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辯證看待武昌起義。毛澤東曾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已經五十多年了……有它勝利的地方，也有它失敗的地方。你們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趕跑，這不是勝利了嗎?說它失敗，是說辛亥革命只把一個皇帝趕跑，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並沒有完成。

其次，具體地說：

1、各地革命黨人在極短時間內紛紛舉行起義響應武漢光復。

2、立憲黨人與帝國主義對清政府的拋棄及尋找新代理人。

3、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在湖北新軍中開展革命宣傳工作，在新軍中發展革命力量，積極準備起義。

4、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為武昌起義的勝利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時機。

1、武昌起義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湖北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在比較長的時間內在新軍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革命士兵們在起義中發揮了主動性和積極性。

2、革命形勢迅速發展，清政府已空前孤立，時機完全成熟。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沒有多年間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的宣傳、組織工作和前仆後繼的鬥爭，就不會有武昌起義。

3、立憲黨人在“預備立憲”的騙局被揭穿之後，也開始分化。部分立憲黨人開始向革命派靠攏。

4、四川保路運動的發展，為武昌起義的勝利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時機。鄂軍西調，武漢空虛，又給武漢的革命黨人造成了一個發動起義的絕好機會。這是武昌起義之所以能夠比較容易成功的一個重要的客觀條件。

5、湖北有較好的社會基礎。洋務運動後期著名代表人物張之洞，從1889年出任湖廣總督後，在湖北創辦了漢陽鐵廠，還創辦了兩湖書院。近代工商業和近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形成新的階級和新的知識階層，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湖北新軍”，這些因素在客觀上都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社會基礎。

辛亥革命的意義不言而喻，它是以武昌起義為標誌的，所以武昌起義又稱為“首義”。

武昌首義之所以能取得勝利，有兩個重要的原因不能忽視。

第一個是宣傳輿論戰線的工作，做得很紮實。湖北的革命宣傳有著不同於他省的顯著特點，一是它擁有一支立足於本地、力量雄厚的革命的宣傳隊伍。據研究，在湖北先後投身於革命宣傳事業的不下百人。當他們的報刊被反動當局查封后，又重組報刊或變名出版，至於為籌集經費而毀家紓難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二是湖北的革命報刊，從一開始創辦，就立足於新軍和小知識分子的發動，以“下等社會”為主要的宣傳物件，並在軍營中設立了報紙分銷處和特約通訊員。同時還建立了嚴密的宣傳體制。他們不僅建立了有效的宣傳網路，直接將報刊發行到新軍營隊的分銷系統，而且透過“營代表”的建制，單線秘密傳送訊息，這就使資訊傳遞迅速，很少被破獲。三是他們敢於大張旗鼓地揭露封建社會和官僚的種種黑暗和腐敗，甚至敢公開呼號革命。總之，湖北的革命輿論宣傳為武昌首義做了重要的準備。

第二個是長期深入的思想發動和組織工作做得很到位。眾多的革命黨人投入新軍做士兵，在新軍中做了長期的發動和組織工作。湖北的革命黨人在新軍中從事秘密活動有較長的經歷。早在1903年，在孫中山的感召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吳祿貞從日本回國後，即在武昌花園山設立秘密機關，開展革命活動。繼而有科學補習所的成立，它的最初發動者是張難先和胡瑛。他們都是在當時大批知識分子投軍的情況下，直接到軍隊下層去做革命工作的。緊接著劉靜庵又主持日知會開展革命活動。1908年後，革命小團體如雨後春筍般破土而出，其數量之多，綿延時間之長，涉及人員之眾是任何省區所不曾有的。後來這些革命小團體，分別歸入文學社和共進會。到1911年秋，湖北新軍一萬五千人中，“純粹革命黨人將近二千人，經過聯絡而同情革命的約四千人，與革命為敵的至多不過一千多人，其餘都是搖擺不定。”

因此，掌握了思想，掌握了組織，掌握了輿論，武昌起義的勝利就指日可待了！

武昌起義是1911年革命黨人在湖北武昌進行的一場反清起義，也是辛亥革命的開端。可以說直接敲響了清王朝滅亡的喪鐘。但是為什麼從1840年以來，歷經列強入侵、太平天國起義、捻軍起義等等諸多劫難的清王朝都能繼續苟延殘喘，革命黨人此前組織多次起義都被清廷鎮壓，為何偏偏是在武昌這個地方，人數規模不大，革命黨的著名領袖都不在場的情況下，武昌起義卻能成為壓死清王朝的最後一根稻草呢？

宏觀而言：清廷已然搖搖欲墜

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清王朝在六七十年的時間裡已歷經劫難搖搖欲墜。到武昌起義前夕，清王朝已經從各個層面失去了統治的基礎。

