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聯邦國防軍近年因軍費預算不足，裝備陳舊，加上各種負面訊息打擊，士氣已頗為挫敗。如今又傳出德軍精銳—陸軍特種部隊司令部（KSK），有遭到極右翼極端主義滲透的高度危險，引發輿論震撼。
德國國防部長安格麗特·克朗普-卡倫鮑爾7月1日宣佈，“KSK已經無法再以現狀繼續存在，必須從內徹底改革，並與聯邦國防軍融洽整合。”由於這支部隊部分成員的思想已被極右翼好戰者控制，柏林當局在經過長期的軍情調查後發現：從疑似納粹崇拜、與新納粹組織過從甚密、洩露政要個人資訊，再到部隊軍火彈藥的無故消失；KSK內部存在極大安全威脅，尤其是KSK麾下的第二突擊連情況最為嚴重，該連將就地撤編、不再補員，未解散的單位則要重建指揮鏈。
德國國防部的一份報告指出，KSK精英特戰部隊儼然是德軍的化外之地，已經無法依靠現有結構完成指揮體系改革。調查證實，德國軍中認同極右翼的情況嚴重，氛圍彷彿當年納粹黨崛起。
以反恐任務縱橫於中東、巴爾幹半島等地的KSK特種部隊，曾與美軍及北約盟國特戰單位一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參加聯合行動。那麼，作為德軍精銳之師的KSK，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全名為“德國陸軍特種部隊司令部”的KSK，是德國聯邦國防軍的精英部隊，創建於1996年，並於次年編入現役。KSK司令部位於巴登-符騰堡州的卡爾夫，由總部（設心理戰局、語言局）、部隊開發組、行動部隊（編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突擊連；特別突擊連；培訓和發展中心）、支援部隊四大塊組成，現有總兵力約1,700人。
從1973年直到1996年，西德（兩德統一後為德國）政府一直把執行各種反恐和特種行動的職責給予聯邦警察第九邊防大隊（GSG-9）—一支於1972年“慕尼黑慘案”後成立，接受過高強度訓練的特種警察部隊。在1973年以前，陸軍中的遠距離偵察部隊（Fernspäher）、海軍中的蛙人作戰部隊（Kampfschwimmer），及於1989年成立的特種武器護送連（Sonderwaffenbegleitkompanien）為德國國防軍擁有的可與外國特種部隊匹敵的軍事單位。但在1997年1月1日KSK成軍後，幾乎所有隸屬特種武器護送連的分隊均遭到解散或併入這支新組建的部隊。
KSK主要執行反恐、人質救援、空降作戰等高危險的軍事使命，從成立至今，他們已從事過無數次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祕密行動。就像德國所有的軍事單位一樣，KSK的實戰部署均需要獲得來自聯邦議會的授權，目前已知該部在科索沃戰爭期間首次被派遣海外，並參與過阿富汗戰爭。但因特種部隊的特殊性質，KSK的具體編制、行動細節、以及成功戰例和傷亡率，一向被視為是最高機密而鮮為外界所知，必要時甚至還會向聯邦議會的最高級別成員隱瞞。德國軍方這種做法引起了一些嚴重的問題，並導致一份與議會協議的簽訂，以增加KSK的行動透明度和問責力度。協議要求軍方向聯邦議會的選定成員披露較詳盡的任務細節，並就KSK部隊的未來部署進行協商。
