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訛傳訛。

若漢武帝採納董仲舒舒的“廢除百家，獨尊儒術”建議，這麼一件大事，為什麼《史記孝武帝本紀》不見有一個文字的描述？

若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必然很信任董仲舒。然而，正相反，《史記儒林列傳》中，漢武帝極不信任董仲舒，差一點處死董仲舒：

“中廢為中大夫，居舍，作《災異之記》。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這是當時漢武帝為了更好的統治當時的臣民，所做的一次思想大調整和大統一運動。

在西漢朝早期，由於受到戰亂的影響，當時最迫切的做法就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於是他們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

但是當漢朝發展了一段時間以後，經濟日漸繁盛，這個時候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矛盾就浮現了出來。當時這個環境下，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

所以為了更好的統治臣民，漢武帝就選擇獨尊儒術，為了使臣民的思想跟他的統一，所以就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後期的朝代皇帝，並沒有那麼嚴格的廢黜百家，但是依舊延續著漢武帝時期的做法把儒家學說作為統治思想。

這個問題，涉及兩項改革措施。

第一是宗教神權改革，在隋煬帝之前的時代，嚴格來說都屬於神話時代，而且屬於政教合一。

而這種神話時代是世界上最大的無神論者族群集體發明創造的。

應該看到中國的神話，並沒有真正的神，歷史上也還確有其人，所謂三皇五帝，都是真實存在的。

所謂的帝，造字意思就是大神。

黃帝，也可以稱黃大神。

炎帝，也可以稱炎大神。

神，也可以反過來稱之為代表大神的帝或者代表神的王。

水神共工，就可以稱之為水王共工，那麼他的統治一定跟統治區域離不開水有關係。

火神祝融，則可以稱之為火王祝融，那麼他的統治一定跟統治區域天氣炎熱有關。

先秦的宗教，應該是古儒教。

周天子這個“王”是古儒教政教合一體系下的儒教教主及世俗領袖。

“王”選拔由“巫”發展而來的道家人物作為自己宗教神權的祭司及助手。

然後“王”選拔由“祝”發展而來的儒家人物作為自己世俗行政權的治理體系。

由於國家管理實際上以儒家為中心，所以這種特殊的宗教就叫古儒教。

秦始皇時期，由於大量的原諸侯國國君、國師、國相繼承人相繼失業淪為道家方士，他們作為曾經的小神，主張擴大帝王的權威，自己由小神階層變為官吏階層，完全將儒家人物從國家管理體系中拿下，由他們這些特殊的道家人物來行使世俗行政權管理職責，歷史上稱之為法家，他們最終極的目標，是將以前的帝---道---儒的國家宗教管理體系，直接變為帝---法（道）宗教管理體系。

漢武帝時期，傳統道家領導儒信徒又回到了權力的中樞，漢武帝與儒家相聯合，有樣學樣按照非傳統道家---法家那樣，來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道家拉下神壇，走入民間，道家只得帶領一部分儒教徒在遠離中原的四川巴地，建立了道教，漢武帝則將儒家的宗師孔子冊封為儒教教主，形成了帝---儒宗教管理體系，客觀上形成了“新儒教”，這種宗教權管理體系也一直延續到近代。

第二個方面是國家行政管理的大變革。

秦始皇自命為“皇帝”，按人神對應觀念，他所聚集的宗教神權越大，他的世俗管理職權也相應越大，說簡單點，就是中央集權越徹底。

但中央集權的程度越高，對權力掌控者的要求也就越高，一旦統治者稍顯怯懦，就很容易形成專權。

秦二世的例子就是這樣，他由於年幼，很明顯掌控不了如此大的帝國，而趙高則是老奸巨猾的法家精英，秦二世無法勝任“神”的角色，趙高的地位就形成“偽神”，實現法（道）家專權。

而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道家人物根本排除於國家統治機器之外，無疑於釜底抽薪，根本斷絕了法（道）家專權的可能。

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有一個起因，就是在研究了"三年目不窺園"的董仲舒先生的"大一統″之後，心裡雀躍。於是在剛繼位時，就來了個"建元新政"，由於他年輕氣盛，操之過急，讓祖母竇太后非常不爽，年輕的皇帝蹦噠了幾下，就落到地下。丞相太尉下臺，御史死於非命，"建元新政"失敗。

漢武帝在祖母的樹陰下不能展翅高飛，並不能說他就不反省不學習。他深刻地反省了，感到前進的道路上坎坷不斷，阻礙無窮。要對付這些老頑固，布衣卿相，世襲貴族，守舊勢力，必須要從理論上駁倒他們，讓他們不能出聲，最好回家去過不問世事的養老日子。

怎麼了辦呢？好辦，找一種既好看又好用，既能療傷，又不傷筋動骨的新學問來實行。無疑，儒學就非常合適，那一套嚴格的"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實在就是替青年皇帝準備的。

