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主觀上說，崇禎的剛愎自用和不學無術的無能是主要原因。政權大廈將傾速度很快，崇禎對農民起義軍和八旗兵的認識，只是停留在朝廷的奏章和議論上，根本沒有理性實際的感知，大兵圍城之際，他還指望太監和文臣。

從客觀上看朱元璋的子孫，除了朱棣能使用武力統治，其他都沒有一個像樣的、合格的管理統治者，可惜了較寬容的朱標太子和太孫。

也有人認為這是崇禎和大臣互害的結果。

最後說到底，還是世襲皇族政權統治的惡性迴圈。

明朝滅亡其實是亡於內亂，清兵沒有入關崇禎就吊死了！清兵入關後的暴行，反而讓漢人團結起來反抗，才讓南明延續了幾年！

首先，我講一下客觀原因。崇禎皇帝的亡國危機，先起於內亂。相比於東北後金的威脅，燃眉之急是一李自成的農民軍。當時，起義軍已經佔據全國大片土地，就連朱氏家族的發祥地鳳陽都被佔領，祖墳也被掘開。所以，縱使南遷，南行之路也不十分安全。

其次，跟隨皇帝的臣僚們，其家產田莊都在北方，是極不主張南遷的。縱使換了朝代，自己搖身一變，即成了新朝的開國功臣，財產地位絲毫不影響。崇禎受到這些大臣們思路的捆綁，也就無意南遷了。

第三，自成祖起，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已成定律。朱由檢骨子裡還是祟尚氣節的，如國亡，則君死。所以朱由檢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清心寡慾，勵精圖治，並頻繁更換閣臣，以圖重塑大明輝。怎奈他生性敏感，剛愎自用，以至“非亡國之君，臨亡國之運。”

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被迫遷都，大部分都以失敗告終。就算是晉朝的司馬睿和宋朝的趙構南遷建國，東晉和南宋也一直處於風雨飄搖，時局動盪之中。偷安於江南一隅，苟且於半壁江山，絕非朱氏家族之家風。

以上諸條，每一條都有充足的理由阻止崇禎南遷，所以到最後兵臨城下，李自成泒人談判時，崇禎寧可玉碎 ，不願瓦全，最終選擇了一條以死殉國謝罪之路。

1644年3月19日黎明時分，李自成率領的數十萬起義軍攻破北京，絕望的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於煤山，他以一種悲壯的方式宣告立國276年的大明王朝正式滅亡。後世的人們圍繞著崇禎帝“國君死社稷”的壯烈，將他推崇至無以復加的地步，“先帝英明神武，人所共欽，而內無聲色狗馬之好，外無神仙土木之營，臨難慷慨，合國君死社稷之義，千古未有之聖主！”

崇禎殉國後給後人留下了一個歷史謎題，那就是在國破之際，他為何最終拒絕效法東晉、南宋南遷，以延續國祚，伺機再起呢？後世的人們往往用“天子守國門，國君死社稷”來解釋，但恐怕失之偏頗。順著時間的軌跡，我們重讀這段歷史，就不難發現裡面的玄機。

1643年10月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攻破潼關，殺死明朝督師孫傳庭，隨即佔領陝西全省。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並集結50萬大軍誓師東征。訊息傳到北京後，震驚朝野，崇禎帝立即召集朝臣商議對策，期間有人提出南遷。

主張南遷的人是左中允李明睿，他秘密上疏崇禎帝，提議南遷。正月初三朝會結束，崇禎帝召見李明睿。李明睿提出義軍已經逼臨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選擇，就是遷都南京。崇禎帝對李明睿說：“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問道：“上天未知如何？”

李明睿言道：“惟命不於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勝天。皇上此舉，正合天心，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知幾其神，況事勢已至此極。詎可輕忽因循，一不速決，異日有噬臍之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皇上可內斷之聖心，外度之時勢，不可一刻遲延者也！”

如果放在往日崇禎帝可能會大發雷霆，但這次卻說：“此事我已久欲行，因無人贊襄，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顯然崇禎帝頗為心動。當晚他又與李明睿詳細探討了如何行動以及南遷的路線、沿途護軍等具體問題。但在軍餉問題上，兩人犯了難，此時明朝的財政已經捉襟見肘，但如果餉銀不到位，一但半路釀成兵變，後果不堪設想。於是南遷之議暫時被擱置。

沒過幾天，吏科給事中吳麟徵建議調吳三桂麾下的5000精兵，赴山西協防。此議剛提出，就遭到內閣首輔陳演的拒絕，因為調離吳三桂所部，意味著放棄山海關外的大片領土。常言道“祖宗之地不可棄”，無論是陳演，還是崇禎都不願意承擔“棄地”的責任。萬般無奈之下崇禎只能祭出自己的“大招”。

崇禎帝判斷，李自成的軍隊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境內後，“必不犯天下重兵處（大同、宣府）以入。於是命輔臣（李建泰）統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憂則在保定，不在宣大”。此外崇禎帝認為，即使保定失守，他還可以調遣宣府、大同、寧遠等地的邊地精兵以援畿輔；同時再徵召天下兵馬勤王，對李自成的起義軍形成南北夾擊之勢。於是崇禎帝任命內閣大學士李建泰為督師，“代朕親征”，於1月26日為他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出征儀式。

