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除國家大典朝會，皇帝接見大臣有兩種方式：召見(俗稱“叫起”)和引見(俗稱“遞牌子”)。清代大臣奏事，分摺奏與面奏，大臣可以請求皇帝陛見，皇帝需商議軍國大事，就要召見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等。另，被任命的夠一定品級的文武官員也必須在出任前覲見皇帝，被稱之為“引見”。

清代除登基等重大慶典在太和殿舉行，皇帝臨朝議政一般在乾清門，臨時設寶座、御案等。但召見和引見官員卻不在此。召見多於養心殿東暖閣，引見多於養心殿明殿。其它如承德避署山莊、圓明園等處，隨皇帝巡狩、避暑而定。如影視劇中地點多模擬太和殿召見和引見，則是不符當時習慣的。

召見須由親王、御前大臣、領銜軍機大臣輪流帶領大臣們去面見皇帝。引見須先進名單、履歷折、綠頭籤，一人或數人覲見。現在影視劇中或見皇帝與大臣平起平坐，或站立談話，這在當時是絕不可能的。召見或引見官員，須先由奏事處太監傳旨，直呼被召見人其名，並領進屋內，大臣進來必須先跪安，口稱“臣×××恭請皇上聖安”，滿人則必稱“奴才”，起立後走到皇帝所坐木炕前，在預設白氈墊上下跪，皇帝問即答。多人參加召見，只能由領銜者回答，別人不能插話;被召見人也不能相互說話，只有皇帝問到方可回答。不像現在影視劇中給人印象似乎是在開討論會。召見、引見無論時間多長，官員自始至終必須跪奏，直到皇帝允許“跪安”表示談話結束，才可起立後退至門口轉身退出。清代只有極少數人因身份特殊，可以坐或站與皇帝談話。如順治時“皇叔父”攝政王多爾袞免禮節，康熙時顧命大臣鰲拜賜座談話，同光時議政王恭親王、監國攝政王醇親王可站立與皇帝談話。但也不是永遠不變，如恭親王在同治時以議政王身份可站立談話，但進門時也要跪安。在光緒時恭親王只是領班軍機大臣，就必須跪奏了。

跪奏時大臣們與皇帝的對話極其簡明扼要，不像現在影視劇中長篇大論，喋喋不休。因為說話越羅嗦，跪的時間就越長。我們現在看清代檔案召見記錄，一般皇帝問話較多，大臣回答簡而又簡，幾乎沒有廢話。跪奏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所以清代大臣都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無論奏對何事，必以三語為率，並須簡淺明白，不須上(皇帝)再問”。而且都用厚棉絮做成護膝，以免跪奏時間過長引起疼 痛。並且經常練習，以免“失儀”(清制君前“失儀”要受處分)。清代筆記載：同光時軍機大臣王文韶年屆70，仍每日在家練習下跪;貴為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在慈禧做壽前也每日練習三次下跪。不少大臣常因跪之太久，腰痠膝痛直至病倒。所以跪奏時絕不會長篇大論。

另外，清代題材影視劇中召見場面皇帝與大臣往往光頭、便服，這在清代也是絕對不允許的。大臣進見須著常服補褂朝珠，戴紅纓官帽。皇帝也是常服袍褂著冠。常服是皇帝在宮中正式場合所穿禮服，用為處理一般政務或召見大臣。官員亦如是，按清制穿錯朝服最輕也要罰俸一月，因為這是清代制度所嚴格規定的，即以天子之尊，亦不能違背。

還有一點必須指出：無論召見或引見，太監、侍衛等均不得在屋內停留。

中國自有文字開始，就尤其重視“禮儀”。《詩》開篇就曾言:“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荀子.修身》亦言:“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因此，先秦以來中國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禮儀規範，並逐漸成為一種習慣性的社會約束力量，自此中國就被世人稱為“文明古國，禮儀之邦”。

中國的“禮儀制度”在封建時代的官僚士大夫階級中尤其嚴格，這個階級在禮儀方面處處都體現著等級森嚴、不可僭越的尊卑貴賤之分。而在這之中，有著更為嚴格的尊卑貴賤之分的就是“君臣禮儀”。

在先秦時期，“君臣之禮”是相互的，臣要向君行禮，君也要適當的還禮，也就是說先秦的君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平等。

這個時期，君臣之間的禮節主要分為舉止性之禮(站立禮和跪拜禮)和稱謂之禮。

其中“舉止性”禮節，就是臣子向君主施禮時，君主向臣下施用的禮節，它主要分為站立禮和跪拜禮。“站立禮”，就是君主向臣子“作揖”，據《周禮》所載，周王在召見諸侯時，向異姓的諸侯要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微下動的“土揖”禮。向有姻親關係的諸侯要施以合手平推的“時揖”禮。向同姓的諸侯要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舉的“天揖”禮。

而據《周禮.夏官》所載，周王在面見臣子時要“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門右。”，就是在上朝時，對孤、卿要行揖禮；對大夫，根據等級對眾而行的旅揖分等而揖之；對士，根據上中下三等，來分三次行揖禮。同時，在對孤、卿、士行完禮後，王還需要對侍從、之故士、虎士、太僕輩們行揖禮。

