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虜無百年之運—宋濂《諭中原檄》

我的分析是滿族入主中原，是一個漁獵民族漢化的過程。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並超過百年的有四個：北魏、遼、金、清

其實我們細看從孝文帝的改革到皇太極的新政其實都是少數民族漢化的一個過程。

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漢化了，則國運在百年以上，不漢化的又回到老家放羊了。

其實那些明代的遺老遺少歸順新的政權是因為皇太極實行新政後，滿清政府的政策比明政府的政策更能符合漢族地主階層的利益，那麼地主階層的代言人那些大臣們會毫不猶豫的歸向滿清政府。人都是趨利性的動物，利益團體也是一樣的。

明朝的官員之所以投清與明末的黨爭其實是有很大關係的，兩派互相傷害，到了最後成了生死之敵。變得有的東西我寧願給外人也不給你，這就是明朝版的“寧與友邦，不與家奴”。然後在通敵的路上越走越遠，再也回不了頭。

其次明朝的制度之前是文官、勳貴、和皇帝平衡，三角形的關係是最穩定的。可惜土木堡之變勳貴一下基本死光，於是就變成了文官與皇帝互相爭權，而且是文官贏了。然後就變成了以文制武，外行指揮內行自然是軍事上一敗塗地，敗的多了自然聞風喪膽，覺得清朝不可戰勝。而這幫文官也不啥好鳥，贏了之後就無惡不作，爭權奪利，互相掐起來了，這就進一步的削弱了明朝的力量，打是不過，明天子又都是硬氣的，不肯遷都，文官為了報名自然就偷偷通敵了。

這個問題很正常，在古代中國，雖然儒家講究的是忠君愛國，但畢竟這只是一種倡導，到某個王朝真正滅亡前夕，很少有大臣不為自己的身家性命做打算。因此，歷朝歷代都存在所謂的"二臣"。在五代十國時期，甚至出現了馮道這種，一共五代，他一個人就做了四代名臣的例子。

所以，這種情況不足為奇。中國古代王朝是家天下，那麼大臣自然是效忠於一姓之君主，而非為全社會服務。對於他們而言，實現自己的價值才是做重要的，至於效忠哪一朝的皇帝，這不重要。所謂的"投降"，不過是換了個老闆而已，實質上沒什麼不同。

因此，從普遍意義上而言，這種情況在中國古代一直存在，明清之間發生的，並不是特例。

至於明朝的大臣為什麼投降清朝，這個表述存在一定的問題。第一，明朝大臣也不是沒有一個不投降的，像黃道周，張煌言，史可法這些抵抗派並不少，這些人是真正秉承儒家的忠君愛國思想之人，可以說，他們都值得敬佩。

第二，明朝這些大臣也不是特意要投靠清朝，只是他們對明朝沒有好感而已。京城大多數高階官員在清軍到來之前，曾經主動開門迎接李自成。這麼做，是因為崇禎皇帝本身對大臣就非常殘酷。中國古代的君臣關係，本身應該是相互尊重的，但明朝徹底打破了這個平衡，使得臣子徹底變成了君主的僕人。自然，權利與義務不對等，那麼大臣自然不想遵守義務。

以上，就是為什麼明朝大臣多降清朝的原因。

降了清便是漢奸、賊子，不降清便為忠臣良民。大清統一了全中國，不降的好人都死了，降了的都活了，到現在我們這些活著漢人，均為奸人之後代，每思至此，都後怕。

清是清來，明是明，努爾哈赤也當過明朝之臣子，亂用漢奸一詞，實乃幼稚之極！

為何明朝有很多大臣最後投靠了清朝

我們說過，崇禎有心理疾病，他性格陰沉多疑，誰也不相信，他只相信他自己。有數字統計，說他執政以後，換了十一個刑部尚書，十四個兵部尚書，誅殺總督七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這其中包括總督袁崇煥、兵部尚書熊文燦，兵部侍郎楊鎬，薊遼都御史劉策、巡撫都御史孫元化、漕運總督楊一鵬、三邊總督鄭崇儉……這些都是國家棟梁啊，崇禎只要一起疑心，那就是要殺人沒商量，他不管棟樑不棟樑的。但是，棟樑都沒有了，國家確實要垮塌。

