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為何以法家為本，漢初以道家為重，到了漢武帝又"獨尊儒術"。

——中國的法家學說在公元前七世紀就已經產生了，但它直到荀子時代才真正上升為一種學說，而韓非與李斯將此學說作為一種政策形式向秦朝統治者推薦，有幸得到了當朝統治者的採納，因為在當時，戰爭形勢以及新的戰爭作戰方式己經發生了變化，而且介於國王與下層勞動人民之間的貴族也日益成為了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嚴重阻障，為了充分保證百姓的徵兵積極性與抑制貴族的分割而加強君玉的中央集權，因此當時的秦國統治者就大力推行法家思想，實行法制治國。最終法家使之於公元前221年得以成功統一了華夏中國，結束了長達幾百年的戰國戰亂與分割。

——法家學說的理論依據直接來源於它對國家的實用性，現實性與有效性。首先，法家認為百姓就象沒有規矩不知法度的野蠻的象洪水一樣危險而力量巨大的群體，因此必須要以法律的方式對其強制性的武力性的加以訓練與規制，這樣才能讓這股禍水為我所用，為國立功。另一方面，當時的法家認為貴族的存在，已經讓君王在治理國家以及統治老百姓上出現了極大的障礙，為了保證君王的絕對權威與獨一無二的尊貴，必須將貴族壓縮至與百姓一樣的境地，只有這樣，王權意志才能在全體國家中完全純粹的貫徹到底而不會半途而廢。

——其實在周朝(前1O46~前256)的理論中，《德》與《統治權》是密切聯絡在一起的，上天會隨時可以對一個暴君撤銷他的天命，而將天命賜予一個更加有德的王朝。儒家學派曾經改進了周朝的理論，儒家更加嚴密地把王權的合法性與個別君王的道德修養聯絡起來，而不是把這個合法性同他們的王位繼承譜系相聯絡。如《大學》中賢明的君王只能是一個明德之人或中庸所謂的"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這樣，儒家學說就給最初的天命思想增添了高度的君王唯意志論(尼采的強力意志論或叔本華的生命意志論)，但它也使一個統治王朝的存在相當危險地依賴其一代又一代子孫的能力。正因為儒家思想的這種家天下與王權家族傳承的落後理念，讓儒家在當時的戰國時期完全無法實行，雖然有孔子及其門徒的極力遊說與推薦，但終於得不到當時各諸侯國的賞識與實施。

——而在戰爭動亂的戰國歲月，法家學說更加有助於保證統治的穩定性，這既符合君主的利益，又使統治者們確信，維持一個好的政府是靠制度而不是靠人。當然沒有人否認一個國家儒家的賢明的君主會管理得更好，但是這個好國家也必然是"聖制隨聖主而亡"的客觀事實。這樣，法家就讓統治者拋棄了周天子的"德"而支配了以"德"為理念的國家環境。德被拋棄反映了周天子的"天命論"的暫時衰落。這樣在3OO年之後的周代王室就成為了諸侯國的傀儡政府了。事實上，在王權的天賦神聖性上，周代的君主們已經使至高無上的"天"擺脫了商代祖先的幽靈，從而使"天子"大大地世俗化了，而之後的法家則進一步使君王政權理性化，使君主統治失去了神授的能力與迷信。這樣的政權客觀化(或許是官僚的最好武器)使帝王變成真正的凡人，這一點也正當地幫助了有法家思想的官員。

——這樣，法家就自然而然地提出另一套有別於其他的政治設想。雖然法家為了一個私姓王朝的穩定統治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同時也許還非常象徵性地強調了君王的權威性，但法家政治的事實卻是實際把國家的立法權交給了大臣們，因此，後來的君主們為了恢復帝王的重要地位，便很自然地傾向於原來的天命理論，從而漸漸地捨棄了法家的思想主張。而這一點又是如何從理論上達成的呢？這也許是從孟子造反有理的學說開始的。孟子把人民的造反看成是天的意志。君為民而治，民之樂是天賦君王的基本目標，天以此來判斷一個君王是否有德。

——而把人民的造反看成是上天的發怒，當朝王權欲倒的預兆，這個理念演變成了一個王朝更替的新的學說。而這個學說在漢期時期得到了更加全面的闡述和發揮，這個學說甚至把看到彗星的出現以及地震的發生同人民的反抗都成為了上天收回天命的訊號而不是原因。作如此解釋的一個重要學者就是儒生董仲舒。他把巜易經》的陰陽迴圈學說具體化為深奧的五行占卜原理。按照這一原理，商湯的白色取代了夏朝的紅色，而武王用周朝的黑色代替了商朝的白色。這樣的五行偱環相生相剋是上天意志的一種體現。因此朝代之間的更替與一個朝代的興衰完全是天命而非人為之功。也正是基於如此理論，漢武帝劉姓王朝的黃色替代周天子的黑色就成為了天經地儀，順理成章的天命。

