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子弟，也叫“皇族”，號稱“天潢貴胄”。清朝的皇族，是從太祖努爾哈赤父親塔世克輩份開始算起，然後按嫡旁親疏，分做“宗室”和“覺羅”兩大類。凡屬塔世克本支，即努爾哈赤及嫡親兄弟以下子孫，統統歸入“宗室”；再就是塔世克叔伯兄弟支系的，都叫“覺羅”。按照清朝政府的規定，宗室腰繫黃帶子，覺羅身系紅帶子，用以顯示身份的特殊。故此宗室也俗稱黃帶子，覺羅呼紅帶子。不過比較起來，覺羅的血緣要遠一些。所以儘管他們的地位比一般民眾仍顯優越，也高於“從龍入關”、同樣受到優待的八旗兵弁及家口，但比起嫡裔宗室，還是相差了一大截，更確切地說，清代皇族也就是指屬於宗室的那部分人。 ??當清立國前後，努爾哈赤率領部眾東征西討，一些上層核心，都是他的兄弟子侄，這中間除了因有罪遭到謫廢，差不多都授以爵職。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家的子孫越來越多，於是圍繞著與皇帝關係的親疏、支派的遠近和出生的嫡庶，在宗室內部的等級差別也更加繁雜起來，像有爵位和無爵位、高爵位和低爵位，後來在有爵位中又有近支和遠支的區別。 ??清代宗室的爵位，因皇子年幼未封者不計，分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十個名號。如果加上親王嫡長子授世子，郡王嫡長子授長子，鎮國公和輔國公又有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之別（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把權力和財產分成八份，入八分者均出任佐領以上職，可領有旗下入戶。不入八分者無此權利。凡入八分輔國公以上，均歸入八分之列） ，此外鎮國、輔國將軍和奉恩將軍又各有一二三等，如此算來，統共有二十多等之多。清代宗室在取得爵位後，除開國初期功勳卓著，或皇帝特准破例可世襲罔替，均每代降等襲爵。這種襲爵授爵，都嚴格照嫡庶長幼的宗法制原則進行。比如親王嫡長子襲父爵，餘子授不入八分公，側福晉側室子授二等鎮國將軍，妾媵所生子授二等輔國將軍，如此層層遞降。大致在康熙前期，每個宗室年至十五歲（虛歲，下同），即可按規定授爵。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為二十歲，經“文藝騎射”考試，列名優等，方可請旨授封。不過若原授爵職者故世，急需子弟承襲，或子弟中人才超群，可不拘年歲，特例請封。 ??為了優待宗親，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頒旨，對爵位的承襲又作了某些鬆動，即封親王爵位的每代降襲到鎮國公為止，郡主到輔國公，貝勒至未入八分鎮國公，貝子到未入八分輔國公，如此等等，最低到奉恩將軍，便可世爵罔替。對於女子，到一定年齡，亦按其父族爵位高低和嫡出庶出，分別授封郡主、縣主直至格格等名號。另外，皇女則有固倫公主與和碩公主之別。 ??根據爵位降等和嫡庶制原則，有的宗室便無法取得爵位，於是出現了“閒散宗室”的名號。此外也有少量有爵位者因犯過失而削降為閒散行列的。閒散宗室在清入關前太宗皇太極時期已經出現，到乾隆二十年（1755），已多達700餘人。隨著宗室人口不斷增加，閒散宗室的人數比例，也在迅速地擴大。 ??閒散宗室原來並無品銜頂戴。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認為他們既“譜列銀潢，名登《玉牒》”，可因“身無職級，竟至與齊民無別”，實在有辱帝王金枝玉葉的風度，於是賞與四品頂戴和四品武職補服的榮耀。但這不等於說，就此便能做四品官、食四品俸，而且“若不知自愛”，犯了過錯，也可能被革去頂戴。 ??前面說到，宗室成員都腰繫黃帶子，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因犯罪被革去黃帶子的人。