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滅亡跟小冰河時期的天災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二碼事。天災年年都有，那個朝代都有。如果執政者以民為本，既使天災也不會出現流民遍地，飢相食的地步。而民眾的災難多半是統治者人為造成居多。從古到今，數不勝數，明代陝甘豫的饑荒造就了李自成張獻忠們的事業，如果政府從富庶的江南調糧 賑災 ，誰也不會拿性命賭注跟反賊走，政府不作為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跟天災關係不大。

明朝滅亡和天災其實沒多大關係，天災在任何朝代都有，明朝滅亡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內亂，在當時明朝面對的內亂除了有後金顛覆朝廷，還有闖王李自成造反，關於清朝如何應對天災，和其他朝代一樣，要看皇帝作不作為了，不作為的皇帝不會救濟百姓，一般有腦子的皇帝都會救濟百姓。

明亡非天災而是人禍，天災很多朝代有，很多朝代能平穩渡過，為什麼明朝不能渡過呢？

首先明朝最高領導崇禎不行，雖說崇禎很勤政，不好聲色犬馬，但崇禎為人多凝，少謀無斷，雖然手下名帥猛將如雲，這一點歷朝末代王朝都是人才不濟無可戰之將，唯有明朝除外，統帥級有孫傳庭，孫承宗，盧象升，洪承疇，袁崇煥，陳奇瑜，毛文龍，猛將有祖大壽，曹文詔，曹變蛟，左良玉，秦良玉，何可綱，黃得功，周遇吉，吳三桂，祖寬，趙率教，滿桂等，有這麼多猛人而崇禎不會用，真是可惜。

明朝文臣有才能有氣節做實事的人幾乎沒有，平時專注扯淡，撈錢，國家有難時不是逃跑，就是投降，要麼無所作為，像文天祥這樣為國盡忠的文臣明朝末年很難見到。

內閣首輔無才，無德，無能，作為政府一把手，崇禎年間就沒有出現一個有點才能的首輔，當然內閣成員也很垃圾，這種情況在明朝歷代皇帝手上都沒出現過，真是天亡大明。

農民軍與清軍輪流鬧事，經常農民軍剛平定，關外清軍又犯邊，有時同時鬧事，像配合好的一樣，而明朝太剛，不懂攘外必先安內，先與滿人講和，等平內亂再抗外敵，二線作戰怎能不敗。

經濟崩潰，聽信東林黨不與民爭利，放棄收富裕的商人的稅收，卻對貧困的農民不斷加收稅收，造成天下饑民無數，官逼民反，天下反叛不斷，國家耗盡財力精力。

所以明亡於人，非天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明朝的滅亡實在一個異數，各種各樣的問題層出不窮，每個看似都不致命，但是集中爆發在一起，就要了大明王朝這樣一個當時的超級大國的命，在《大明劫》裡有過這樣的描述，《繡春刀》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明王朝末葉的社會現狀。大概是大廈將傾，所有的救亡努力結果都成了催命一般。

（晚明在抵制皇權的路上漸行漸遠）

列舉一下明王朝末葉遇到的問題：瘟疫、饑荒、旱災、蝗災、水災、地震、兵燹、抗捐、流民起義、財政危機、道德滑坡、官僚腐敗，大概亡國之相幾乎全都遇到了，所以怎麼能說明朝滅亡僅僅是因為天災的原因呢？即使小冰河期造成的問題很嚴重，但至多也只是誘發明王朝滅亡的起因，而非決定因素。如果將明王朝的滅亡原因歸於天災，不僅難以解釋當時的人們遭遇到的這麼多的苦難，而且也低估了華人的抵抗決心，更無法對資以當世之治。

明王朝亡國後，很多江南的學者痛定思痛，發出了“亡國”與“亡天下”之感慨，他們著書立說，想讓後人深刻了解這段歷史，這是當時文化人的擔當。他們把一個大好的江山拱手送人，慘痛的經驗不得不傳給後人，以待後人從中汲取經驗，興亡繼絕。這是他們作為刀筆吏在王朝覆滅後所能做的最大的貢獻。很多人著書立說之後，拿起了刀槍，投入了時代的洪流中，以身殉國。滿清立國後，大行搜檢，這些前朝遺民所著之書多在毀禁之列，為此發生了不少的文字獄，為了將這些亡國的慘痛經歷傳承下，又犧牲不知多少人命。

在他們的反思中，大明王朝君臣上下的群體性選擇性失憶，是一個讓人無法迴避的問題。個人利益至上、享樂主義風行於世，娛樂至死的晚明社會，恰恰是社會和民族矛盾最尖銳的時期，不得不說這其中必然有所聯絡。大明王朝末葉一直為財政問題困擾，而朝堂上的黨爭將大明王朝的行政機構的執行力撕扯的支離破碎。大明所謂的中產階級，實際都是官僚士紳，他們抱成一團，抵制皇權，只想從國家的危難中大發國難財，卻沒有毀家紆難的家國情懷。宋儒的那種“為天下開太平”計程車子精神，在晚明的社會中蛻化成了極端的個人主義。

