。1849年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1874年在香港創辦了中國報刊史上第一份以政論為主的報紙——《迴圈日報》，在其中評論時政，提倡維新變法 。1879年負日本考察，寫成《扶桑遊記》。其政治思想主要載於《弢園文錄外編》。

鄭觀應（1942-1922年），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祖籍廣東香山縣。曾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任買辦，也在輪船招商局、漢陽鐵廠等近代企業擔任過要職。在澳門期間，撰寫了《盛世危言》，主張設議院，進行“商戰”，認為“習兵站不如習商戰要全面提高工商業者和行政管理人員的素質，培養商務人才，中央設立“商部”保護實業。他晚年擁護“立憲”，反對革命。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生於書香門第、官宦之家。近代散文家、外交家、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起者。曾入曾國藩幕府，後跟隨李鴻章，身處北洋李幕10年之久。光緒十五年，薛福成以二品頂戴、三品京堂候補的身份出使英、法、義大利、比利時四國，向所在國元首遞交國書，拜會外交部和各國公使，在歐洲各國參觀訪問，考察議院、工廠，領悟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並著有《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是當時近距離觀察西方的力作。

此外，還有馬建忠（1844-1900年，著《適可齋紀言紀行》，主張經濟變革、振興工商業、實行君主立憲制等）、陳熾（？——1899年，著《庸書》、《續國富策》等，主張仿西法、設議院、關稅自主）等思想家也是早期維新派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