最早是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齊，因兄弟鬩牆被廢為庶人。皇太極當政後，又有兄弟如莽古爾泰、德格類、費揚古等先後遭到革退。康熙晚期，包括舒爾哈齊子孫在內的被革斥人數已多達200多人，以後又續有增加。已革黃帶子儘管身份不同，可皇族血緣無法抹煞，從康熙五十二年（1713）起規定，他們的名字也要載入《玉牒》，附於末後，並給紅帶子為記。後來又把宗室中有罪發配時所生子，也歸在“紅帶為記”的行列，至於他們的待遇則與一般旗人相同。為了使他們與同系紅帶子的覺羅相區別，行文時多通稱“已革宗室紅帶子”。 ??宗室的政治地位既高低不同，反映在經濟待遇上，當然也有差別。這也是照著有爵無爵、爵位高低而確定的。先說有爵位的，在清入關前，諸王、貝勒等均按八旗分配原則，各擁有莊丁田地。入關後，他們又都在京畿跑馬圈地中分得了土地。從順治七年（1650）起，並照等次發給俸銀和祿米，經多次調整，確定從親王到奉恩將軍21個等次，最高親王歲銀萬兩、米5000石，郡王銀5000兩、米3000石，直至最低奉恩將軍銀110兩、米55石。不滿十八歲襲爵者按半俸支銀。王公等因病不能在政府部門當差，除奉特旨準支半俸，一律停止給俸。個別有特殊勳勞，也可發給雙俸。在有爵位中，封授公以上等級的，差不多都是皇帝的嫡親兄弟子侄，所以待遇最優厚。康熙初明令永不圈地，於是每逢新封爵位，便由專管宮廷事的內務府按等撥給糧莊、銀莊、瓜園、果園，以及各色莊丁。親王可得莊園28座又半莊2座，約合五六萬畝，莊丁250名（戶），還有口外滋生牧場和“採捕山場”。最低一等的公爵，也能分到田莊7座又半莊2座，莊丁29名（戶）。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中有人一旦除爵或承爵降等，便要全部或將多出部分繳回內務府。 ??給予閒散宗室生活資助的叫“養贍銀”，在性質上有別於有爵職的“食俸當差者”。不過開始時，因閒散宗室也在圈地中分得一份土地，所以並無特別的養贍津貼。後來因人丁繁衍，土地不能再給，加上有的家庭不善理家或受生老病死的影響，原地被典當出去，這樣便出現了宗室生計問題。為了適當加以賙濟，康熙十年（1671），朝廷決定給無政府職位、無俸祿收入的閒散宗室分發養贍銀米，其數額中間有過幾次變動，最後確定每人每月銀3兩，歲米22.5石，父故幼子照此發給，殘疾無法行走者月銀2兩、歲米22.2石。乾隆十一年（1746），再次擴大照顧範圍，除閒散宗室本身外，家中男性成員年滿十歲（後改十五歲）的，每月也可得到2兩養贍銀。隨後又確定，失去子孫依靠的寡婦和無叔伯兄弟的孤女，也按月發給銀米，甚至連因犯罪遭到圈禁或遣戍外地的家屬，同樣能領得半份銀糧。 ??清朝皇帝對宗室子弟儘管照顧周到，但從開銷的總數中看到，重點是放在有爵位人的身上，其中又以近支上層王公為主。這裡且不說公以上新封爵位都可專門撥賜田土，就從俸銀米的數額中，便清楚地看出了高爵位和低爵位的等差懸殊，像最高的宗王與最低等的奉恩將軍，兩者竟相差達90倍。 ??清朝政府對宗室成員採取包下來、養起來的做法，目的是為了保持皇族子弟不為人下的封建等級尊嚴，同時也含有維護皇權、在政治上防微杜漸的意思。所以嚴格規定，凡宗室成員，不得隨意離開北京（後來有一部分人被安頓到盛京落戶，屬於例外），更不得從事其它職業，做官“既不分用各部院，又不便簡用外省道府”（光緒《清會典事例》卷9），只侷限於很小範圍之內。實際上，它是在養的前提下把大家都束縛起來了。這裡尤其是下層宗室，除了向國家等靠要以外，完全失卻了學習勞動技能和謀生競爭之路。時間一長，習慣成自然，只想著自己是皇族，系黃帶子，高人一頭，要好吃好用，壞習慣越來越多，可談本領不少人什麼也沒有，完全成了遊食於社會的寄生群。當時宗室昭槤說：“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貧窶，好為不法之事，累見奏牘”（《嘯亭續錄》卷4）。他們中某些人的作為，甚至連皇帝都感到慚愧。嘉慶帝顒琰在一次沼諭中談到：“近日宗室不自檢束，致於吏議者不一而足，朕深慚愧”（《清仁宗實錄》卷162），宗室的遊惰習氣，到乾隆、嘉慶時已相當嚴重。 ??到了道光、咸豐以後，由於國家內亂外禍不斷，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繼續維持本身的統治，加上宗室人口成倍增長，財政狀況急劇惡化，對宗室人員的經濟照料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得不加以緊縮。咸豐三年（1853）詔令：宗室中現任食俸人員本身紅白事暨閒散宗室紅事恤賞銀，“均暫停止”，閒散宗室白事恤銀“暫停一半”；次年，又令王公大臣當年秋季俸銀減半支放。同治六年（1867），朝廷恢復發給紅白恤銀，但新章程確定，紅事賞銀20兩，白事30兩，比起先前的100兩和120兩，或白事恤銀減半的60兩，都大大減少了。不僅如此，連額定的3兩養贍銀，亦因七扣八扣而無法保證，“每月不及二兩，自養多不能足”（《清續文獻通考》卷26）。在光緒年間，皇帝為了裝點門面，差不多每年都有那麼一次賞給閒散宗室人等一月錢糧的詔令，其實在總的養贍銀已被克減的情況下，靠著一年一次的賙濟，是頂不了大用的。 ??就在政府對宗室人等的生活照料不斷緊縮之際，北京的生活消費程度卻在提高，物價節節上漲，康乾時期尚可維持生計的俸祿或養贍銀米，到了道咸和同光年間便捉襟見肘了，一些原本錦衣玉食慣了的王公顯宦們，常因非屬近支，一旦降爵罷職，便立時陷入生活的窘境。奉恩將軍綿壘，系已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鎮國將軍永芹的兒子、多羅誠密郡王之孫，門第顯赫，道光六年（1826）因犯事革退爵職，失去差使，致使無法生活。宗室東明，當過錦州副都統，是堂堂正二品大員，道光初年休致後，亦因“實無養贍”，不得不向負責皇族事務的宗人府申請發給“養贍銀米”。另一位宗室永良，當過正三品官，道光中“緣事革職回家”，“無資產隱寄”，竟到了“赤貧”的境地。當時，甚至連世襲罔替的鄭親王府，也因使用不敷，需要向京中商號揭借銀子。及至清末，更出現“閒散王公貧甚”而“為人挑水者”（何剛德《春明夢錄》下）。後來出任盛京和成都將軍的歧元，小時家窮，又礙著面子，不得不“夜出挈籃賣蘿蔔”來維持生計，至於一般閒散宗室，常有“求其一飽而不可得者”（劉體仁《異辭錄》卷2）。
皇家子弟，也叫“皇族”，號稱“天潢貴胄”。清朝的皇族，是從太祖努爾哈赤父親塔世克輩份開始算起，然後按嫡旁親疏，分做“宗室”和“覺羅”兩大類。凡屬塔世克本支，即努爾哈赤及嫡親兄弟以下子孫，統統歸入“宗室”；再就是塔世克叔伯兄弟支系的，都叫“覺羅”。按照清朝政府的規定，宗室腰繫黃帶子，覺羅身系紅帶子，用以顯示身份的特殊。故此宗室也俗稱黃帶子，覺羅呼紅帶子。不過比較起來，覺羅的血緣要遠一些。所以儘管他們的地位比一般民眾仍顯優越，也高於“從龍入關”、同樣受到優待的八旗兵弁及家口，但比起嫡裔宗室，還是相差了一大截，更確切地說，清代皇族也就是指屬於宗室的那部分人。 ??當清立國前後，努爾哈赤率領部眾東征西討，一些上層核心，都是他的兄弟子侄，這中間除了因有罪遭到謫廢，差不多都授以爵職。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家的子孫越來越多，於是圍繞著與皇帝關係的親疏、支派的遠近和出生的嫡庶，在宗室內部的等級差別也更加繁雜起來，像有爵位和無爵位、高爵位和低爵位，後來在有爵位中又有近支和遠支的區別。 ??清代宗室的爵位，因皇子年幼未封者不計，分為親王、郡王、貝勒、貝子、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奉恩將軍十個名號。如果加上親王嫡長子授世子，郡王嫡長子授長子，鎮國公和輔國公又有入八分公、不入八分公之別（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把權力和財產分成八份，入八分者均出任佐領以上職，可領有旗下入戶。不入八分者無此權利。