然而，這支德國軍隊戰力極強、裝備最先進的精銳勁旅，近年卻仍然壟罩於極右翼勢力滲透的陰影之下，並因此成為輿論追逐的焦點。
最早在2003年，KSK指揮官萊因哈德·根策便曾因為談話中大力支援“猶太人為「作惡者」（Tätervolk）”這一涉及反猶主義的說法，而引發軒然大波，最終在各界壓力下提前退休。不過德國軍方對於KSK遭極右翼滲入的警惕，卻是自2017年該部隊一連串的極右傾向爭議爆出後，才有比較積極的檯面動作。
據傳，2017年在KSK某位軍官的送別派對上，不只一邊播送著納粹音樂，一邊還有人大肆扔擲著被斬的豬頭，疑似帶有侮辱伊斯蘭文化的意味，更有喝醉的軍人驚駭地做出了在德國明令禁止的向希特勒敬禮的納粹手勢。儘管一名與會者事後向上司舉報，但當時在場約70名官兵中，卻沒有任何一人願意對此多作說明，形成了詭異且默契的集體沉默。後來種種軍紀指控也在證據不足之下輕罰帶過，因而被輿論質疑，這是KSK成員相互掩護的“沉默之牆”。
2018年德國媒體披露，德國聯邦刑事警局（BKA）偵破了一項代號為“Day X”的極右翼刺殺陰謀，該計劃涉嫌鎖定了德國部分偏向左翼的政治人物，當中有德國前總統約阿希姆·高克、時任聯邦司法及消費者保護部部長海科·馬斯（現任外交部長）等知名政要。當局更驚訝地發現，計劃中有KSK成員牽扯其中。
此事件過後，KSK出問題的單位因被控部分高階軍官懷有新納粹思想且可能已謀劃對國家不利，便由德國軍事保安局（MAD）等情報機關加強調查。其中一項調查聚焦在一名KSK士官長與破壞專家協同運作的網路，成員包括現役軍人與平民。他們圖謀在全國藏放武器及彈藥，為志同道合的平民安排武器和戰術訓練，以備大規模移民暴亂失序時之用。
今年1月，MAD曾發出警告稱：以2019年為例，KSK內部就恐有高達600人，也就是將近1/3的部隊人員可能具有同情、支援極右翼的傾向。KSK的極右嫌疑分子人數，也比其他聯邦國防軍部隊來得更多。
在今年5月，當德國逐步放寬因新冠疫情實施的全國封鎖措施時，特警便急不可待的帶著挖掘器具，掀開了一名綽號“小綿羊”的KSK士官長在偏僻鄉村持有的一處房產。
這名士官長被懷疑是新納粹分子，警方在花園裡搜出他私自埋藏的2公斤PETN塑膠炸藥、引爆器、保險絲、1把AK-47步槍、消音器、2把刀、1把十字弓與數千發彈藥，據信絕大部分都是從軍隊裡偷出。警方還查獲一本納粹黨衛軍歌本、14本供黨衛軍前成員閱讀的雜誌，及其它不少納粹紀念物。德國議會負責督導KSK的委員會成員伊娃·霍格說：“他這是有計劃性的，且不只他一人。”
但是，德國的問題在於，政界與國家安全部門長年否認極右翼已悄悄滲入軍隊的指控，總以“個案”為由輕輕帶過，根本不承認有組織運作的可能性。出事單位的上級亦習慣於包庇，軍方儲放的軍火和彈藥失蹤也從沒展開認真調查。
當前，軍隊內部出現極右翼極端分子的案例層出不窮，有些還暗藏武器和爆裂物，這終於讓柏林政府大夢初醒；德國情報安全部門與軍方指揮高層不得不有所行動，處理這個再也輕忽不得的問題。不過，這個問題眼下又因“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之崛起而雪上加霜。德國另類選擇黨把極右翼思想合理化，利用安格拉·默克爾總理2015年收容上百萬來自中東和非洲的難民，及近期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故意在德國社會上下製造一種迫在眉睫的危機感。