明王朝晚年全國的歲入不過700萬兩白銀，捉襟見肘。在福建沿海一帶亦官亦匪的鄭氏家族，僅收取保護費和走私，就已經超過歲入1000萬兩白銀，這還不包括鄭氏家族的商號。紅頂商人在東南沿海一帶歌舞昇平，對北方流民遍地、赤地千里的亡國景象絲毫不以為意。他們認為那是朱家皇帝的事情，與他們何干？他們錦衣玉食，大肆鋪張浪費，卻對朝廷派往江南征收商業稅的官吏大加抵制，腐化墮落這些“口含天憲”的大明官差。因此，大明王朝在末年開徵的“三大餉”，都毫無例外徵向了窮苦的農民階級。北方戰事緊急，兵餉加派刻不容緩，因此官逼民反，流民起義遍地，李自成、張獻忠之流根本不需要多麼高超的政治智慧，只要開設一個粥棚，方圓百里的流民就都成為了他們計程車兵，朝廷剿不勝剿，最終搭進去的資源和人命，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內戰之殤。

（多數士子對明朝的滅亡隔岸觀火）

大明王朝計程車紳階層緣何如此短視，難道他們不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嗎？說到底，這與大明王朝的當時的思想輿論陣地的失守有莫大的關係。皇權被輿論異化為妖魔勢力，那些東林黨人才是力挽狂瀾的英豪。東林黨人是江南士紳的利益代言人，他們的思想淵蔽於陽明心學。陽明心學在大明末年已然異化了，從經世致用之學轉變成“反求諸己”的功利主義哲學。既然成為聖人就在於發現破自己的“山中賊”，那是否意味著成王稱聖也只在於自己功業做的如何，而非於國於家有多少功勞？因此在晚明時節，出現了蘭陵笑笑生的《金瓶梅》這樣的世俗小說，並不奇怪。同時，明朝社會詐騙橫行，現在有名的“仙人跳”在明朝就有相當完備的教程冊子。於此可見當時的道德滑坡現象之嚴重。

這種情形的出現，是晚明資本主義經濟活躍的外在表現，人們開始關注個人利益，如果有比較好的引導或者思想啟蒙，晚明社會可能也會與同時期的歐洲一樣，進入到一個思想文化、科技創新的高峰期。因為資本主義最大的特點即是充分調動了個人的積極性，所利用的工具即是個人利益，國家政府只是將合法的個人利益冠之以“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機制。

（明朝趕上了大航海時代）

因此，在晚明末年，雖然社會突發狀況頻頻，但中國的封建帝制發展到當時的地步，已經進入了一個拐點，中國極有可能從集體主義佔據主導地位的威權政治，進入到個人主義成為主流價值觀的民主政治。一般而言，這樣的社會變革在歷史上少之又少，唯一的一次是秦始皇否定分封制而建立郡縣制。秦帝國付出的代價是一個威名赫赫的帝國的最終落幕，明帝國在這樣的制度轉型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則是神州陸沉三百年。秦帝國之所以能夠被後世如此珍視，乃是繼承秦帝國政治制度的大漢王朝最終完成了秦帝國未竟的事業；而大明王朝之所以被後世再三惋惜，乃是明帝國的社會制度的轉型努力一代而終，大清王朝並沒有沿著大明帝國開創的轉型道路走下去，反而突出和強化了中央集權。中國的這一次社會制度的改革，是徹底的失敗，其影響直到如今也沒有完全消除。在政治上的大倒退，以及人文思想的禁錮，直到如今還在束縛著中國發展前進的腳步，中國還需要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完成中國版的“文藝復興”，如此才能重新接續回晚明時期已經萌生的道路苗頭。此前的種種革命和犧牲，只是在為大明王朝末年的慘重失敗持續買單。

（內閣票擬製度是君主立憲的雛形）

所以，大明王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社會制度在轉型的過程中積累起的矛盾實在太多，人心澆離，不以家國為念，思想深處的迷茫，使得人們在面對國破家亡時無動於衷，當發現木已成舟時悔意晚矣。在這個意義上，大明王朝滅亡的原因就應該是思想輿論陣地的失守，使得國家調集資源應對各種矛盾和威脅的能力降低。至於大明王朝遇到的亡國之相，但有君臣一心，臣民一體，以大明王朝的殷實家底，撐過去不算難事。所以，我們常說“多難興邦”，興的是有為之邦；至於那些早已離心離得的國家，可能只要一次災難，就足以讓他們陷入萬劫不復。

至於清王朝遇到了“小冰河期”如何應對的，就更容易理解了。清朝初年戰亂已經滅失了大量人口，饑荒的問題已經不存在了。作為一個異族殖民政權，滿清並沒有對這些大明子民有天生的義務。當這些飢餓的人口都隨著戰亂消失，康雍乾盛世在一個相對能吃飽飯的時代中到來了。此後的清王朝也經常發生饑荒，但是清王朝重新加強了中央集權，地方勢力已經不能對皇權造成執行上的障礙，皇權收取的財富能夠應對這些災難——清政府的政權執行力是晚明政權所不能比擬的。清王朝的文字獄，嚴密封鎖任何思想異動，《四庫全書》與其說是在修書，不如說是在毀書，因此有清一代考據學竟然盛行一時。這樣從思想、政治、軍事、經濟全方位掌控社會的朝代下，但求一口飽飯而已，哪兒還能談得上科技創新與進步呢？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大明王朝滅亡了，好像那個時代的人們所有的努力都在促使著這個早已病入膏肓的王朝早點壽終正寢。可是當時的人們還不明白，車到山前必有路，大明王朝的“病入膏肓”可能正在孕育著一個更為文明、偉大的時代，只是歷史的發展完全掩蓋了這所有的可能，只留下一些喟嘆，供後人憑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