崇禎不但殺人，而且還要虐殺，還有示眾。比如對袁崇煥，不但在大街上凌遲，還要號召百姓來分食他的肉。家屬要被流徙三千里，並抄沒家產。乾淨徹底消滅，從地球上抹去。

袁崇煥純粹忠勇戰將，此前有寧遠大捷、寧錦大捷等成功戰例，但一封反間的信，他的戰功就全部化為烏有，他成了死有餘辜的叛臣，而且死得極其悽慘。崇禎的意思是與以儆效尤，殺雞給猴兒看。可是，大家看到了什麼什麼呢？至少是看到兩點，一皇帝的弱智與殘暴，二自身的結局。跟著這樣的皇帝幹，沒有任何前景，只有死路一條。那怎麼辦，逃生吧。誰不怕滅絕人性的白色恐怖呢？

這些受過中國傳統忠孝思想薰陶的大臣，他們輕易不會變節，他們明明知道將來要被史官寫進“二臣傳”，但為了自己和家人活命，他們不得不尋找生路。生路在哪兒，在大清所給出的高官厚祿。一他們看到大清那邊政治清明，沒有隨便殺大臣的混帳事兒，二他們看到早年間投過去的范文程、李永芳等人普遍得到重用，甚至李永芳還與皇家結了親。大清的這個政治智慧，遠遠高於崇禎 “殺殺殺”的政治自殺。

被崇禎嚇得惶惶不可終日的大臣們，都在紛紛尋找逃跑的機會，也是尋找棄暗投明的機會。他們要求生。

崇禎六年（1633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降。崇禎七年（1634）四月，尚可喜降。崇禎十二年（1639年）薊遼總督洪承疇在松錦大戰被俘，降了。大清的真心有多麼真，在祖大壽身上體現得最典型。1631年（崇禎四年），大淩河之戰，糧盡援絕，他降了，可是，他很快又逃往錦州城與清軍對壘。十年後，松錦大戰中，援軍洪承疇兵敗，錦州解困徹底無望，於是，祖大壽率部再次降清。皇太極不計前嫌，照樣接收他，並委以總兵銜。祖大壽深受感動，一封信寫給外甥吳三桂，為吳三桂後來投降打下了思想基礎。

從此以後，明大臣投降大清成為一種流行。參將以上的將領有沈志祥、孫可望、孟喬芳、馬光遠、孫得功、金礪、鮑承先、祖澤潤、祖澤溥、祖澤洪、祖可法、祖澤遠、張存仁、李國英、劉武元、陳錦、劉芳名、左夢庚、田雄、馬得功、張天祿、許定國、劉良佐、趙之龍等120多人降清，他們一降，明朝也就沒有什麼像樣的大臣了。

這些人或者被授一品大員，或者被封王公等爵，除了個別如“三藩“之類，大多結局很好，有爵位的一直傳到清末，由他們的後代承襲。應該說，這些大臣都是崇禎的無償贈給大清的。

在一個大時代的拐點上，人心背向，主要取決於政治的清濁與道義的得失。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隨著崇禎皇帝自縊煤山，中華大地上出現了四大政權對峙的場景，分別是闖王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權、張獻忠建立的大西政權、滿洲人建立的大清政權和明朝宗室建立的南明政權。當時四大政權並存，擺在眾多明朝臣子面前的就是一道攸關生死富貴的選擇題，到底該跟隨誰呢？

▲南明初期形勢圖

從情感上來說，首選當然是南明政權，畢竟這些人都是大明臣子，沐浴皇恩，而且這樣一來也能顯得自己是忠貞不二之臣，名聲上也好聽。接下來就是大順政權和大西政權，畢竟朝代更迭古已有之，皇帝不管是姓朱姓李還是姓張，都是天命之人，投靠之後老老實實幹事就是了。唯獨對於歸降大清，大部分人是發自內心牴觸的——中原王朝向來以來就是以天朝上邦自居，周圍少數民族政權好一點叫臣屬，難聽一點兒就是蠻夷。當時的明朝人叫滿洲人是“建虜”和“韃子”，在他們眼裡就是一群不懂禮數的野人。現在讓他們去給這些野人當奴才，心理上能接受才怪。

