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你無法得出戰爭的勝利是因為王安石變法所取得的改善，連王安石自己都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變法”能夠在實際層面使得北宋強大，消除積弱，反而是變法實行之初，百姓怨聲載道，餓殍遍野，這使得以司馬光，高太后等為首的保守派更加確定此為“妖道”，不遺餘力的抨擊之。

那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在最初課本里學到《王安石變法》章節的時候，就是在歌頌和稱讚，認為王安石多少偉大，多少有遠見，為了改變帝國的羸弱多麼用功努力，他的一切失敗都是因為舊黨的反對，是因為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

但是小時候課本沒告訴我們舊黨是誰，長大了之後我們才瞭解，原來所謂的舊黨是司馬光、蘇軾、宣仁聖烈高皇后、歐陽修、韓琦等人，這些可都是課本里面告訴我們的千古名臣、功臣啊？那問題就很矛盾了，他們是和另一個功臣王安石對著幹的，可到底誰是壞人呢？

實際上，王安石變法我們需要去肯定，但是司馬光這些舊黨在當時確實也是為了國家，之所以反對王安石，就是因為王安石變法是一場一開始就失敗的變法。

原來王安石變法中對於民生的就是“青苗法”和“市易法”，這兩個法以現代思維來看當然是好的，就是貸款給農民種田。可是在真正實施的時候，由於農民大多不識字，政令幾乎全被歪曲，農民被當地官府強行高倍借款還貸。當時的文人鄭俠就畫了《流民圖》，展現了王安石變法之後，百姓流離失所的景象。

這樣一來，答案就很簡單了。司馬光等忠臣哪能見得如此，紛紛上奏廢除新法，遵從祖訓。王安石變法自然失敗了。

實際上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變法要成功，就學張居正，朝野上下全部都安排自己的人，一手遮天，才能成功。

王安石變法與宋朝邊境戰爭一些勝利有直接關係嗎？這點無法證明，王安石變法在歷史上一直有爭議，有人說他的變法是全面失敗，是導致北宋加劇削弱的罪魁禍首；也有人說王安石變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只是在當時宋朝積弊沉多的情況下，作為有限，無力迴天。

回答你這個問題，要看王安石變法前北宋軍隊的情況，宋朝軍隊是解決社會就業問題及開墾軍屯，增加農業收入，軍隊主體吸收的是社會閒散人員，每逢災荒年頭更是大量徵兵，表面上看，北宋兵力很強盛，但是他們的戰鬥力並不是很高（邊軍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在內地則二分守城,八分屯種）。

除了兵員，還有將領問題，為了防止軍閥割據，宋開國之初制定的國策就是重文抑武，並確立了更戍法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所謂的“更戍法”，指的就是軍隊定期變換駐地，而將領則不動，也就是說宋軍屬於“兵不知將將不知兵”。

面對上述情況，再來看王安石變法，其變法的核心思想是“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其主要目的是解決財政問題而非軍隊問題，當然在關於軍隊戰鬥力方面，還是採取了“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並設軍器間”，宋軍戰鬥力是得到一點改善，不過治標不治本。

你所說的取得的一些軍事勝利，那都另有其因，也並非沒有能人，比如王韶，此人軍事才能非同小可。綜上，變法和邊境戰爭取得的一些勝利，別說司馬光，王安石本人都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司馬光對於宋夏戰爭的昏聵認識。

以司馬光在王安石去世前後，上的《上哲宗乞還西夏六寨》裡的話說：“靈夏之役，本由我起，新開數砦，皆是彼田，今既許其內附，豈宜靳而不與？”也就是在他看來：宋朝和西夏的戰爭，完全就是北宋單方面挑起的侵略戰爭，王安石變法時打下的國土，更該還給西夏，這樣才能使西夏人感激涕零，老老實實享受和平時光。

那事實真是如此？首先以宋夏戰爭來說，西夏自北宋真宗年間起，就是接受宋朝冊封的臣子，卻在宋仁宗年間悍然反叛，主動挑起了宋夏戰爭。即使在宋朝付出大筆歲幣買和平時，西夏依然翻臉像翻書，動不動就在邊境悍然挑釁燒殺。北宋的軍力不得不牽制在西北前線，國防態勢無比困難。

所以說，宋神宗年間的對西夏作戰，既是北宋大破國防困局的必然選擇，更是為保衛國家進行的自衛還擊戰爭。可這場正義戰爭，在司馬光眼裡卻成了“本由我起”，北宋將士浴血收復國土的軍功，更成了司馬光看來侵略他國的行為。堅定這個信念的司馬光，這才在朝堂上賣力鼓譟，趁著宋神宗駕崩，宋哲宗小皇帝不懂事的機會，大聲疾呼北宋要以和平大局出發，把六寨國土白白割讓給了西夏。

雖然在朝堂有識之士的反對下，司馬光疾呼的“割六寨”沒有全割，但依然有四寨要地，白白送還給了西夏。北宋的西北邊防呢？非但沒有換來和平，反而換來了西夏年年燒殺侵略。以至於宋哲宗親政後，不得不咬牙繼續調集重兵，發動反擊西夏的平夏城血戰。如此國防天坑，就是司馬光挖出來的。

