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藝術源遠流長，每個時代的書法藝術都有著其時代不一樣的藝術特徵，而清代康雍乾三朝天下承平，在社會發展之上有著康乾盛世的美名，而在藝術發展之上也有著“全盛”的稱號，其書法藝術自然也有和其他朝代不同之處。在這個文人群體思想發生變化，學術也實現轉型的一大背景之下，其書法藝術在自身的發展理論的道路之上繼續發展，同時創作理論也成為其發展的重要趨勢。

可以說，康雍乾三朝是書法傳承的一個重要時期，其主要體現在轉型之上，從前代的帖學到了碑學的轉變，而這個時期的金石研究的成果也遠遠高於其他朝代。

十七世紀的中國社會，是“變”的，從國家政權到思想道德，從藝術觀念到學術風氣，這種變是全社會性的，從外在到內在，都呈現出一種變動的趨勢，晚明在這個時期走向衰落，而滿清政權逐漸入主中原，這本就是社會的一大變革，而學術之上的也不例外。這段時期，尤其是清代儒學，是一種對於宋明理學的一種“反動”，不管怎麼說，在某些方面還是會有其進步意義的。而其在書法史之上，更有不一樣的進步，沙孟海先生就曾在其書中說出“清代學術，最為昌明，書學的派別，也被前幾代來的複雜而且發達”的話語，由此可以看出，清代的書法藝術是集大成的，是一種複雜而多樣的藝術。

首先所要說的是帖學，字帖是中國文人學習書法的最重要也是主要途徑，因而帖學的研究十分重要。而清朝前中期，書壇對於傳統帖學是呈現一種內部求變的觀點的，在其之前，傳統帖學主要是以鍾繇、王羲之父子、張芝等人為核心的，這是一種優雅而經典的學派，而到了前朝，尤其是清乾隆朝之後，傳統帖學不再一家獨大，碑學開始佔據重要地位。而這，主要以來的還是金石研究。但是由此便能夠看出，光是在此，清代書法藝術就已經呈現出和之前朝代所不一樣的複雜性。

明末清初所對於書法傳統帖學的這種批判和挑戰也並非是隨意為之，主要還是源自於哲學界與文學界，當時的文壇在時代和朝代的變更之下流行求變的思潮，而到了康雍乾三朝更是達到了一個高潮階段。而這種求變在書法領域之上直接落實到行動的話就是對原有的傳統觀念的一種打破，之前的各朝書法藝術都是有其特點的，“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這是大時代的方向，而到了這個時期，由於之前各代的積累和在藝術之上的變革，這種傳統固態方向被逐漸打破，形成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清代書法藝術，而這也使得其時代的書法藝術豐富多彩，更具有一種代表性。

但是這並不是在說這就是對傳統帖學的全面批判和變革，藝術是傳承的，而且是深深紮根於人們心中的。尤其是之前的帖學，更是歷經了千年之久，是有巨大影響力的，是無法被徹底遺忘的，而這個時期的書法藝術也遵循著這個傳統，革新是在原有的基礎之上革新，批判卻不完全否定，這是很難得的，也是清代的書法藝術之所以能夠到達到一個藝術高峰的重要原因。

可以說，清代前期，尤其是康熙、雍正時期，樸學的興盛是時代學術的學風發生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徵，這對就學術思想無疑是一種衝擊，而且這種衝擊不是在表面的，而是深入靈魂發人深思的，這自然對書法藝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縱觀清代思想與文化領域，康熙和乾隆兩朝除社會發展最佳外，其文化也是最為鼎盛的，而清代書法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乾隆朝，帖學和碑學開始有了一個主次的轉換，而這種前帖後碑的風格的轉變，也是影響著其時代書法風格的重要原因。

清朝初期，以學者顧炎武、黃宗羲等人便已經開始崇尚經史之學，從而開始推動著樸學的發展，到了乾隆年間，考據學開始盛行，樸學的發展也愈加興盛，而這個時期的書法藝術和其也有著解不開的關係，雖然說相比較當時的學術思潮的變遷而言，書法藝術還是有其文化純粹性的，但是卻也還是有著變化和發展的。比方說清代樸學的一個重要基石是金石學，而金石學和書法學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的，而金石學對於傳統的書法體系，也就是帖學是有著很大的衝擊力度的。

而除此之外，文字獄對於書學的影響也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文字獄是清朝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主要高頻發生時間就在康雍乾三朝，在這百餘年間，就發生了高達上百起的文字獄案件，除了次數頻率高以外，這些文字獄案件的株連人數極多，對後來的影響也極為深遠，堪稱氾濫，康熙帝時期，文字獄還沒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但是其所查辦的二十餘起文字獄確確實實為後期的大規模文字獄做了一個壞榜樣，是清代知識分子的思想受到鉗制的開端。尤其是“莊廷龍《明史案》”更是使得清代學術界遭受到了極大的打擊，治經不再是主流，學者們都開始走考據學的路子。

而到了雍正王朝，文字獄開始有了變質，在其初期，文字獄是朝廷內部權力鬥爭的產物，而到了後期則變成了鎮壓漢族知識分子思想，杜絕“反清”思想的攻擊，雍正在位時間並不長，只有十三年，但是文字獄卻有二十起。而這個時候的文字獄還有很多是被人告發而引出的，這些被告發的人真的有“反清”思想嗎，不盡然，但是為了邀功，總會有一些莫須有罪名。