軍隊中接二連三的極右與新納粹傾向嫌疑，讓德國國防部繼軍事保安局之後，於5月成立了更高級別的特別專案小組，針對KSK特種部隊內部發起有關調查。期間聯邦國防部長克朗普-卡倫鮑爾本人收到了來自KSK成員一封長達12頁的密信，信中抱怨了KSK存在著“荼毒的組織文化”（toxische Verbandskultur）。
在6月底提交給軍方的調查報告中，MAD確認了“KSK至少有20人為右翼極端嫌疑分子”，而第二突擊連的情況最為嚴重。MAD長官克里斯托夫·格拉姆向聯邦議會表示，MAD發現KSK部隊確實有著極右傾向逐年升高的現象，也有成員涉嫌與極右翼分子過從甚密。而且在近幾個月的調查過程中，同樣遭遇了“沉默之牆”的阻礙，諸多疑點與嫌疑仍未能完全查明。
此外，讓外界更詫異咋舌的還有，德國政府先前發現數量眾多的KSK彈藥與爆裂物異常外流，近日又發現KSK有高達4.8萬發子彈、62公斤的炸藥，竟然不知去向。柏林現正調查是否與軍方管理不善或失竊有關。但究竟是被竊盜？軍火彈藥庫紀錄出錯？抑或有著暗度陳倉的“內鬼”？一時卻仍無法確定。而大量軍火的盤點落差、KSK的極右滲透嫌疑，這些都是讓公眾頗為擔心一支本該保家衛國的精銳部隊，是否會淪為德國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的致命漏洞。
事實上，根據德國《明鏡》雜誌的同步報導，KSK確實可能有著“內神通外鬼”的安全疑慮。在當前的軍情調查中，一名KSK士官便被發現至少出沒於2個極右翼團體的社交媒體群組。群組對話中，流傳著至少17名德國顯赫人士，如外交部長馬斯、財政部長奧拉夫·舒爾茨、社民黨的聯邦議員卡佳·基平、自民黨黨魁的克里斯蒂安·林德納等人的手機號碼、住家地址。
這些流傳名單不由得令外界聯想起2017年的“Day X”事件。但截至今天，德國官方尚未能查出這些散播政要個人資訊與仇恨言論的極右網路，到底是由誰建立？外洩這批名單又有什麼目的？
為何KSK比起其他聯邦國防軍部隊，更容易成為極右翼的同情者、支持者？乃至成為新納粹鎖定的溫床？
最令柏林擔憂的局面是，極端分子幾乎都集中在理應最精英、對國家最忠誠的KSK特種部隊。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本月1日大動作解散隸屬於KSK的第二突擊連，前述的“小綿羊”士官長就來自這個作戰單位。
德國國防軍現役兵力總計約18.4萬人，反情報部門正在調查軍中超過600名官兵的極右翼極端主義傾向，光在KSK內部就有約20人，比例是其他單位的5倍。過去13個月，德國極右恐怖分子已刺殺一名政壇人士、攻擊一處猶太教堂、射殺移民及移民後裔共9人。
德國國內情報部門負責人托馬斯·哈登範恩坦承，極右翼極端與恐怖主義“是今日德國民主的最大危害。” 而多年來，德國軍方、情報官員和一些不避諱自身為極右翼的人士，所有人都曾經提到由現、退役軍警組成的全國網路同極右派的關係。
在很多案例中，德軍官兵利用相關網路為所謂的Day X做準備，也就是他們認為德國民主秩序崩壞的日子；柏林也憂心這真的會成為某一天發動恐攻進而政變的藉口。一些德國媒體已將危險程度比擬為1920年代的“影子軍隊”，當年隱藏在軍隊裡的民族主義分子就在暗中策劃政變陰謀、推翻民選政府。
德國軍方官員們也談到，招募新兵時能察覺出“價值觀轉變”。在對話時，官兵們都反映，轉折點應該就是2015年的移民危機。軍人們回憶當時數十萬人從敘利亞、阿富汗湧入德國尋求庇護時，部隊心情都充滿焦慮。