儒學呢，又是被秦始皇坑過的，朕就是要與秦始皇倒著來，儒生吃盡了秦始皇的苦，朕轉變他們，上到政治層面上來，肯定會賣力替朕推行治國政策，法律條文的。

再說，儒家是兩全其美之學:"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有官當無官當，都當順民。儒生善學，包容並蓄，對於骨子裡尚法的漢武帝實在太有利用價值了，用儒學來解釋，修正法家的思想，緣飾法律條文，自有儒學的學術精義。

於是，漢武帝馬上擴大察舉制，在國內擴大招生範圍，並把舉薦"茂異""賢能"作為考察官員政績的一把尺子。這樣，儒生源源不斷流向京城，再經考核在朝在野為官為吏。政治面貌為之一新。

漢武帝用儒生在朝堂上與功臣派，頑固派，守舊派進行辨論，碰上尖銳問題，學術政策性問題，老舊派等自然辯不過新起的儒生們。輪到漢武帝表態，自然是對祖母的的黃老思薰陶過的老一輩釜底抽薪，如此一來，黃老思想日漸衰弱，儒學之風日漸發達。

儒生們日夜誦讀《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讀書人有了事幹，又有希望，步伐上就跟著皇帝一條路，思想意識上就高度統一。漢武帝把舊頑固消除之後，就開始對內削藩，對外戰爭了。

西漢到了漢武帝時期國庫充盈錢多到無法管理，糧食堆積在糧庫中放得腐爛了，此時國富民強國力強盛但也面臨著嚴峻的危機，國內南越反覆無常不聽從中央的號令匈奴及時得到和親的公主和賞賜的財物依然得不到滿足侵略漢朝邊境百姓。經過文帝勵精圖治，景帝聽從晁錯的建議開荒戍邊邊境地區建立起堅固的城池實行屯兵制閒時練兵，農忙時負責耕種各種惠民政策使得邊疆繁榮起來，到漢武帝時期已經初具規模。內憂外患之下繼續實行道家的無為而治國家就會陷入到新的社會矛盾之中必須改變這種局面整頓制度讓國家機器有效運轉起來。

1.西漢早期劉邦率領大軍征討匈奴結果被圍了一個水洩不通幸好有陳平獻上計策採用了調虎離山之計解了白馬之圍，還有屈辱的和親政策送皇室女子前去聯姻。這些都只是西漢政府的緩兵之計也可以說是歷史遺留問題，善於騎射打獵的匈奴耀武揚威不可一世不把漢朝軍隊放在眼裡。南越王一會俯首稱臣一會兒自立為王，漢武帝時期居然把派去的使者殺死了任何一個統治者得知都會火冒三丈越是退縮別人就越得寸進尺，是可忍孰不可忍道家講究一味的不去管理顯然與漢武帝年輕氣盛想要大有作為的治國理念背道而馳，儒家積極進取尊卑長幼以禮治國顯然是最好的選擇。

2.‘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百姓飢寒交迫國家貧困統治者想要解決的難題就是如何讓百姓吃飽肚子，只有吃飽喝足才能考慮其他的事物。劉邦，漢惠帝，呂后，漢文帝，漢景帝執政時期就是解決溫飽問題，漢武帝接手國家之後要人才有人才，要錢有錢什麼都不缺如果他也沉浸在富足的生活中就可能和唐玄宗一樣出安史之亂。道家的執政理念能夠讓國家富強，卻不能更好的治理國家長治久安百姓安居樂業，儒家的君權神授，天人合一的策略既讓皇帝大權獨攬又能夠讓各級官員恪盡職守百姓之間糾紛減少國家可以擰成一股繩勁往一處使。

3.隱忍了幾十年漢武帝應運而生‘時勢造英雄’天時地利人和都站到了西漢帝國這邊是時候該一雪前恥讓不知天高地厚的匈奴人吃點苦頭了。一個偉大的帝王總是對權力表現的非常渴望，他們深知權利的重要性道家主張各司其職君權就會被相權瓜分漢武帝決不允許這種情況出現。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君權神授，天人合一，受命於天’的理念將皇帝提升了一個高度給正愁沒有藉口削弱相權的漢武帝帶來了機會。漢武帝開創了內外朝制度，丞相成為依附皇權的產物沒有人能夠制衡帝王的權利就可以放開手腳去幹一番事業了。

漢武帝本來與皇位是無緣的在命運助推下鬼使神差的當上了太子而且非常有天分，也幸虧他當上了皇帝要不然說不定他會起兵謀反。新官上任三把火更何況是新皇帝呢！一定要證明一下自己治國理政的能力，從小天賦異稟的漢武帝崇尚武力想要建立一番豐功偉績留給後世子孫。以竇太后為首的道家官員和以漢武帝為中心的儒家學派鬥爭激烈這是新舊政權交替的焦點，最後皇權受到打壓。竇太后死後漢武帝才大刀闊斧的改革利用儒家思想獲取了權利開創了屬於他的時代，成為名垂青史的優秀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