崇禎帝明顯低估了李自成這個對手。作為起義軍的領袖，李自成雖然農民出身，但經過十幾年戰爭洗禮，他的軍事素養遠遠高於從未上過戰場的崇禎。渡過黃河後，李自成將東征大軍分為兩路，自己親率主力攻取山西中部、北部；另一路他派遣劉芳亮率左營數萬人，攻取山西南部以及河南中部、北部一帶，然後在向北進軍河北中部、山東東部地區，徹底切斷崇禎南遷之路。

2月7日李自成攻佔太原後，他並沒有按照崇禎的設想，率領主力東出井陘關，攻取河北中部的真定府，而是率主力揮師北上，直取寧武、大同、宣府；另外李自成得知李建泰出兵的訊息後，派馬崇禧率領萬餘人，東出井陘，攻擊李建泰所部，同時再設出一道防線，攔截崇禎帝的南遷。

再說督師大學士李建泰，當他率領幾千人馬出京後，一路上不招人待見，小小的定興縣令，都敢給他閉門羹吃。李建泰一怒之下，竟然率軍攻破縣城，大肆劫掠。李建泰之所以敢請命出師，是有他的打算的。原來李建泰在他的家鄉山西曲沃擁有豐厚的家財，與其資敵，不如用這筆錢招兵買馬，與起義軍一決雌雄。但當李建泰走到河北中南部一帶時，得知曲沃陷落，自己的萬貫家財化為烏有，倉皇之下率領幾百個士兵躲進保定。

幾天後北京的崇禎帝受到了李建泰的一封奏疏，“賊勢大，不可敵矣，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於是崇禎帝命令朝臣正式商議南遷事宜，“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剛開始李明睿等人提出崇禎帝以親征的名義，南遷南京，皇太子留守北京。但經過朝臣們的反覆討論，最終大臣們形成了皇帝留守北京，皇太子、諸王南遷的意見。

這明顯是要求崇禎帝做出自我犧牲，而當庭又迫使他在大庭廣眾面前做出生死抉擇。崇禎帝怒不可遏，剛要發作，就聽見給事中光時亨大聲喊道：“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光時亨言外之意是指責眾臣陰謀擁立太子，逼迫崇禎帝退位，這使他們大驚失措，“遂不敢言”。

此時崇禎帝憤憤的說道：“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至此南遷之議宣告流產。隨後崇禎帝詢問戰守之策，眾臣默然不語，崇禎帝嘆息道：“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遂拂袖而去。

3月初李自成的大軍兵不血刃的佔領大同、宣府一帶，而劉芳亮所部也已經佔領河南的中部，向河北南部一帶進軍。當月4日崇禎帝決定與李自成決一死戰，調遣吳三桂、唐通、劉澤清所部入京勤王。結果只有唐通率領8000人入京，而吳三桂所部行軍緩慢，直到北京陷落才抵達距離北京170多公里的豐潤；劉澤清則藉口墜馬受傷，率軍一路劫掠南逃。

3月17日李自成大軍包圍北京後，崇禎帝召見駙馬鞏永固、新樂侯劉文炳商議。崇禎帝詢問兩人能否率領家丁巷戰，護送自己以及太子南行。鞏永固叩頭泣言：“親臣不藏甲，臣等難以空手搏賊。”君臣三人相對而泣，鞏永固接著說道：“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於是崇禎帝言道：“朕志決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最終3月19日崇禎帝自縊身亡，而鞏永固、劉文炳也踐行了對大明的忠誠，全家闔門自盡。頗為諷刺的是，當初堅決阻擾崇禎南遷、慷慨陳詞的光時亨在李自成入京後，第一時間投奔，在李自成的政府中擔任留任兵科給事中之職，並與其他明朝大臣向李自成“勸進”。李自成失敗後，他逃到南京，妄圖投靠南明小朝廷，被人彈劾“光時亨力阻南遷，致先帝身殞社稷；而身先從賊，為大逆之尤。”最終被處斬。

崇禎帝拒絕南遷，一方面是他錯誤的估計了當時形勢，他認為自己還擁有與李自成一決雌雄的資本，這讓他始終處於矛盾、猶豫之中；另一方面崇禎帝與朝臣們長期不正常的君臣關係，使得群臣害怕承擔責任，不敢提出、堅持合理意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加之朝臣內部激烈的黨爭，使得明朝喪失南遷的良機。

另外提一下，崇禎帝壯烈殉國後，當時的形勢並非後世人們想象的那樣，崇禎以死喚醒了民眾，人們紛紛揮拳擦掌、磨刀霍霍準備為崇禎復仇。真實的情況是在北京的數百位官員中，僅有20幾位選擇殉國，其餘的爭前恐後向李自成獻殷勤，清軍入關後，大部分又投入清朝的懷抱。而在江南的大臣中，也僅僅有史可法等幾十人主張北伐，大多數人均貪圖安逸，得過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