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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子厚墓誌銘》是唐代文學家韓愈為已故好友柳宗元所創作的的墓誌銘。

    原文: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氾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

    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

    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揹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

    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輓,故卒死於窮裔。

    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複用不窮。

    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週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

    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譯文: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慶,做過北魏的侍中,被封為濟陰公。高伯祖柳奭,做過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韓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時被處死。

    父親叫柳鎮,為了侍奉母親,放棄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請求到江南做縣令。後來因為他不肯向權貴獻媚,丟了御史的官職。直到那位權貴死了,才又被任命為侍御史。人們都說他剛毅正直,與他交往的都是當時名人。

    子厚少年時就很精明聰敏,沒有不明白通曉的事。趕上他父親在世時,他雖然很年輕,但已經成才,能夠考取為進士,突出地顯露出才華,大家都說柳家有能揚名顯姓的後人了。後來又透過博學宏詞科的考試,被授為集賢殿的官職。

    他才能出眾,方正勇敢,發表議論時能引證今古事例為依據,精通經史諸子典籍,議論時才華橫溢,滔滔不絕,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聲轟動,一時之間人們都敬慕而希望與他交往。那些公卿貴人爭著想讓他成為自己的門生,異口同聲的推薦讚譽他。

    貞元十九年,子厚由藍田縣尉調任監察御史。順宗即位,又升為禮部員外郎。逢遇當權人獲罪,他也被按例貶出京城當刺史,還未到任,又被依例貶為永州司馬。

    身處清閒之地,自己更加刻苦為學,專心誦讀,寫作文,文筆汪洋恣肆,雄厚凝練,像無邊的海水那樣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則縱情于山水之間。

    元和年間,他曾經與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師,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後,他慨嘆道:“這裡難道不值得做出政績嗎?”於是按照當地的風俗,為柳州制訂了教諭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順從並信賴他。

    當地習慣於用兒女做抵押向人借錢,約定如果不能按時贖回,等到利息與本金相等時,債主就把人質沒收做奴婢。

    子厚為此替借債人想方設法,都讓他們把子女贖了回來;那些特別窮困沒有能力贖回的,就讓債主記下子女當傭工的工錢,到應得的工錢足夠抵消債務時,就讓債主歸還被抵押的人質。觀察使把這個辦法推廣到別的州縣,到一年後,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將近一千人。

    衡山、湘水以南準備考進士的人,就把子厚當做老師,那些經過子厚親自講授和指點的人所寫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規範的。

    他被召回京師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時,中山人劉夢得禹錫也在被遣之列,應當去播州。子厚流著淚說:“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況且夢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夢得處境困窘,他沒有辦法把這事告訴他的老母;況且絕沒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

    向朝廷請求,並準備呈遞奏章,情願拿柳州換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獲罪,死也無憾。正遇上有人把夢得的情況告知了皇上,夢得因此改任連州刺史。

    嗚呼!士人到了窮境時,才看得出他的節操和義氣!一些人,平日街坊居處互相仰慕討好,一些吃喝玩樂來往頻繁,誇誇其談,強作笑臉,互相表示願居對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狀給對方看,指著天日流淚,發誓不論生死誰都不背棄朋友,簡直像真的一樣可信。

    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衝突,僅僅象頭髮絲般細小,便翻臉不認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藉機推擠他,再往下扔石頭,到處都是這樣的人啊!這應該是連那些禽獸和野蠻人都不忍心乾的,而那些人卻自以為得計。他們聽到子厚的高尚風節,也應該覺得有點慚愧了!

    子厚從前年輕時,勇於幫助別人,自己不看重和愛惜自己,認為功名事業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牽連而被貶斥。貶謫後,又沒有熟識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薦與引進,所以最後死在荒僻的邊遠之地,才幹不能為世間所用,抱負不能在當時施展。

    如果子厚當時在御史臺、尚書省做官時,能謹慎約束自己,已像在司馬時、刺史時那樣,也自然不會被貶官了;貶官後,如果有人能夠推舉他,將一定會再次被任用,不至窮困潦倒。

    然而若是子厚被貶斥的時間不久,窮困的處境未達到極點,雖然能夠在官場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學辭章一定不能這樣地下功夫,以致於象今天這樣一定流傳後世,這是毫無疑問的。即使讓子厚實現他的願望,一度官至將相,拿那個換這個,何者為得,何者為失?一定能有辨別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終年四十七歲;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萬年縣他祖先墓地的旁邊。子厚有兩個兒子:大的叫週六,才四歲;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後才出生的。

    兩個女兒,都還小。他的靈柩能夠回鄉安葬,費用都是觀察使河東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為人有氣節,重信用,與子厚是朋友,子厚對他也很盡心盡力,最後竟仰賴他的力量辦理了後事。

    把子厚安葬到萬年縣墓地的,是他的表弟盧遵。盧遵是涿州人,性情謹慎,做學問永不滿足;自從子厚被貶斥之後,盧遵就跟隨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沒有離開;既送子厚歸葬,又準備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屬,可以稱得上是有始有終的人了。

    銘文說:“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適,對子厚的子孫會有好處。”

    擴充套件資料

    此文之所以膾炙人口,千載流傳而不衰,就是因為作者在文章裡浸透和傾注了豐沛的情感。由此,憤激之筆頻出,不平之鳴屢見,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傳統碑誌文的形式,形成了夾敘夾議、議論橫生、深沉蘊藉、誠摯委婉的特殊風格韻味。

    這一特點即便在最後一段銘文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銘文自古用四言韻文連綴而成,大都用來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韓愈卻有意識地只寫了三句有韻角卻失體例的奇句單行,便就此擱筆。

    這難道僅僅是出於改革文體的考慮嗎?如果後人能夠理解到柳宗元對孱弱幼子的眷戀之心,那麼韓愈這三句銘辭,也就是對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話了。

    作為文體之一的墓誌銘自有其體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後需交代身後安厝及子女情況,這都是為名人寫墓誌時不可省的筆墨。

    在寫此類文章時,能積極利用體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現其剛直的節操風骨。

    後寫裴行立、盧遵二人對子厚後事安排和家屬撫卹的盡心盡力,表現他們生死不變的友情,這些都可與墓主風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沈德潛評語說:“噫鬱蒼涼,墓誌中千秋絕唱!”對此文概括得頗為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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