今年6月，一名KSK士兵寫了封12頁的長信給國防部長，懇請國防部調查他所稱部隊內的“不良認同文化”和“恐懼文化”。爆料者寫道，極端分子同僚的內情都被“集體忽略甚至包庇”，一名教官還把KSK比做納粹黨衛軍（Waffen SS）。
德國國會督導情報系統的委員會副主席康斯坦丁·馮·諾茲說：“一旦認真開始檢視，就發現一大堆案例。當出現數百樁個案時，就表示這是結構性問題，絕對讓人憂心。”
KSK指揮官馬庫斯·克雷特邁爾將軍說：“我沒法解釋為何軍中疑似有那麼多極右翼極端主義案例。”KSK所受極右翼思想的影響，顯然比聯邦國防軍多數單位更嚴重，這看來已成事實。
德國2011年廢除義務役，部隊改採志願役，結果就是軍隊結構越來越難以反映整體社會現狀，兵源侷限在極小一部分。KSK官兵有“極高比例”來自前東德地區，且疑為極右翼極端分子的KSK成員約一半是德國東部人。東部地區也正是德國另類選擇黨支持者比例高漲的地區。
除了兵源，KSK易遭極右組織侵入，還可能與其極為保密、作戰任務壓力大，獨立於軍隊常規系統，並對政府和軍方防務政策的多年不滿有關。
因為特種部隊的特性，KSK訓練基地深隱於德國黑森林地帶，本身就與世隔絕；絕密的軍事行動也讓他們較難以與一般人一樣，發展長期穩定的互動關係，部隊官兵也多半婚姻狀況不理想。
儘管KSK已是德軍當中軍費、裝備等資源最不虞匱乏的精銳部隊，但礙於歷史因素、輿論抗議和國防政策等，KSK近20年來更著重於海外協同訓練與人質救援等行動，反而不是槍林彈雨的實戰。這也讓部分自視甚高的KSK成員對軍方及政府領導層感到不滿。
長期緊張的高壓環境和對政治現狀的壓抑憤怒，或許在無形間增添了KSK走向極端的風險。德國軍事史學家索克·奈策稱，當部隊之間橫向的凝聚力，壓倒了縱向的垂直凝聚力（也就是與軍事及政治領導層的聯絡），這種平衡的破裂便很容易造成特立獨行的“部落主義”（Tribalismus）。
首先，KSK從一開始的招募大門便相對狹窄、不透明。最初，只有德國國防軍的軍官和士官才能夠申請加入KSK並試用。作為先決條件，申請人必須親自完成國防軍突擊隊課程。從2005年起，一般平民和常規部隊的士兵才能夠申請。在KSK激烈的選拔過程啟動之前，參與者還必須先完成為期18個月的遠端監視訓練週期。
其次，KSK指揮訓練也因特種部隊的作戰需求，而與一般部隊不一樣。當成功經過選拔過程後，入選KSK人員可獲得為期二至三年的培訓週期。培訓包含叢林、沙漠、城市、極地、海陸兩棲作戰及在全球各地17所以上的軍校舉行的反恐課程。但這些訓練自始自終缺乏來自外部的專家輔導與顧問。KSK發生問題的單位內部有一部分就是在孤立狀態中發展出不良文化，指揮官卻常年默許。
相較之下，同樣肩負反恐任務的德國聯邦特種警察部隊GSG-9，便有著外部專家的招募篩選建議。雖然近年德國的警察體系也遭到極右翼滲透，但GSG-9的極端傾向相對沒那麼明顯。
此間，KSK親納粹的極右醜聞爆出後，對德國軍方的形象和士氣，又一次構成嚴重打擊。近年德國聯邦國防軍無論是軍事裝置老舊、國防預算缺乏、招募的缺兵危機，都早已不是新聞；但在極右翼勢力正於德國政壇攻城掠地，並不時發動無差別攻擊的大背景下，作為軍中之軍、國之重器的KSK特種部隊卻反遭極右翼滲透，才格外令德中國人關注。
“極右翼在德國聯邦國防軍，絕無容身之處！”國防部長的克朗普-卡倫鮑爾如此宣示，她並強調構建德軍特種部隊的4大單位裡，除了第二突擊連成建制撤編外，將針對KSK整個作訓系統實施徹底改革。在重組整頓完成以前，KSK也暫時不會參加軍事演習和軍事行動。但KSK現任總指揮官克雷特邁爾准將，則預計將會留任。