▲李自成稱帝劇照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最後卻有大批文臣武將自願降清，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竟然會讓這些人發生如此巨大的轉變呢？說到底，其實是這三個政權自己“作”的。“闖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後，許多明朝官紳為求自保立馬選擇歸順，甚至出現了“衣冠介冑，叛降如雲”的場景。然而令他們萬萬沒想到的是，李自成出身窮苦，對仇富心理非常嚴重，為解決軍餉問題直接對這些人進行抄家式搜刮，誰敢反抗就活活打死。本來這些人是為了自保才選擇歸順的，眼看歸順之後人財兩空，於是眾人紛紛出逃。

▲明朝官員蠟像

另一方面，張獻忠在建立政權後非常注意籠絡人心，一邊開辦科舉，一邊任命當地人為朝廷高官員。在這套組合拳下，許多明朝官員選擇為大西政權效力，按照相關史料記載，這一人數超過了一千。然而好景不長，張獻忠也效仿李自成，採取搜刮官紳地主財產的方式來應付軍餉開支，那些投降的官員見此十分心涼，認為張獻忠“匪氣未改”，於是選擇觀望並等待機會。

▲南明皇帝上朝聽政場景復原

得知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後，兩撥人馬不約而同地開始南逃。然而迎接他們的不是高官厚祿和熱烈歡迎，而是一輪輪嚴苛的審查。權臣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為打擊政敵，指責他們曾經歸順過叛匪政權，有變節嫌疑，於是藉機展開了各種審查迫害。就在這群人處於水深火熱之時，他們眼中的“蠻夷”卻做出了一系列頗為文明的事情。攝政王多爾袞採納了漢族大臣洪承疇、范文程等人的建議，公開宣佈，凡是明朝內閣六部的官員願意歸順的，依然還是擔任原職，唯一不同的就是和滿洲官員共事罷了。

▲攝政王多爾袞畫像

曾經歸降其他政權的官員，只要誠心歸順，一律既往不咎。這種寬容大度，與南明政權的睚眥必報相比，反差實在太過強烈，眾人於是紛紛改投大清。事實上，清朝也確實算是說話算數，投降官員基本都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甚至有些人還受到重用，官職比在明朝時更高。有了鮮活的案例和鮮明的對比，越來越多的漢族官紳前來投靠，滿清統治者很快坐穩了江山，並最終消滅了各路對手，成為萬里中原之主，開啟了嶄新的王朝盛世。

參考文獻：

《南明史·第一冊》《聖教入川記》

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句話是稱讚明朝皇帝的，雖然明朝皇帝很有骨氣，但是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有骨氣，況且人各有志，有大臣投降也不奇怪。

一句話，因為明朝的皇帝不能得人。

滿清叛明，明以熊廷弼平叛。熊廷弼頗有才能，皇帝害怕他勢力做大，罷黜了他，找了一個聽話的庸才袁應泰，遼瀋遂陷。後來又啟用熊廷弼，但還不敢放權，派王化貞牽制他。後來兵敗，熊廷弼被處死。

但天不棄明朝，又來了一個袁崇煥，力拒清兵，甚至把努爾哈赤打的兵敗受傷而死。

可明朝已無藥可救了，就這麼個將才，被皇帝凌遲了。

明朝自武宗以後，朝政大壞。皇帝有的忙著搞真人秀，非要御駕親征，有的忙著煉丹求長生，有的和大臣鬧情緒，不上朝。肆意妄為，崇信太監，不理朝政，雖有張居正力挽狂瀾，但其勢已不可收拾。

所謂主賢臣忠，皇上早已不像皇上了，那臣子如何忠呢？

況且越是無能的掌權者，猜疑心越重，做下屬的能力越強越難做。無能被殺，立功照樣被殺。

文章開頭提的熊廷弼、袁崇煥就是例子，但決不是孤例，而是普遍現象。

所謂兔死狐悲，面對那些死去的同僚的血，其他的將領該何去何從？

洪承疇兵敗降清，試問他不降清回到明朝，會是什麼下場呢？

這就是皇N代通病，仗著祖宗的基業，認為自己天生就該擁有一切，高高在上，對眾生生殺與奪，絲毫不在乎人心背向，最後必被眾人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