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渠四句”句句有著落，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供了有益借鑑。

《周易·復卦》有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禮記·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學者之事，最緊要的就是識仁求仁，如此乃是“為天地立心”。

對於理學家創始人之一的張載而言，當時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佛老特別是佛教的興盛，天下最聰明的頭腦都被吸引過去，作為中華本土文化中堅的儒家，文化自信受到極大挑戰。張載創造性地批判和吸收佛學，創立以氣論哲學為基礎的關學學派，並以此參與奠基理學，這是“為往聖繼絕學”，目的也正是“為天地立心”，挺立天地中人的精神，重建華人的心靈世界。

張載哲學思想最受推崇的是“民胞物與”的博大情懷。“民胞物與”是張載在《西銘》（又名《訂頑》）一文中提出的，大概意思是：人與我、物與人，同生天地之間，皆秉天地之性，所以，每個人都應當以萬民為同胞，以萬物為朋友。

張載說過：“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宋代理學家普遍認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聖人之道，自孟子之後便學絕道喪了，他們的使命就是努力續接和開拓這個道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張載反覆強調“學必如聖人而後已”，為學者要以聖人為目標，如此氣象乃是“為往聖繼絕學”。

繼承不是照著講，而是接著講。舊邦新命，需要哲思與時偕行。溫故知新，儒家的創新往往是在創造性的繼承中完成的，不仔細體會難以發覺。張載有首詩：“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吟詠芭蕉，託物言志，28字的詩句中出現了7個“新”，充分顯示了他果於創新的膽識與追求。後世弘揚橫渠之學最為有力的王夫之就明言，張載思想學說中有不少內容是“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的。儒學貴在“知”、貴在思想的創新，更貴在“行”、貴在以實際行動積極影響社會，所謂“主持名教，擔當世道”。

呂大鈞等在老師張載的指導下發起實施的《呂氏鄉約》，便是關學“經世致用”精神的表現，也是關學對傳統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突出體現。《呂氏鄉約》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鄉賢領導地方民眾主持和起草的鄉民公約法則，被後世尊為中國鄉約之祖，影響極大，各時代仿照《呂氏鄉約》的鄉規民約很多，甚至還被傳到北韓、日本等國。

論學則必期於聖人，語治則必期於三代，內聖外王，一以貫之，這是理學家的共同志趣。程子說過：“王者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這是對歷史的針砭，也是對現實的指引。後來朱熹說得更清楚：“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不僅要重建心靈秩序，還要重建社會政治秩序，以聖人之道引領天下實現有序、永續發展，如此氣象乃是“為萬世開太平”。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讓整個社會有效凝聚起來，讓國家的長遠發展有一個穩定的根基，這是張載所深思的問題。張載以禮教人，特別強調宗法制度的重要性，認為宗族世家可以有效維護好世臣的利益，從而使他們安心為國家效力，所謂“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那些突然富貴起來的人，如果沒有宗法制度的保障，人一死子孫就分裂了，家也沒了，“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如果說《呂氏鄉約》的制定主要是基於地緣的考量，宗法制度的再造主要是基於血緣的考量，那麼，“民胞物與”則在此基礎上將仁愛之光照徹寰宇。“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有根方生，無根便死”，“道”就是有本之木，生生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果說“為天地立心”是“己立”“己達”，那麼，“為生民立命”就是“立人”“達人”，這是空間維度的推擴；“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是在不忘本來中為中華乃至人類開闢未來，這是時間維度的推擴。如此一縱一橫，方能可大可久。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語出北宋張載，這“四句教”奠定了宋明理學的核心話題、宗旨、方向和目標，指明瞭天人合一、民胞物與、乾坤父母、尊禮貴德的社會、學術使命，以及為萬世開太平的價值理想。作為宋明理學的奠基者，張載出入佛道，盡究其說，而統攝為儒學，建構了創新性的理論思維體系。王夫之曾高度評價張載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

