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歷史上改朝換代非常頻繁，地方朝廷割據、異族佔據半壁河山也多次出現。但是南宋時出現的是北方異族強盛，而全然退無可退的情況，與東晉南朝類似。然而，這個情況來得不是很突然，南宋君臣有足夠的準備時間，相反，南明則沒有這麼幸運了。

南宋所面對的，先是金滅北宋，繼而是蒙古滅金攻宋。金滅北宋時，並沒有做好一統江南的準備，也欠缺一統天下的雄心，因此金國並沒有一鼓作氣南下推進，給了趙宋建立南宋的機會。蒙古也是在處理完成北方一系列王朝之後，才最終攻宋的。因為，南宋得以堅持150來年，與北方異族的攻伐意志和攻伐策略是離不開的。

而在南明時期，關外異族基本上是穩紮穩打，快速向南向西推進，沒有給南明朝廷多少緩衝時間。南明根基還沒有穩固，即被擊破了。

至於南宋和南明內部，也有相當大的差別。南宋建立時，即便強敵虎視眈眈，但南宋君臣大體上是團結的，南宋皇帝的核心位置是穩固的，在對異族的反擊中也是比較有效果的。

反觀南明，國破家亡在即，但內部始終不穩定，缺乏核心的君主，甚至出現內部互相攻伐的局面。而君主之外，各軍鎮官員多有二心，互為觀望或排斥。如此情況，差異南宋遠矣。

當然，南宋是中華歷史上第一次接近盡亡國土的時候，相比東晉南朝其實更甚，東晉南朝好歹是天下正統所在，而兩宋的正統地位早已經讓位於北方異族。因此，南宋面臨異族南下的時候，抵抗當然更加激烈。而南明面對的是第二次亡國，上下君臣其實相比南宋君臣已經非常不如了。

南明為何十幾年內灰飛煙滅？而南宋卻又享了百餘年國運？有人說這是因為南明太腐朽、上不得檯面，缺乏能夠獨當一面的棟樑之臣，也沒有像南宋中興四將那樣的優秀武將集團。南明弘光政權建立伊始, 朝中尚是正人當道。史可法、姜曰廣、高弘圖等人, 志在恢復, 陳子龍、吳偉業、錢謙益、吳適等人“視天下事猶可為”, 紛紛加入南明政權。但是, 由於在當初擁立福王、潞王還是桂王的問題上, 史可法、錢謙益等人被馬士英愚弄、要挾, 很快權力轉移到馬士英手上, 史可法出鎮揚州, 高弘圖、姜曰廣等相繼去位, 倒是阮大鋮、蔡奕琛等人漸掌政權。隨著“弘光元年春正月甲辰 (二十日) , 命吏部侍郎蔡奕琛以原官進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 入仕南明小朝廷的錢謙益、吳偉業、陳子龍等人, 特別是當初給蔡奕琛定罪時表現積極的吳適, 其政治品格與人生前途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吳適入南明後改任諫官, 敢於直言, 一如既往, 後被蔡奕琛誣陷直接打入大牢, 可置不論。當時名聲、影響很大的錢牧齋、吳梅村、陳臥子三人在這一事件前後的表現, 則很值得關注, 他們的政治品格與面對考驗時的取捨, 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南明政權短命而亡的原因：

南明政權期年而亡, 論者惜之, 鹹痛恨馬、阮, 或歸罪福邸, 或以為內外交困, 或糾纏於個別事件。由牧齋、梅村、臥子三人之南明經歷來看, 南明之滅亡, 具有必然性, 因為該時代的所謂精英——士大夫階層, 已無力支撐這個王朝。崇禎時期, 牧齋是宰輔的重要人選, 差點入閣, 梅村亦是“為海內賢士大夫領袖”“議者謂旦夕入相”, 臥子則早為士林領袖, 三人均為士林翹楚, 被寄予厚望。可是, 南明時期, 大廈將傾, 正是士人大展宏圖之際, 此三人之表現, 如上文所述, 根本不足以挽狂瀾於既倒。其實, 不僅是弘光政權, 隆武、魯監國、紹武等等南明政權, 均是曇花一現, 究其原因, 文人階層之政治品格, 何嘗不是重要因素。

與南宋比較：

丟失北方首都的原因及人心基礎：宋朝是比較突然的外族入侵造成了首都失手、皇帝受辱，而明朝則是農民起義導致的首都陷落，同時半個國家都有農民起義的問題；儘管北宋末年也有農民起義和權臣誤國的現象，但是在靖康之前，國家總體局勢還是中央政府能夠撐得起檯面，因此明朝丟失首都時的人心遠比宋朝那時散亂，後期凝聚力弱；

朝廷統治弊病比較：除了宋微宗父子是典型的治國無能以外，宋朝之前的各代皇帝總體上是合格的，沒有什麼太大的劣跡，除了王安石變法前後的政治風波較大以外，總體的朝廷環境還不算糟糕；可是明朝大不一樣，太祖和成祖的嗜殺和組織特務系統，英宗、代宗時代的土木堡之變，還有嘉靖和天啟這種對治國實在不怎麼上心的皇帝，整個大明朝的政治創傷遠遠高於宋朝，更要命的還有沒完沒了的黨爭和太監政治。兩朝相比，明朝的弊病多太多了，到南方重新建立政權時的麻煩大得多；

財力問題：明朝首都完蛋前徵稅、裁員的問題已經有很多年了（李自成就是被裁的驛站小卒，然後“創業”去了），整個國家財力問題嚴重；相對而言，宋朝雖然也是燒錢旺盛，但是江南的經濟基礎、百姓生計並沒有出現明朝當時的嚴重問題，所以重新恢復財力也更容易。