政治層面：滿清的統治基礎在與滿清貴族和漢族地主階層的支援。從清王朝入關以來，滿清貴族就籠絡拉攏漢族地主階層，構建起以滿清貴族為主，輔之以漢族地主階層的統治結構。經歷太平天國起義的衝擊之後，漢族地主階層開始崛起，清王朝不得不接受漢族地主階層開始大量湧入統治階層的頂端，典型的例子就地方督撫的漢族化，這就表面清朝的統治在政治層面的鬆動。到了東南互保階段，面對清廷實際話事人慈禧的詔旨，東南的地方督撫公然抗旨，甚至湖北的張之洞等人還密謀一旦光緒和慈禧在戰爭中喪命，就要公推當時在廣東的李鴻章為“總統”。這在封建王朝無疑是抗旨和謀逆的兩大罪名，這些封疆大吏都敢幹，由此可見清朝的政治統治基礎已經無比脆弱。而且東南互保之後，清廷根本不敢對參與其中的督撫們興師問罪更是可見一斑。

軍事層面：任何政權都需要一定的武力來作為執政的保障。清王朝入關時期靠的八旗鐵騎，後來到了康熙時期轉為八旗和綠營作為軍事支柱。到了太平天國起義時期，腐朽的八旗軍和綠營兵都不堪重用，於是鼓勵官員興辦地方團練以鎮壓起義。隨著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的被鎮壓，以湘軍、淮軍和楚軍為首的地方團練成為了清朝主要的國防軍，但是這些軍隊都是具有私人軍隊性質的，雖說沒有東漢末年的地方團練變成割據軍閥那樣明顯，但是清廷對這些軍隊的控制權顯然不足，這也是為什麼清王朝不得不允許漢族官僚大量出任地方督撫的原因所在。甲午戰爭之後，淮軍、湘軍相繼沒落，清政府開始了編練西式新軍的計劃，但是事與願違新軍又因為用人不當和新思潮的興起，成為了袁世凱和革命黨人的武裝。到了武昌起義的影響擴大之後，需要真刀真槍時，清王朝忽然發現竟然無兵可用、無兵可調。

文化層面：清朝作為最後一個封建王朝，其統治的文化基礎在於封建帝制和漢族的儒家文化的倫理綱常的支撐。受命於天，代天牧民的封建體制思維深深紮根於當時的大清帝國萬千子民心中。也正因此，在太平天國起義時期，雖然洪秀全等人是根正苗紅的漢人，但是因為不願意擁護和維持儒家文化和地主階層的利益，因此諸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漢族地主階層依舊堅定的支援清廷。到了革命黨人興起的時候，其實大多數地主階層仍是支援清廷的，只不過甲午的失敗已經讓這些地主階層中的新士紳階層要求清廷作出相應的變革，也就是說變法革新派仍舊大有市場，激進的革命派雖然有許多人同情，但還是少數。結果清廷的皇族內閣一出，變法革新派大失所望，於是新士紳階層迅速分化，支援革命和支援共和的人數大大增加，由此清廷的文化統治基礎已然崩潰。

綜上，在武昌起義前夕，清王朝在政治、軍事、文化層面的統治基礎都已崩潰，清王朝已然是一座搖搖欲墜的危樓，任何微小的碰撞都可能讓這幢將近三百年的大廈轟然倒塌。

微觀層面：武昌起義恰逢其時

雖然說當時的清王朝已是行將就木，但是為什麼此前革命黨人的幾次起義都還是以失敗告終，而武昌起義卻恰恰能成功引起裂變效應，最終埋葬了清王朝呢？這在微觀層面上也有以下一些原因：

慈禧和光緒的病逝：雖然慈禧是在1908年去世的，但是不得不說她死後，清王朝特別是滿清皇族就沒有了政治主心骨。繼位的宣統皇帝只是個孩子，實際執政的載灃等人的政治經驗欠缺。在載灃攝政的這幾年清廷突然180度轉彎，大力推行變法革新試圖挽救危局，但是所有的措施都急躁而且矛盾，即不願真正實行立憲又要推行諸如廢科舉等革新之策。於是短期內造成國內劇烈動盪，而1911年皇族內閣的出臺，更是直接把寄希望於變法革新計程車紳階層推向了革命黨人一邊。

四川保路運動的策應效果：其實武昌起義早就在謀劃之中，只是一直沒有合適的時機。到了1911年5月皇族內閣成立的第二日，清政府就宣佈鐵路收歸國有，由此引發了轟動全國的保路運動。這一措施不僅使更多計程車紳階層因為經濟利益受損倒向革命，更讓清廷面對全國尤其是四川愈演愈烈的保路運動手足無措。為了儘快鎮壓和平息事端，清政府選擇了派遣強硬派督撫入川鎮壓，同時抽調湖北等地的新軍入川武力彈壓。由此四川的保路運動無形中為武昌起義起到了策應的作用，使清政府在武昌的軍事力量更加薄弱，有利於武昌起義的成功。

終上所述，武昌起義的成功主要是因為清政府已經全面腐朽，在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已失去統治基礎。加上保路運動和清朝預備立憲的策應效果，武昌起義的成功就顯的理所當然了。但是正如易中天先生在《帝國的惆悵》中所說，研究為什麼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並不十分重要，因為這一槍遲早要打響的。不在武昌打響，就會在其他地方打響。因為清王朝的已然是搖搖欲墜、行將就木，只用一個手指頭輕輕一推，就全線崩潰，轟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