比這還坑的原因，就是司馬光對北宋國防建設的荒唐看法。

在司馬光官運亨通的年代裡，北宋國防的積貧積弱，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尤其是士兵疲弱不堪，以《宋實錄》記載，宋仁宗年間，宋夏邊境的北宋精銳騎兵，居然連馬都不怎麼會騎，射箭時強弓都拉不開。如此廢物扎堆的場景，這才激出了王安石變法裡的《保甲法》，以近乎鐵腕的方式，煥然提升了宋軍戰鬥力。可在司馬光眼裡，如此強軍大業，簡直胡鬧。

以司馬光《乞罷保甲狀》的觀點，大宋軍隊，戰鬥力就不應該強。一旦戰鬥力強了，突然造反怎麼辦？而且北宋的軍人不管怎麼苦練，肯定打不過遼國西夏，既然練了也白練，還是爛兵最安全。但事實上，單是北宋在王安石變法時期，諸如“熙河開邊”等一系列勝利，就狠狠駁斥了司馬光“練了也白練”的荒唐說法。

但別管事實如何，司馬光卻是咬準了這個理，待到宋神宗駕崩，北宋舊黨得勢，司馬光也就逮住機會，一口氣把王安石的軍事改革盡數廢除，一批功勳卓著的將領也遭到惡治。諸如割地送錢換西夏高興等荒唐活動，也隨即陸續實現。剛被北宋揍的滿頭血的西夏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司馬光竟全送來了。

如此折騰，也就叫風花雪月的北宋王朝，好不容易挺起胸膛，卻又在積貧積弱的泥潭裡，無助的越陷越深。

以人品說，司馬光堪稱北宋士大夫的楷模，以學問成就說，司馬光堪稱中國古代史上的翹楚。但以治國能力說，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只當得明朝思想家王夫之的那聲評價：北宋滅亡，始於司馬光。

參考資料：《宋論》、《乞罷保甲狀》、《上哲宗乞還西夏六寨》、 楊碩《宋神宗與王安石變法》

怎麼沒有名將呢？有的，王韶就是。

在王安石執政期間，大宋帝國在軍事上取得一個重大成就，這就是王韶開河熙之地。

宋神宗即位前後，宋夏爆發戰爭，西北局勢緊張。當時還是無名之輩的王韶上了一道“平戎三策”的奏章，主張先收復河湟，扭轉與西夏戰爭的不利局面。王韶早年考科舉不中，遂遊歷陝西，考察西北邊疆的形勢，成了西北問題的戰略專家。

在皇帝與王安石的支援下，王韶被任命為主洮河安撫司事，經營河湟。王韶非常能幹，他抵達秦州後，先招撫了西番俞龍珂所部12萬人。俞龍珂部歸附後，王韶乘勢西進，進攻西蕃諸羌部落，佔領武勝，建鎮洮軍。宋神宗下詔，在新開拓的土地上設熙河路，王韶升任經略安撫使。緊接著，王韶進攻河州，河州酋豪瞎藥投降。

到了熙寧六年，王韶的軍隊接連收復河州、岷州、宕州、洮州、疊州，進軍一千八百里，斬敵數千人，取得了輝煌的戰果。在大宋歷史上，王韶是最有進取精神的一位將領。

因戰功卓著，朝廷徵王韶入京。王韶離開河熙之後，西蕃勢力捲土重來。

西蕃首領木徵在熙寧七年的踏白城之戰中大敗宋軍，河州知州景思立戰死。之後，又進攻岷州，繼而圍攻河州。宋神宗不得不又一次把王韶派往前線。王韶捲土重來，對木徵窮追猛打，斬首七千餘級，打得木徵走投無路，最後只得繳械投降。

應該說，王安石變法在“富國強兵”上均取得一定的成績。但是司馬光卻對王安石的變法深惡痛絕，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王安石的新法存在種種弊端，特別是執行不力。

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的本意是要救濟百姓於青黃不接之時，出發點是很好的。可是政府發放的貸款並非免息，而是年息二分，雖然比民間借貸要低，但對於普通百姓家，也是一筆沉重的負擔。到了地方，利息從二分被提到三分甚至更高，有的地方實際利息達到80%甚至100%。這與變法的初衷已全然是南轅北轍了。

再比如免役法。變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錢後，可免除義務勞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變了樣。免役錢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強迫百姓服役，活照幹，錢還得交，兩頭受罪。

再比如市易法。王安石的目的是“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併”，目的是抑制商人對商品價格的壟斷。可是在具體操作中，市易務作為資本雄厚的“央企”，卻取代富商壟斷了市場。

反對新法的人，有許多都是當世名重一時的人物。比如反對青苗法的人有韓琦、富弼、歐陽修、程顥等；反對均輸法的有蘇軾、蘇轍等；反對市易法的有文彥博等；而司馬光幾乎反對王安石的每一項政策，這就未免有點意氣用事了。

在王安石變法開始後，司馬光便不遺餘力地反對變法。以前我們教科書裡總說司馬光是守舊派分子，與王安石的激進相比，司馬光確實比較保守，但他對新法的攻擊，並非完全感情用事，因為新法的確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時代，司馬光的立場顯然不吃香，故而被排斥出中央，到洛陽當了個西京留臺，說白了就是個閒差，總計呆了十五年之久。然而，在宋神宗死後，司馬光馬上跳出來，短短几個月，就把新法全部給廢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