外部局勢。金人打下汴京時，蒙古等勢力並非和他們一條心，最後金人的滅亡也主要源於蒙古的進攻，南宋還有配合的進攻；而明朝時代，蒙古基本和滿清八旗穿一條褲子了，基本無外患掣肘了，南明只能獨立對敵，壓力更大。

綜上所述，對比“宋朝丟失北方首都時，後來的君王所面對的復國難度較小，所以成功復國”的經驗，明朝的人心、朝廷、財力及外部都更加不利，所以難以復國成了大機率事件

兩者沒有可比性。北宋被滅其實並不是它的國力已經不行或者國內內部矛盾尖銳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也沒有發生農民起義，完全是由於自己作死，上層社會腐敗到根導致金有機可乘才被滅了國。但是北宋整體實力還在，特別是軍事力量還是在的，在當時金國國力最盛的時期，湧現了像岳飛、韓世忠、吳階、吳璘等一批名將，組建了岳家軍，韓家軍等一批戰鬥力強的隊伍，和金兵精銳對抗完全不輸下風。而且南宋也基本保留了北宋時期基本國力，所以南宋能夠延續150多年。但是南明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原因一是大明的國力已經消耗大半，雖然南方當時還沒有完全被滿清佔領但李自成大順一鬧加上滿清入關已經很傷士氣了。二是南方長期出於和平狀態，不論是軍隊還是普通人戰鬥力都不能和滿清軍隊相比。三是南明始終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各地都有擁立自己喜好的大明王室成員，都想在亂世中得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給人一種精緻商人的感覺，雖然不乏有忠心的人可還是太少，不是當時南明主流。因此形成了一盤散沙的狀態，讓滿清能夠各個擊破，最終導致南明很快滅亡。

北宋時期經濟繁榮發展穩定，國富民安。他們沒有開疆拓土的雄心壯志，一心發現經濟貪圖安逸。但它缺少為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的強有力的軍隊。遇到戰事企圖花錢消災。北方的少數民族得寸進尺、貪得無厭，所以被滅。但國內並沒有戰亂，人心仍然思宋。

大明末年，自然災害頻發，貪官汙吏橫行，農民起義不斷暴發，關外女真割據稱帝。農民軍攻陷北京，清軍入關，大明滅亡。進入南明，朱家有數個稱帝，在大敵當前不能聯合起來，共同對外，反而自相殘殺，爭權奪利，被清各個擊破到置滅亡。

筆者就簡單談一下，南宋和南明的區別，下文的主要放內容在南宋的的建國基礎上。

明朝末年和宋朝末年最大的一個區別的地方就在於宋朝的繼承人沒有太多的懸念。北宋雖然遭受了靖康之變這樣的奇恥大辱，北宋的皇室幾乎是一網打盡。然而，逃出生天的康王趙構，毫無疑問就是當時宋徽宗的唯一沒有被金人俘虜的皇子了，所以，當時的地方實力派，願意將趙構立為皇帝。

而在明朝末年相反的情況是，在崇禎皇帝在北京自殺後，南明的統治基礎和統治地盤不比，南宋差多少。然而，當時的南明朝廷最需要解決的一個問題，還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關於誰來當皇帝的問題？

崇禎皇帝自殺後，崇禎皇帝的兒子們全被李自成俘虜。

當時的南方自然有朱家子孫。但從後來的結果來說，每一個在南方的皇族子孫都有被立為皇帝的可能。那這樣將引發南明內部的皇位爭奪戰了。南明的五個皇帝，都屬於地方實力派的武力推戴而不屬於正統的皇位繼承

從這點來說的話，南明的早期的情況並不能比南宋要好多少。

除了南明會將不少的時間和精力用於擁立哪個皇帝的問題之外（當中自然消耗了不少的國力），從地理環境來看，南宋初期，南宋還保有一定的軍事要塞，軍事要地，例如陝西四川等地。而南明建立的時候，一開始陝西和四川並不在南明手中。

南宋從建立滅亡，依然保有陝西的以及四川的土地很長一段時間。南宋初年，金軍和宋軍在陝西，四川等地發生了多次大戰。吳階兄弟在陝西以南重創金軍，南宋中期，吳氏子孫在蜀地做大，後來還出現了吳曦之亂。晚期，蜀地的釣魚城擊斃蒙古大汗。

可以說，蜀地是宋朝安穩的一個重要軍事屏障。

在明朝末年，李自成和張獻忠先後佔據了陝西和四川。南明建立以後，陝西和四川已經是被戰火荼毒日久，很難再說有保持有很強的軍事能力。

如果這裡再對比經濟的話。在唐朝以後，蜀地本身就是各個王朝的經濟命脈重要地方之一，南宋在建立之初，就從蜀地獲得了大量的活動資金，保證了南宋財政的穩定性。

明朝在圍剿張獻忠的過程中，蜀中地方自然要遭到戰火的破壞，那接下來建立南明就很難再獲得蜀地的各種各樣的財富紅利。

而在蜀地，陝西接連失去後，軍事上，南明在西線的防禦已經被瓦解。在經濟上，南明也只能依靠江南地方的稅收保證了。

可是，按照南宋的經驗來說，江南一帶在沒有了山東，河南的軍事要地保護後，北方異族南下，將很少有太多的障礙。在沒有了屏障的保護下，本身就沒有抗擊打能力的江南地帶。命運也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