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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奠定了中國詩歌的優良傳統,中國詩歌藝術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所以詩經具有文學價值,史學價值,教育價值和社會價值。
但《詩經》最大的貢獻還是其文學價值。從它的編定到流傳,就已經奠定了中國詩歌藝術抒情言志的民族文化傳統。無論是公卿大夫的詩作,還是下層平民的歌詠,中國詩歌均直面現實生活,是現實的藝術。
《詩經》的價值:內容豐富,反映了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地貌、動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
從歷史價值角度言,《詩經》實際上全面反映了西周、春秋歷史,全方位、多側面、多角度地記錄了從西周到春秋的歷史發展與現實狀況,其涉及面之廣,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全部方面——政治、經濟、軍事、民俗、文化、文學、藝術等。後世史學家的史書敘述這一歷史階段狀況時,相當部分依據了《詩經》的記載。如《大雅》的《生民》等史詩,本是歌頌祖先的頌歌,屬祭祖詩,記錄了周自母系氏族社會後期到周滅商建國的歷史,歌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等的輝煌功績。這些詩篇的歷史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它們記錄了周氏族的產生、發展及滅商建周統一天下的歷史過程,記載了這一歷史發展過程中大遷徙、大戰爭等重要歷史條件,反映了周氏族的政治、經濟、民俗、軍事等多方面情況,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史料。雖然這些史料中摻雜著神話內容,卻無可否認地有著可以置信的史實。
《詩經》的民俗價值也顯而易見,包括戀愛、婚姻、祭祀等多個方面。如《邶風·靜女》寫了貴族男女青年的相悅相愛;《邶風·終風》是男女打情罵俏的民謠;《鄭風·出其東門》反映了男子對愛情的專一。這些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反映表現各種婚姻情狀的詩篇,綜合地體現了西周春秋時期各地的民俗狀況,是瞭解中國古代婚姻史很好的材料,從中也能瞭解到古代男女對待婚姻的不同態度和婚姻觀。
《詩經》中不少描述祭祀場面或景象的詩篇,以及直接記述宗廟祭祀的頌歌,為後世留下了有關祭祀方面的民俗材料。如《邶風·簡兮》中寫到“萬舞”,以及跳“萬舞”伶人的動作、舞態,告訴人們這種類似巫舞而用之於宗廟祭祀或朝廷的舞蹈的具體狀況。更多更正規的記錄祭祀內容的詩篇,主要集中於《頌》詩中。如《天作》記成王祭祀岐山,《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時所歌。這些詩章充分表現了周人對先祖、先公、上帝、天地的恭敬虔誠,以祭祀歌頌形式,作謳歌祈禱,反映了其時人民對帝王與祖先的一種良好祈願和敬天畏命感情,從中折射出上古時代人們的心態和民俗狀況,是寶貴的民俗材料。
周代文化的鮮明特徵之一,產生了不同於前代而又深刻影響後代的禮樂文化。其中的禮,融匯了周代的思想與制度,樂則具有教化功能。《詩經》在相當程度上反映、表現了周代的這種禮樂文化,成了儲存周禮有價值的文獻之一。
例如,《小雅》的《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均為燕饗樂章,它們或燕樂嘉賓,或臣工祝頌天子;而《寥蕭》則為燕遠國之君的樂歌。從中可知周朝對於四鄰遠國,已採取睦鄰友好之禮儀政策,反映了周代禮樂應用的廣泛。又如《小雅·彤弓》,記敘了天子賜有功諸侯以彤弓,說明周初以來,對於有功於國家的諸侯,周天子均要賜以弓矢,甚而以大典形式予以頒發。相比之下,《小雅·鹿鳴》的代表性更大些,此詩是王者宴群臣嘉賓之作。“周公制禮,以《鹿鳴》列於升歌之詩。”朱熹更以為它是“燕饗通用之樂歌”詩中所寫,不光宴享嘉賓,還涉及了道(“示我周行”)、德(“德音孔昭”),從而顯示了“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
除燕饗之禮外,《詩經》反映的禮樂文化內容還有:《召南·騶虞》描寫春日田獵的“春蒐之禮”;《小雅·車攻》《小雅·吉日》描寫周宣王會同諸侯田獵;《小雅·楚茨》《小雅·甫田》《小雅·大田》等描寫祭祀先祖,祭上帝及四方、后土、先農等諸神;《周頌》中多篇寫祀文王、祀天地,可從中瞭解祭禮;《小雅·鴛鴦》頌祝貴族君子新婚,《小雅·瞻彼洛矣》展示周王會諸侯檢閱六軍,可分別從中瞭解婚禮、軍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