德國聯邦國防軍近年因軍費預算不足，裝備陳舊，加上各種負面訊息打擊，士氣已頗為挫敗。如今又傳出德軍精銳—陸軍特種部隊司令部（KSK），有遭到極右翼極端主義滲透的高度危險，引發輿論震撼。
德國國防部長安格麗特·克朗普-卡倫鮑爾7月1日宣佈，“KSK已經無法再以現狀繼續存在，必須從內徹底改革，並與聯邦國防軍融洽整合。”由於這支部隊部分成員的思想已被極右翼好戰者控制，柏林當局在經過長期的軍情調查後發現：從疑似納粹崇拜、與新納粹組織過從甚密、洩露政要個人資訊，再到部隊軍火彈藥的無故消失；KSK內部存在極大安全威脅，尤其是KSK麾下的第二突擊連情況最為嚴重，該連將就地撤編、不再補員，未解散的單位則要重建指揮鏈。
德國國防部的一份報告指出，KSK精英特戰部隊儼然是德軍的化外之地，已經無法依靠現有結構完成指揮體系改革。調查證實，德國軍中認同極右翼的情況嚴重，氛圍彷彿當年納粹黨崛起。
以反恐任務縱橫於中東、巴爾幹半島等地的KSK特種部隊，曾與美軍及北約盟國特戰單位一起，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參加聯合行動。那麼，作為德軍精銳之師的KSK，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全名為“德國陸軍特種部隊司令部”的KSK，是德國聯邦國防軍的精英部隊，創建於1996年，並於次年編入現役。KSK司令部位於巴登-符騰堡州的卡爾夫，由總部（設心理戰局、語言局）、部隊開發組、行動部隊（編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突擊連；特別突擊連；培訓和發展中心）、支援部隊四大塊組成，現有總兵力約1,700人。
從1973年直到1996年，西德（兩德統一後為德國）政府一直把執行各種反恐和特種行動的職責給予聯邦警察第九邊防大隊（GSG-9）—一支於1972年“慕尼黑慘案”後成立，接受過高強度訓練的特種警察部隊。在1973年以前，陸軍中的遠距離偵察部隊（Fernspäher）、海軍中的蛙人作戰部隊（Kampfschwimmer），及於1989年成立的特種武器護送連（Sonderwaffenbegleitkompanien）為德國國防軍擁有的可與外國特種部隊匹敵的軍事單位。但在1997年1月1日KSK成軍後，幾乎所有隸屬特種武器護送連的分隊均遭到解散或併入這支新組建的部隊。
KSK主要執行反恐、人質救援、空降作戰等高危險的軍事使命，從成立至今，他們已從事過無數次在歐洲和其他地區的祕密行動。就像德國所有的軍事單位一樣，KSK的實戰部署均需要獲得來自聯邦議會的授權，目前已知該部在科索沃戰爭期間首次被派遣海外，並參與過阿富汗戰爭。但因特種部隊的特殊性質，KSK的具體編制、行動細節、以及成功戰例和傷亡率，一向被視為是最高機密而鮮為外界所知，必要時甚至還會向聯邦議會的最高級別成員隱瞞。德國軍方這種做法引起了一些嚴重的問題，並導致一份與議會協議的簽訂，以增加KSK的行動透明度和問責力度。協議要求軍方向聯邦議會的選定成員披露較詳盡的任務細節，並就KSK部隊的未來部署進行協商。
然而，這支德國軍隊戰力極強、裝備最先進的精銳勁旅，近年卻仍然壟罩於極右翼勢力滲透的陰影之下，並因此成為輿論追逐的焦點。