古人以“心之官則思”，因此張載說，“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歸功於天”。但他認為“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體現了人與天地萬物共同體的情懷。由於人的存在和其生活的各種需求，天地萬物便具有其實存的價值和意義。天地萬物以人為價值源，人對天地萬物具有愛護的義務和責任。天地萬物與人同為生命體，應有仁民愛物之德，和生、和處之道，遵守“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的原則。天地萬物與人類都期訴誠，誠為天道，思誠為人道。天地萬物與人類心心相印的親情紐帶，深刻揭示了自然萬物與社會人生、宇宙天道與人道價值、轉天心為人心與轉人心為天心的相互交感的仁道形上學。

《張載集·近思錄拾遺》裡“為生民立命”的“命”作“道”。“立命”見於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周易·說卦》載“立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張載以仁義道德精神，處處事事以民為本，為生民構建安身立命之道的精神家園。

“立命”和“立道”，首先是自我的修身：提升自身道德修養、精神境界，而能自覺、自省、自律，抵制一切歪風邪氣，不被權、色、錢、勢所迷，而一身正氣。其次，是正確對待“命”和“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體認人人所具有不忍人之心的良知本性而不放失，這便是正命與正道。再次，建構為生民立命的有道社會。張載為解決農民喪失土地的痛苦生活，提出試行新的“井田制”，限制統治者的土地兼併，以平土地、貧富不均的嚴重兩極分化，以保生民。同時，他主張革新變法，凡變法須是通，“變而通之以盡利”，民與國通達而長久，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構建生民命運共同體的有道社會和精神家園。

“為往聖繼絕學”體現了張載文化自覺、學術自覺的意識和文化使命、學術紹承的擔當意識。

張載面臨的是唐末五代動亂以後的倫理道德淪喪，價值理想迷惘，佛盛儒衰的形勢。張載之前，韓愈試圖恢復儒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統，以與佛教的“法統”相抗衡，但韓愈對於道統的內涵語焉不詳，“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張載紹承韓愈道統，以“為往聖繼絕學”為使命，“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他以天理之大，虛空即氣，批判佛教以心為法，以空為真，建構了“太虛即氣”的氣體論的哲學論思維結構。同時，程顥和程頤建構了“性即理”的理體論的理論思維結構。兩者為宋代哲學理論思維開出新生面、新體系、新觀點、新學風。特別是張載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主張，終結了先秦以來關於人性問題的論爭，不僅繼往聖之絕學，而且發揚絕學，有功於聖門。王夫之稱讚說：“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

最令人欽佩的是，張載擁有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和生民為本的憂患意識、天下視野的價值理想，以“為萬世開太平”為其人生崇高的抱負和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太平”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始終堅持追求的理想世界。張載秉持悲天憫人的情懷，以國家天下安危興亡為己任，發揚指導其進入聖人之域的范仲淹的“致太平”的主張，而為開萬世的太平，不只侷限於一朝一世。他以遠大的哲學家的、戰略家的、未來家的視野，為萬世以後的世界謀劃、設定，這是一種具有中華民族氣魄、風格、神韻的對未來和合可能世界的價值理想，是基於對命運共同體世界的初始體認。雖已過去近千年，但仍具有價值和意義。

張載“四句教”或稱“橫渠四句”，言簡意賅，涵蓋宇宙觀、本體觀、道德觀、歷史觀、價值觀、世界觀，四句之間互相交感會通，圓滿地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和抗擊外敵、堅持和平的堅強意志。

在抗日戰爭時期，馬一浮悲吾國家民族被日寇侵凌，“心怵危亡，當思匹夫有責，將何以振此垂絕之緒，成此恢復之業，拯此不拔之苦”，在避寇途中，與浙江大學諸生講解張載“四句教”。他說：“教諸生立志，特為拈出，希望豎起脊梁，猛著精采，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個人，須知人人有此責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諉卻，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為己任’的榜樣，亦即是今日講學的宗旨。”今天，面對複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體認馬一浮對張載“四句教”精神的發揮，更讓我們挺起民族脊樑、迎難而上，為開出和合天下的太平世界和民族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