——也正是如此理論的進一步推演，儒生董仲舒又說皇帝是天的兒子，叫天子，代表天來統治人民，而廣大的百姓與臣子就是天子的臣民，要絕對的服務皇帝的統治，這樣就把漢朝的地位與漢武帝劉徹的正當性給合理化與天人合一化了。

——至於漢初為什麼推崇黃老學說，那是因為戰國以來一直到秦再到漢初幾百年的戰亂，社會上的財富以及存在下來的人口數量嚴重銳減，為了緩和階級矛盾與蓄養國家的精力，因此採取了休養生息的道家思想，讓百姓自然生活生產，儘量不去幹涉他們的行為與興趣，結果經過一段時間的全國全民休整與調節發展，國家的元氣與百姓的生活基本資料才逐漸豐滿強實起來，最後取得了歷史上的"文景之治"，由於道家思想的超前性，所以它忽視了當時劉姓分封王子們的人性的現實性與貪慾的無限性，最後發展成為王族叛亂，而劉姓漢朝也因此險些崩潰。

——正是由於道家思維在現實的治國實踐上的缺陷，因此，隨著國家形勢的發展與變化，新的治國理論就不得不被提上歷史的日程，於是在治理國家，統治百姓而且又具有漢民族精神性格的儒家思想就應運而生。最終在漢武帝劉徹與儒家學子董仲舒二人之間完成了儒家思想在漢朝的確立，而以後的中國長達二幹多年的歷史也深受其影響。

不論是法家，還是道家，又或者儒家，其實都屬於中國春秋戰國時期興盛起來的一個學派。這三個學派中互相都有所共同點，但是又各自獨立。

拋開歷史來看，法家一個是打破了權力利益的壟斷，更像是一種官僚資本主義，所有物資歸屬於皇帝，而天下之人無功不受祿，即便是皇親國戚也不能例外，想要獲得分封的爵位或者土地只有一個：服務於國家，併為國家持續貢獻能量。這在當時來看，對於普通民眾而言極大促進了其為國家服務的精神。另一方面，法家不只是一種刑法制度，更像是一個全方位的對於國家政治、軍事、經濟、農業的一種規範個要求。

不光是人口的問題，西漢初年，實際上又恢復到了諸侯國的時期，劉邦更像是周天子的位置。他雖然名為帝王，實際上只是掌握了諸侯征伐的主權。而這種諸侯思想到統一帝國的演變，是需要一個時間週期的。

所以漢朝初年選擇了道家思想為其統治綱領。

道家思想，一個重要的核心就是遵循自然無為而治。但是一切又不拘泥於過去，時刻能夠變化以適應需要。

這在西漢初年來看，是非常符合社會需要的。在西漢的無為而治下，漢朝的國力也逐漸變得強大，恢復到了秦國初期水平，到了漢武帝時期達到一個巔峰。

但是，這個時候的漢朝並不是完全拋棄了法家的思想，不然法家也不會流傳下去。漢朝政府選擇對於秦法以選擇，淡化刑罰，而使民眾更多的安心於生產生活，並從法律上以新形勢下的變化，比如漢初對於婚姻和生育的要求。

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朝經過幾代帝王的積攢，國力已經變得強大。而匈奴此時依然保持其在北方的強勢地位，對漢朝北方領土騷擾搶掠。漢武帝已經咽不下這口氣了。他決定予以改變，對匈奴打擊，對內部統一。

而儒家適時的把自己推送了出來。

儒家一直提倡的便是“禮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來規範大家的思想，然後提倡自我修養，以報效帝王家。這種思想特性，與其說是儒家，更像是專門為帝王皇室服務的“儒教”。

所以儒家文化思想與漢武帝的實際需求不謀而合。迅速推行全國，讓道家、法家等思想流派受到深重的打擊。

不過漢武帝也不是個完全糊塗的人。漢朝初期繼承的一部分法家思想得到了保留和堅持，但是更多的是儒家的逐漸增強的禮法思想。而道家則被放逐到了鄉野之間險遭滅家。

從現在來看，當年的法家思想具有著很強的時代超前性質。可惜沒有持續下去，不得不說是一種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