最早在2003年，KSK指揮官萊因哈德·根策便曾因為談話中大力支援“猶太人為「作惡者」（Tätervolk）”這一涉及反猶主義的說法，而引發軒然大波，最終在各界壓力下提前退休。不過德國軍方對於KSK遭極右翼滲入的警惕，卻是自2017年該部隊一連串的極右傾向爭議爆出後，才有比較積極的檯面動作。
據傳，2017年在KSK某位軍官的送別派對上，不只一邊播送著納粹音樂，一邊還有人大肆扔擲著被斬的豬頭，疑似帶有侮辱伊斯蘭文化的意味，更有喝醉的軍人驚駭地做出了在德國明令禁止的向希特勒敬禮的納粹手勢。儘管一名與會者事後向上司舉報，但當時在場約70名官兵中，卻沒有任何一人願意對此多作說明，形成了詭異且默契的集體沉默。後來種種軍紀指控也在證據不足之下輕罰帶過，因而被輿論質疑，這是KSK成員相互掩護的“沉默之牆”。
2018年德國媒體披露，德國聯邦刑事警局（BKA）偵破了一項代號為“Day X”的極右翼刺殺陰謀，該計劃涉嫌鎖定了德國部分偏向左翼的政治人物，當中有德國前總統約阿希姆·高克、時任聯邦司法及消費者保護部部長海科·馬斯（現任外交部長）等知名政要。當局更驚訝地發現，計劃中有KSK成員牽扯其中。
此事件過後，KSK出問題的單位因被控部分高階軍官懷有新納粹思想且可能已謀劃對國家不利，便由德國軍事保安局（MAD）等情報機關加強調查。其中一項調查聚焦在一名KSK士官長與破壞專家協同運作的網路，成員包括現役軍人與平民。他們圖謀在全國藏放武器及彈藥，為志同道合的平民安排武器和戰術訓練，以備大規模移民暴亂失序時之用。
今年1月，MAD曾發出警告稱：以2019年為例，KSK內部就恐有高達600人，也就是將近1/3的部隊人員可能具有同情、支援極右翼的傾向。KSK的極右嫌疑分子人數，也比其他聯邦國防軍部隊來得更多。
在今年5月，當德國逐步放寬因新冠疫情實施的全國封鎖措施時，特警便急不可待的帶著挖掘器具，掀開了一名綽號“小綿羊”的KSK士官長在偏僻鄉村持有的一處房產。
這名士官長被懷疑是新納粹分子，警方在花園裡搜出他私自埋藏的2公斤PETN塑膠炸藥、引爆器、保險絲、1把AK-47步槍、消音器、2把刀、1把十字弓與數千發彈藥，據信絕大部分都是從軍隊裡偷出。警方還查獲一本納粹黨衛軍歌本、14本供黨衛軍前成員閱讀的雜誌，及其它不少納粹紀念物。德國議會負責督導KSK的委員會成員伊娃·霍格說：“他這是有計劃性的，且不只他一人。”
但是，德國的問題在於，政界與國家安全部門長年否認極右翼已悄悄滲入軍隊的指控，總以“個案”為由輕輕帶過，根本不承認有組織運作的可能性。出事單位的上級亦習慣於包庇，軍方儲放的軍火和彈藥失蹤也從沒展開認真調查。
當前，軍隊內部出現極右翼極端分子的案例層出不窮，有些還暗藏武器和爆裂物，這終於讓柏林政府大夢初醒；德國情報安全部門與軍方指揮高層不得不有所行動，處理這個再也輕忽不得的問題。不過，這個問題眼下又因“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之崛起而雪上加霜。德國另類選擇黨把極右翼思想合理化，利用安格拉·默克爾總理2015年收容上百萬來自中東和非洲的難民，及近期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故意在德國社會上下製造一種迫在眉睫的危機感。
軍隊中接二連三的極右與新納粹傾向嫌疑，讓德國國防部繼軍事保安局之後，於5月成立了更高級別的特別專案小組，針對KSK特種部隊內部發起有關調查。期間聯邦國防部長克朗普-卡倫鮑爾本人收到了來自KSK成員一封長達12頁的密信，信中抱怨了KSK存在著“荼毒的組織文化”（toxische Verbandskultur）。