到了乾隆時期，文字獄更是大興，而這個時期的文字獄是藉著《四庫全書》的修訂而實施的，這個時期的思想禁錮之嚴甚至到了捕風捉影的地步。知識分子們為了避禍，自然是從以前的經世致用到了考證古典，這是當時社會發展的必然，上文已經說到，金石學是考究學中的重要部分，當時，尤其是乾隆朝的學者們只能夠寄情與金石碑文之中，“或者搜斷碑半通，刺佚書數簡”是當時大多數學者的日常生活。訪碑、藏拓的風氣在學者之間大興，除了學習前人碑文筋骨加以臨摹之外，還有很多人開始研究其書法韻味，而清代對碑學的研究可以說是站在了封建時期的最高峰，今人學習金石，大多也是翻閱清人典籍。

清代亦是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個重要發展時期，被稱為“書道中興”的一代。

從早、中、晚三個階段來看，早期仍是帖學的天下，至中期，碑學興起，晚期則盛行碑學。

明清之交，許多明末遺民，隱跡山林，寄情翰墨，湧現出一批書風獨特、個性鮮明的書法家。如傅山、朱耷、石濤等人。

傅山追求“寧拙毋巧、寧醜毋媚”的藝術趣味，草書縱橫跌宕，真率拙樸;朱耷的行草融匯篆書之法，運筆細勻圓勁，斜正錯落有致;石濤在行楷中參以隸法，字型凝重倚側。另外，王鐸的行草書縱而能斂，蒼鬱雄暢。

這些都是宗法晉唐法帖而有獨特風貌者。至康熙朝，由於康熙皇帝酷愛董其昌書法，董書遂風靡一時，出現了許多專學董字的書法家，如沈荃、笪重光、姜宸英、查昇等。

乾隆年間，乾隆皇帝喜愛趙孟頫書法，朝野風氣又為之一變，由崇尚疏淡的董字轉為圓腴的趙字，代表書家有張照、董浩、汪由敦等人。

這個時期，承緒帖學比較著名書法家有:北方號稱四大家的翁方綱、劉墉、永瑆、鐵保;南方與翁、劉並稱的梁同書、王文治，還有錢澧、錢坫、汪士宏、姚鼐等名家。

他們大多數宗法晉代鍾、王，唐代顏、柳，宋代蘇、米，元明時期趙、董，在真、草、隸、篆諸方面各有建樹。其中以翁方綱、劉墉最負盛名。

乾隆年間，敢於衝破帖學樊籬，自闢新路的書法家當推“楊州八怪”，他們不但在繪畫上追求“怪”，在書法上也力圖變革，有意識地從漢隸中汲取營養，並將繪畫用筆融入書法，使靡弱的帖書得以寬其氣、強其骨，如黃慎的草書，汪士慎的隸書，高鳳翰的左手書，都能突破舊規，自成一格。鄭燮、金農則是其中佼佼者。鄭燮的行楷參以隸法，形成自稱的“六分半書”;金農的隸書橫粗豎細，凝重拙樸，被稱為“漆書”。這些書法，無論在用筆、結構、佈局上都新穎獨特，他們變革帖學的嘗試，無疑是碑學興起的前奏。

乾嘉時期，隨著金石考據學的勃興，大量金石碑版被髮掘出土，不少人由考據進而學書，書法逐漸入碑學。尤其有幾位理論家，大力倡導碑學，著書立說，更推進了碑學的傳播。如阮元的《北碑南帖論》、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對當時書壇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至嘉道時期，終於形成了碑學蓬勃發展的書道中興局面。湧現出許多成就突出的書法家，如鄧石如、伊秉綬、丁敬、黃易、桂馥、包世臣、陳濤壽等，其中以鄧石如、伊秉綬兩家造詣最深。伊秉綬的書法上追秦漢，隸書成就突出，兩人書名並重當世。

清代晚期，書壇已是碑學的天下。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總結了前朝碑學的理論與實踐，並竭力推崇北碑，尊魏卑唐，遂使中期南帖善存的地盤，完全讓位於北碑。許多著名的書法家，均從北碑中吸取營養，如當時最負盛名的兩位書家:何紹基和趙之謙，早年均師法顏真卿，後為一代大家。

其他碑學名家尚有包世臣弟子吳熙載、宗法鄧石如的楊沂孫、富有金石意趣的吳昌碩、擅長篆隸的莫友芝、楊峴等。當然，也有少數書法家不以北碑為宗，如翁同龢專學顏真卿、林則徐承帖學餘緒，但建樹則不如何、趙諸家。

總之，清朝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清人書法也是百花齊放、異彩紛呈並影響至今。但如今對清代書法的承緒，卻糟粕盛於精華，走向了變革的極端。形成這種局面，與現今國學斷層與理論的缺失有深刻關聯，改變這種狀況，需要從事相關教育同仁與廣大書法愛好者們沉下心智，清本溯源，找出一條符合時代的中國書法之路，這將是任重而道遠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