凡入八分輔國公以上，均歸入八分之列） ，此外鎮國、輔國將軍和奉恩將軍又各有一二三等，如此算來，統共有二十多等之多。清代宗室在取得爵位後，除開國初期功勳卓著，或皇帝特准破例可世襲罔替，均每代降等襲爵。這種襲爵授爵，都嚴格照嫡庶長幼的宗法制原則進行。比如親王嫡長子襲父爵，餘子授不入八分公，側福晉側室子授二等鎮國將軍，妾媵所生子授二等輔國將軍，如此層層遞降。大致在康熙前期，每個宗室年至十五歲（虛歲，下同），即可按規定授爵。康熙二十七年（1688）改為二十歲，經“文藝騎射”考試，列名優等，方可請旨授封。不過若原授爵職者故世，急需子弟承襲，或子弟中人才超群，可不拘年歲，特例請封。 ??為了優待宗親，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頒旨，對爵位的承襲又作了某些鬆動，即封親王爵位的每代降襲到鎮國公為止，郡主到輔國公，貝勒至未入八分鎮國公，貝子到未入八分輔國公，如此等等，最低到奉恩將軍，便可世爵罔替。對於女子，到一定年齡，亦按其父族爵位高低和嫡出庶出，分別授封郡主、縣主直至格格等名號。另外，皇女則有固倫公主與和碩公主之別。 ??根據爵位降等和嫡庶制原則，有的宗室便無法取得爵位，於是出現了“閒散宗室”的名號。此外也有少量有爵位者因犯過失而削降為閒散行列的。閒散宗室在清入關前太宗皇太極時期已經出現，到乾隆二十年（1755），已多達700餘人。隨著宗室人口不斷增加，閒散宗室的人數比例，也在迅速地擴大。 ??閒散宗室原來並無品銜頂戴。乾隆四十七年（1782），皇帝認為他們既“譜列銀潢，名登《玉牒》”，可因“身無職級，竟至與齊民無別”，實在有辱帝王金枝玉葉的風度，於是賞與四品頂戴和四品武職補服的榮耀。但這不等於說，就此便能做四品官、食四品俸，而且“若不知自愛”，犯了過錯，也可能被革去頂戴。 ??前面說到，宗室成員都腰繫黃帶子，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因犯罪被革去黃帶子的人。最早是努爾哈赤的弟弟舒爾哈齊，因兄弟鬩牆被廢為庶人。皇太極當政後，又有兄弟如莽古爾泰、德格類、費揚古等先後遭到革退。康熙晚期，包括舒爾哈齊子孫在內的被革斥人數已多達200多人，以後又續有增加。已革黃帶子儘管身份不同，可皇族血緣無法抹煞，從康熙五十二年（1713）起規定，他們的名字也要載入《玉牒》，附於末後，並給紅帶子為記。後來又把宗室中有罪發配時所生子，也歸在“紅帶為記”的行列，至於他們的待遇則與一般旗人相同。為了使他們與同系紅帶子的覺羅相區別，行文時多通稱“已革宗室紅帶子”。 ??宗室的政治地位既高低不同，反映在經濟待遇上，當然也有差別。這也是照著有爵無爵、爵位高低而確定的。先說有爵位的，在清入關前，諸王、貝勒等均按八旗分配原則，各擁有莊丁田地。入關後，他們又都在京畿跑馬圈地中分得了土地。從順治七年（1650）起，並照等次發給俸銀和祿米，經多次調整，確定從親王到奉恩將軍21個等次，最高親王歲銀萬兩、米5000石，郡王銀5000兩、米3000石，直至最低奉恩將軍銀110兩、米55石。不滿十八歲襲爵者按半俸支銀。王公等因病不能在政府部門當差，除奉特旨準支半俸，一律停止給俸。個別有特殊勳勞，也可發給雙俸。在有爵位中，封授公以上等級的，差不多都是皇帝的嫡親兄弟子侄，所以待遇最優厚。康熙初明令永不圈地，於是每逢新封爵位，便由專管宮廷事的內務府按等撥給糧莊、銀莊、瓜園、果園，以及各色莊丁。親王可得莊園28座又半莊2座，約合五六萬畝，莊丁250名（戶），還有口外滋生牧場和“採捕山場”。最低一等的公爵，也能分到田莊7座又半莊2座，莊丁29名（戶）。不過需要說明的是，他們中有人一旦除爵或承爵降等，便要全部或將多出部分繳回內務府。 ??給予閒散宗室生活資助的叫“養贍銀”，在性質上有別於有爵職的“食俸當差者”。不過開始時，因閒散宗室也在圈地中分得一份土地，所以並無特別的養贍津貼。後來因人丁繁衍，土地不能再給，加上有的家庭不善理家或受生老病死的影響，原地被典當出去，這樣便出現了宗室生計問題。為了適當加以賙濟，康熙十年（1671），朝廷決定給無政府職位、無俸祿收入的閒散宗室分發養贍銀米，其數額中間有過幾次變動，最後確定每人每月銀3兩，歲米22.5石，父故幼子照此發給，殘疾無法行走者月銀2兩、歲米22.2石。