總的說，先秦時期，無論是孤、卿、大夫、士，還是最低階的故士、虎士、太僕等，君都是要先向跟他們施禮的，然後他們才再行禮。

再是“跪拜禮”。眾所周知先秦時期都是席地而坐的，因此當時形成了很多跪拜時所用的禮節，如稽首、頓首、空首等。而在先秦時期，君主是要跟臣子行跪拜的，《禮記.曲禮下》載:“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就是君主對從別國而來的大夫要行跪拜禮，同時對本國被拜為大夫的也要行跪拜禮。

如秦國昭王時期，秦昭王請範睢出仕秦國，《戰國策.秦策三》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範睢再拜，秦王亦再拜"，從中可以看出，先秦時期君向臣行跪拜禮的確是存在的。同時，君向臣的跪拜禮進行還禮時，會行“空首”，“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周禮》)。

此外，先秦時期君臣見面的禮儀除了跪拜禮、舉止性禮節外，還有“降階”禮，就是君主下臺階或行禮迎接臣子，《周禮》載:“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立，公降階揖之”；“離席”禮，就是君主離開跪地之席，然後向臣子施以揖禮或拜禮；“撫席”禮，就是君主撫一下席子請臣子請坐。

所以可以說，先秦時期的君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平等的，這種平等在面見禮儀中表現的尤為突出。正因先秦時期君臣如此的和諧與平等，清末康有為在《擬免跪拜詔》中就流露出了一股羨慕之情，其言:“天子為三公下階，為卿離席，為士大夫興席，為士撫席。於公卿大夫拜，皆答拜”。

再是稱謂之禮。“君前臣名”是君臣稱謂之禮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說臣子在皇帝面前自稱必須用本名，而在皇帝面前提到其他臣子時候也必須稱其本名。

而在先秦時期，君主對於一些特別重要，或者地位較高的臣子，在稱呼上是“國君不名卿老”(《禮記》)，就是君主不會直接以名字來稱呼年老的卿的名字，如周武王時期，周武王就不叫姜尚的名字，而是稱其為“尚父”。

不過秦後，隨著秦始皇創帝制，加強皇權，在君臣禮儀上也逐漸有了明顯的尊卑之分，此時天子禮敬臣子的禮節越來越少，直至開始有了嚴格的尊卑貴賤之分。

秦漢時，天子無需再向先秦時期需要向所有臣子行禮，而只需三公行禮。如在漢朝進行元旦朝賀時，在三公禮賀時，皇帝需要起立對其行禮。同時秦漢時，皇帝與三公一起處理政務時，三公與皇帝可以同坐。而直到唐、五代時，也依然是“大臣見君，列坐殿上”。

同時，在稱謂上，五代前也依舊如同先秦一樣，對於一些特別重要的官員，君主不會直呼他名字，而是用字或姓加官職的方式來稱呼。如漢時，劉邦稱張良就為“子房”；梁時，梁武帝稱呼蔡樽為“蔡尚書”。

可以說在五代前，君主直呼一些地位高官員的名字是失禮的行為。如梁武帝時期，蔡樽就因為梁武帝曾直呼他的姓名，而臉色不悅的說道“臣職務是“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喚我”，此時武帝就覺得慚愧，連忙陪不是。

宋後，君臣開始了有著明顯的尊卑之分。康有為曾言:“漢制，皇帝為丞相起（立）；晉、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群臣）乃立，元乃跪，後世從之”(《擬免跪拜詔》)，此時宋朝的官員不能再與皇帝同坐，只能是站立。

而到了元后，官員的地位就更低了，“跪讀表，讀畢，俯伏興，復位”(《元史.禮樂志》)，此時官員奏事需要跪著，之後完成奏事要俯伏行禮，後才能起來站到原來的位置上。

明時則延續元制，“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即起”(《大明會典》)，此時所有官員只要向皇帝奏事都需要先跪再奏，奏完後，皇帝說起來才可以起來，同時皇帝下詔時百官也都要跪著聽，皇帝賞賜時也要跪著接，然後還要行五拜扣頭大禮。

直到清時，君貴臣卑就更為明顯，與明不同的是，明代只有奏事時才行跪禮，而其餘沒有奏事的官員是無需行跪禮的。而清朝，如御門聽政時，只要有官員奏事，所有的官員都要一起跪下。再如便殿召對時，也是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的腳下。

當然，清康熙後，在召見官員時，清帝會特別賞賜給一些一品以上年老的官員一個墊子，然後讓他們坐在墊子上受召見。可是一般情況下，這些官員往往不敢坐，就只敢跪在墊子上。可想而知，清時君貴臣卑現象是有多麼的嚴重，他們真正成為了一個唯唯諾諾的奴才。

同時清時，在稱謂上也發生著巨大的改變。明時，對於首輔這樣的重臣，明皇帝還會時常以“先生”來稱呼，可到了清朝，無論品級多高，地位多高，皇帝始終都是或直呼其名，或稱爾，或稱汝。

此外，清時，臣子對皇帝的自稱也不再是以本名，而是自稱“奴才”亦或“微臣”。

可以說，在稱謂上，從君主尊臣下為“尚父”，到稱字而不稱名，再到直呼其名，再到用“爾”或“汝”來待稱；從臣子拒絕君主直呼其名，再到自稱奴才，到清時君臣的地位已是極其懸殊，君貴臣賤可見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