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紀念"的年份，愛因斯坦是關鍵詞。因為他，聯合國將2005年確定為"國際物理年"———100年前，26歲的愛因斯坦連續發表5篇論文，推出相對論和量子理論。從此，一切都不同了，而那一年，人們管它叫"奇蹟"。
愛因斯坦的科學思維來自他對世界一種純真的看法，他相信可以用"思想的實驗室"來建立對真相的簡單描述。孩童般純淨的視角，甚至使他對人類政治也抱以樂觀的態度。
那個時候的歐洲，也的確瀰漫著Sunny般的情緒。關於"人類進步"、"理性勝利"的神話不斷被續寫，知識界一派歡欣鼓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將他們拋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
戰爭的第二年，愛因斯坦與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有一次會面；在燃燒的迷津中，他們不約而同地扮演著"那個冷靜的反戰者"。但羅蘭還是感到了詫異———"愛因斯坦對於他所出生的那個國家的判斷令人難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沒有一個德華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他還有些不解———"在這個夢幻般的歲月裡，別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會極其痛苦，愛因斯坦卻不然，他剛才還笑呢"。
中年的愛因斯坦是一個純粹的和平主義者，他反對任何情況下的戰爭，並勸人們拒服兵役。其間，他曾是國聯"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的一員，最後卻不得不承認："它是我所參與過的最沒有效率的事業"。於是，這位以揭示真相為己任的天才，開始感到了接觸真相的苦痛：在這個渾濁的年代，理想註定乏力，它甚至是不合時宜的。
但現實卻再一次跟天才開了玩笑。原子彈的毀滅性力量，甚至讓它的"發明者"都目瞪口呆，而當這武器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炸響，人性便墮落到了崩潰的邊緣。直面20萬平民的傷亡，樂觀的愛因斯坦幾乎不能言語。許多年以後，在一場有關"廣島悲劇五十年"的討論中，哲學家羅爾斯終於道出：原子彈轟炸對於結束戰爭實無必要，它之所以被投向日本，很大程度上出自於美國政治家、軍事家對亞洲的種族主義偏見。而那時，愛因斯坦只說了一句："我真痛心。"
兩次世界大戰的"黑暗經歷"，沒收了愛因斯坦的笑容。作為物理學家，他所還原的真相不斷透露出"不確定"的資訊，作為人道主義者，他卻要堅持世界"不是上帝以擲骰子的方式決定的"。
致命的矛盾中，愛因斯坦痛苦掙扎，卻不能夠停止思考。1948年，他發表了一封《致知識分子的信》，反覆追問："什麼是我們(科學家)更加重要的任務？我們心中所熱望的社會目標又是什麼？"
這裡不妨說，以愛因斯坦為象徵的現代科技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大喜"與"大悲"之間的距離空前縮短；而喜抑或悲，卻已經不是科學家這個特定群體所能掌控。歷史的演繹，一次又一次地脫離愛因斯坦的設想，哪怕他擁有一顆公認為"最廈?quot;的頭腦。
在愛因斯坦的晚年，他所棲居的美國盛行"麥卡錫主義"，許多知識分子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迫害，"自由民主"的聲譽一落千丈。1953年，一位被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傳訊的教師，向愛因斯坦求助，他得到了這樣的乾脆回覆："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
回覆見諸報端後，愛因斯坦即被斥為不負責任和"極端主義的"，麥卡錫則宣佈任何接受建議的人都是"美國的敵人"。這多少讓人聯想到愛因斯坦最初的"純粹"，但他再無需懺悔，因為這一次歷史認可了他的鬥爭。
紀念愛因斯坦，我們或許很難簡單地以"成功"這樣的詞彙形容他。他痛心，他微笑；他是眾矢之的，他受萬眾景仰；他比誰都清楚現實的混亂和無序，卻執意要質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這，是天才，更是勇氣。
在這個"紀念"的年份，愛因斯坦是關鍵詞。因為他，聯合國將2005年確定為"國際物理年"———100年前，26歲的愛因斯坦連續發表5篇論文，推出相對論和量子理論。從此，一切都不同了，而那一年，人們管它叫"奇蹟"。
愛因斯坦的科學思維來自他對世界一種純真的看法，他相信可以用"思想的實驗室"來建立對真相的簡單描述。孩童般純淨的視角，甚至使他對人類政治也抱以樂觀的態度。
那個時候的歐洲，也的確瀰漫著Sunny般的情緒。關於"人類進步"、"理性勝利"的神話不斷被續寫，知識界一派歡欣鼓舞———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將他們拋入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
戰爭的第二年，愛因斯坦與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有一次會面；在燃燒的迷津中，他們不約而同地扮演著"那個冷靜的反戰者"。但羅蘭還是感到了詫異———"愛因斯坦對於他所出生的那個國家的判斷令人難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沒有一個德華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他還有些不解———"在這個夢幻般的歲月裡，別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會極其痛苦，愛因斯坦卻不然，他剛才還笑呢"。
中年的愛因斯坦是一個純粹的和平主義者，他反對任何情況下的戰爭，並勸人們拒服兵役。其間，他曾是國聯"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的一員，最後卻不得不承認："它是我所參與過的最沒有效率的事業"。於是，這位以揭示真相為己任的天才，開始感到了接觸真相的苦痛：在這個渾濁的年代，理想註定乏力，它甚至是不合時宜的。
但現實卻再一次跟天才開了玩笑。原子彈的毀滅性力量，甚至讓它的"發明者"都目瞪口呆，而當這武器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炸響，人性便墮落到了崩潰的邊緣。直面20萬平民的傷亡，樂觀的愛因斯坦幾乎不能言語。許多年以後，在一場有關"廣島悲劇五十年"的討論中，哲學家羅爾斯終於道出：原子彈轟炸對於結束戰爭實無必要，它之所以被投向日本，很大程度上出自於美國政治家、軍事家對亞洲的種族主義偏見。而那時，愛因斯坦只說了一句："我真痛心。"
兩次世界大戰的"黑暗經歷"，沒收了愛因斯坦的笑容。作為物理學家，他所還原的真相不斷透露出"不確定"的資訊，作為人道主義者，他卻要堅持世界"不是上帝以擲骰子的方式決定的"。
致命的矛盾中，愛因斯坦痛苦掙扎，卻不能夠停止思考。1948年，他發表了一封《致知識分子的信》，反覆追問："什麼是我們(科學家)更加重要的任務？我們心中所熱望的社會目標又是什麼？"
這裡不妨說，以愛因斯坦為象徵的現代科技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大喜"與"大悲"之間的距離空前縮短；而喜抑或悲，卻已經不是科學家這個特定群體所能掌控。歷史的演繹，一次又一次地脫離愛因斯坦的設想，哪怕他擁有一顆公認為"最廈?quot;的頭腦。
在愛因斯坦的晚年，他所棲居的美國盛行"麥卡錫主義"，許多知識分子因"莫須有"的罪名遭到迫害，"自由民主"的聲譽一落千丈。1953年，一位被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傳訊的教師，向愛因斯坦求助，他得到了這樣的乾脆回覆："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
回覆見諸報端後，愛因斯坦即被斥為不負責任和"極端主義的"，麥卡錫則宣佈任何接受建議的人都是"美國的敵人"。這多少讓人聯想到愛因斯坦最初的"純粹"，但他再無需懺悔，因為這一次歷史認可了他的鬥爭。
紀念愛因斯坦，我們或許很難簡單地以"成功"這樣的詞彙形容他。他痛心，他微笑；他是眾矢之的，他受萬眾景仰；他比誰都清楚現實的混亂和無序，卻執意要質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這，是天才，更是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