乾隆十一年（1746），再次擴大照顧範圍，除閒散宗室本身外，家中男性成員年滿十歲（後改十五歲）的，每月也可得到2兩養贍銀。隨後又確定，失去子孫依靠的寡婦和無叔伯兄弟的孤女，也按月發給銀米，甚至連因犯罪遭到圈禁或遣戍外地的家屬，同樣能領得半份銀糧。 ??清朝皇帝對宗室子弟儘管照顧周到，但從開銷的總數中看到，重點是放在有爵位人的身上，其中又以近支上層王公為主。這裡且不說公以上新封爵位都可專門撥賜田土，就從俸銀米的數額中，便清楚地看出了高爵位和低爵位的等差懸殊，像最高的宗王與最低等的奉恩將軍，兩者竟相差達90倍。 ??清朝政府對宗室成員採取包下來、養起來的做法，目的是為了保持皇族子弟不為人下的封建等級尊嚴，同時也含有維護皇權、在政治上防微杜漸的意思。所以嚴格規定，凡宗室成員，不得隨意離開北京（後來有一部分人被安頓到盛京落戶，屬於例外），更不得從事其它職業，做官“既不分用各部院，又不便簡用外省道府”（光緒《清會典事例》卷9），只侷限於很小範圍之內。實際上，它是在養的前提下把大家都束縛起來了。這裡尤其是下層宗室，除了向國家等靠要以外，完全失卻了學習勞動技能和謀生競爭之路。時間一長，習慣成自然，只想著自己是皇族，系黃帶子，高人一頭，要好吃好用，壞習慣越來越多，可談本領不少人什麼也沒有，完全成了遊食於社會的寄生群。當時宗室昭槤說：“近日宗室蕃衍，入仕者少，飽食終日，毫無所事，又食指繁多，每患貧窶，好為不法之事，累見奏牘”（《嘯亭續錄》卷4）。他們中某些人的作為，甚至連皇帝都感到慚愧。嘉慶帝顒琰在一次沼諭中談到：“近日宗室不自檢束，致於吏議者不一而足，朕深慚愧”（《清仁宗實錄》卷162），宗室的遊惰習氣，到乾隆、嘉慶時已相當嚴重。 ??到了道光、咸豐以後，由於國家內亂外禍不斷，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繼續維持本身的統治，加上宗室人口成倍增長，財政狀況急劇惡化，對宗室人員的經濟照料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得不加以緊縮。咸豐三年（1853）詔令：宗室中現任食俸人員本身紅白事暨閒散宗室紅事恤賞銀，“均暫停止”，閒散宗室白事恤銀“暫停一半”；次年，又令王公大臣當年秋季俸銀減半支放。同治六年（1867），朝廷恢復發給紅白恤銀，但新章程確定，紅事賞銀20兩，白事30兩，比起先前的100兩和120兩，或白事恤銀減半的60兩，都大大減少了。不僅如此，連額定的3兩養贍銀，亦因七扣八扣而無法保證，“每月不及二兩，自養多不能足”（《清續文獻通考》卷26）。在光緒年間，皇帝為了裝點門面，差不多每年都有那麼一次賞給閒散宗室人等一月錢糧的詔令，其實在總的養贍銀已被克減的情況下，靠著一年一次的賙濟，是頂不了大用的。 ??就在政府對宗室人等的生活照料不斷緊縮之際，北京的生活消費程度卻在提高，物價節節上漲，康乾時期尚可維持生計的俸祿或養贍銀米，到了道咸和同光年間便捉襟見肘了，一些原本錦衣玉食慣了的王公顯宦們，常因非屬近支，一旦降爵罷職，便立時陷入生活的窘境。奉恩將軍綿壘，系已故喀什噶爾參贊大臣鎮國將軍永芹的兒子、多羅誠密郡王之孫，門第顯赫，道光六年（1826）因犯事革退爵職，失去差使，致使無法生活。宗室東明，當過錦州副都統，是堂堂正二品大員，道光初年休致後，亦因“實無養贍”，不得不向負責皇族事務的宗人府申請發給“養贍銀米”。另一位宗室永良，當過正三品官，道光中“緣事革職回家”，“無資產隱寄”，竟到了“赤貧”的境地。當時，甚至連世襲罔替的鄭親王府，也因使用不敷，需要向京中商號揭借銀子。及至清末，更出現“閒散王公貧甚”而“為人挑水者”（何剛德《春明夢錄》下）。後來出任盛京和成都將軍的歧元，小時家窮，又礙著面子，不得不“夜出挈籃賣蘿蔔”來維持生計，至於一般閒散宗室，常有“求其一飽而不可得者”（劉體仁《異辭錄》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