在6月底提交給軍方的調查報告中，MAD確認了“KSK至少有20人為右翼極端嫌疑分子”，而第二突擊連的情況最為嚴重。MAD長官克里斯托夫·格拉姆向聯邦議會表示，MAD發現KSK部隊確實有著極右傾向逐年升高的現象，也有成員涉嫌與極右翼分子過從甚密。而且在近幾個月的調查過程中，同樣遭遇了“沉默之牆”的阻礙，諸多疑點與嫌疑仍未能完全查明。
此外，讓外界更詫異咋舌的還有，德國政府先前發現數量眾多的KSK彈藥與爆裂物異常外流，近日又發現KSK有高達4.8萬發子彈、62公斤的炸藥，竟然不知去向。柏林現正調查是否與軍方管理不善或失竊有關。但究竟是被竊盜？軍火彈藥庫紀錄出錯？抑或有著暗度陳倉的“內鬼”？一時卻仍無法確定。而大量軍火的盤點落差、KSK的極右滲透嫌疑，這些都是讓公眾頗為擔心一支本該保家衛國的精銳部隊，是否會淪為德國國家安全及社會治安的致命漏洞。
事實上，根據德國《明鏡》雜誌的同步報導，KSK確實可能有著“內神通外鬼”的安全疑慮。在當前的軍情調查中，一名KSK士官便被發現至少出沒於2個極右翼團體的社交媒體群組。群組對話中，流傳著至少17名德國顯赫人士，如外交部長馬斯、財政部長奧拉夫·舒爾茨、社民黨的聯邦議員卡佳·基平、自民黨黨魁的克里斯蒂安·林德納等人的手機號碼、住家地址。
這些流傳名單不由得令外界聯想起2017年的“Day X”事件。但截至今天，德國官方尚未能查出這些散播政要個人資訊與仇恨言論的極右網路，到底是由誰建立？外洩這批名單又有什麼目的？
為何KSK比起其他聯邦國防軍部隊，更容易成為極右翼的同情者、支持者？乃至成為新納粹鎖定的溫床？
最令柏林擔憂的局面是，極端分子幾乎都集中在理應最精英、對國家最忠誠的KSK特種部隊。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本月1日大動作解散隸屬於KSK的第二突擊連，前述的“小綿羊”士官長就來自這個作戰單位。
德國國防軍現役兵力總計約18.4萬人，反情報部門正在調查軍中超過600名官兵的極右翼極端主義傾向，光在KSK內部就有約20人，比例是其他單位的5倍。過去13個月，德國極右恐怖分子已刺殺一名政壇人士、攻擊一處猶太教堂、射殺移民及移民後裔共9人。
德國國內情報部門負責人托馬斯·哈登範恩坦承，極右翼極端與恐怖主義“是今日德國民主的最大危害。” 而多年來，德國軍方、情報官員和一些不避諱自身為極右翼的人士，所有人都曾經提到由現、退役軍警組成的全國網路同極右派的關係。
在很多案例中，德軍官兵利用相關網路為所謂的Day X做準備，也就是他們認為德國民主秩序崩壞的日子；柏林也憂心這真的會成為某一天發動恐攻進而政變的藉口。一些德國媒體已將危險程度比擬為1920年代的“影子軍隊”，當年隱藏在軍隊裡的民族主義分子就在暗中策劃政變陰謀、推翻民選政府。
德國軍方官員們也談到，招募新兵時能察覺出“價值觀轉變”。在對話時，官兵們都反映，轉折點應該就是2015年的移民危機。軍人們回憶當時數十萬人從敘利亞、阿富汗湧入德國尋求庇護時，部隊心情都充滿焦慮。
今年6月，一名KSK士兵寫了封12頁的長信給國防部長，懇請國防部調查他所稱部隊內的“不良認同文化”和“恐懼文化”。爆料者寫道，極端分子同僚的內情都被“集體忽略甚至包庇”，一名教官還把KSK比做納粹黨衛軍（Waffen SS）。
德國國會督導情報系統的委員會副主席康斯坦丁·馮·諾茲說：“一旦認真開始檢視，就發現一大堆案例。當出現數百樁個案時，就表示這是結構性問題，絕對讓人憂心。”
KSK指揮官馬庫斯·克雷特邁爾將軍說：“我沒法解釋為何軍中疑似有那麼多極右翼極端主義案例。”KSK所受極右翼思想的影響，顯然比聯邦國防軍多數單位更嚴重，這看來已成事實。
德國2011年廢除義務役，部隊改採志願役，結果就是軍隊結構越來越難以反映整體社會現狀，兵源侷限在極小一部分。KSK官兵有“極高比例”來自前東德地區，且疑為極右翼極端分子的KSK成員約一半是德國東部人。東部地區也正是德國另類選擇黨支持者比例高漲的地區。
除了兵源，KSK易遭極右組織侵入，還可能與其極為保密、作戰任務壓力大，獨立於軍隊常規系統，並對政府和軍方防務政策的多年不滿有關。
因為特種部隊的特性，KSK訓練基地深隱於德國黑森林地帶，本身就與世隔絕；絕密的軍事行動也讓他們較難以與一般人一樣，發展長期穩定的互動關係，部隊官兵也多半婚姻狀況不理想。
儘管KSK已是德軍當中軍費、裝備等資源最不虞匱乏的精銳部隊，但礙於歷史因素、輿論抗議和國防政策等，KSK近20年來更著重於海外協同訓練與人質救援等行動，反而不是槍林彈雨的實戰。這也讓部分自視甚高的KSK成員對軍方及政府領導層感到不滿。
長期緊張的高壓環境和對政治現狀的壓抑憤怒，或許在無形間增添了KSK走向極端的風險。德國軍事史學家索克·奈策稱，當部隊之間橫向的凝聚力，壓倒了縱向的垂直凝聚力（也就是與軍事及政治領導層的聯絡），這種平衡的破裂便很容易造成特立獨行的“部落主義”（Tribalismus）。
首先，KSK從一開始的招募大門便相對狹窄、不透明。最初，只有德國國防軍的軍官和士官才能夠申請加入KSK並試用。作為先決條件，申請人必須親自完成國防軍突擊隊課程。從2005年起，一般平民和常規部隊的士兵才能夠申請。在KSK激烈的選拔過程啟動之前，參與者還必須先完成為期18個月的遠端監視訓練週期。
其次，KSK指揮訓練也因特種部隊的作戰需求，而與一般部隊不一樣。當成功經過選拔過程後，入選KSK人員可獲得為期二至三年的培訓週期。培訓包含叢林、沙漠、城市、極地、海陸兩棲作戰及在全球各地17所以上的軍校舉行的反恐課程。但這些訓練自始自終缺乏來自外部的專家輔導與顧問。KSK發生問題的單位內部有一部分就是在孤立狀態中發展出不良文化，指揮官卻常年默許。
相較之下，同樣肩負反恐任務的德國聯邦特種警察部隊GSG-9，便有著外部專家的招募篩選建議。雖然近年德國的警察體系也遭到極右翼滲透，但GSG-9的極端傾向相對沒那麼明顯。
此間，KSK親納粹的極右醜聞爆出後，對德國軍方的形象和士氣，又一次構成嚴重打擊。近年德國聯邦國防軍無論是軍事裝置老舊、國防預算缺乏、招募的缺兵危機，都早已不是新聞；但在極右翼勢力正於德國政壇攻城掠地，並不時發動無差別攻擊的大背景下，作為軍中之軍、國之重器的KSK特種部隊卻反遭極右翼滲透，才格外令德中國人關注。
“極右翼在德國聯邦國防軍，絕無容身之處！”國防部長的克朗普-卡倫鮑爾如此宣示，她並強調構建德軍特種部隊的4大單位裡，除了第二突擊連成建制撤編外，將針對KSK整個作訓系統實施徹底改革。在重組整頓完成以前，KSK也暫時不會參加軍事演習和軍事行動。但KSK現任總指揮官克雷特邁爾准將，則預計將會留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