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和達雅到了莫斯科，在一個機關的檔案庫裡住了幾天。這個機關的首長又幫助保爾住進了一所專科醫院。
現在保爾才明白，當一個人身體健康，充滿青春活力的時候，堅強是比較簡單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鐵環那樣把你緊緊箍住的時候，堅強才是光榮的業績。
從保爾住進檔案庫那個晚上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這十八個月裡他遭受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
在醫院裡，阿韋爾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訴保爾，恢復視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將來有一天炎症能夠消失，可以試著給他做做瞳孔手術。建議他目前先進行外科治療，消除炎症。
他們徵求保爾的意見，保爾表示，只要醫生認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當保爾躺在手術檯上，手術刀割開頸部，切除一側甲狀旁腺的時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經先後三次觸到他身上。然而，保爾的生命力十分頑強。達雅在外面提心吊膽地守候，手術過後，她看見丈夫雖然像死人一樣慘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氣，並且像平常一樣，溫柔而安詳。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進棺材不那麼容易。我還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幹一場，偏要跟那些醫學權威的結論搗搗亂。他們對我的病情做的診斷都正確，但是硬說我已經百分之百地喪失了勞動力，那是完全錯誤的。咱們還是走著瞧吧。”
保爾堅定地選擇了一條道路，決心透過這條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設者的行列。
冬天過去了，春天推開了緊閉著的窗戶。失血過多的保爾挺過了最後一次手術，他覺得醫院裡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幾個月來，看的是周圍人們的種種痛苦，聽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號，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還要困難得多。
醫生建議他再做一次手術，他冷冷地一口拒絕說：“算了，我做夠了。我已經把一部分血獻給了科學，剩下的留給我做別的用吧。”
當天，保爾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請中央委員會幫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來，因為他的妻子就在這裡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沒有好處。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黨請求幫助。
莫斯科市蘇維埃收到他的信以後，撥給他一個房間。於是他離開了醫院，唯一的希望是永遠不再回到這裡來。
房子在克魯泡特金大街一條僻靜的衚衕裡，很簡陋，但是在保爾看來，這已經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間醒來的時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經離開了醫院，而且離得遠遠的了。
達雅已經轉為正式黨員。她頑強地工作著，儘管個人生活中有那麼大的不幸，她並沒有落在其他突擊手的後面。群眾對這個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選舉她當了廠委會的委員。保爾為妻子成了布林什維克而感到自豪，這大大減輕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諾娃到莫斯科出差，前來探望保爾。他們談了很久。保爾熱情洋溢地告訴她，他選擇了一條道路，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重新回到戰士的行列。
巴扎諾娃注意到保爾兩鬢已經出現了白髮，她低聲對他說：“我看得出，您是經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沒有失去那永不熄滅的熱情。還有什麼比這更可貴呢？您做了五年準備，現在您決定動筆了，這很好。不過，您怎麼寫呢？”
保爾笑了笑，安慰她說：“明天他們給我送一塊有格的板子來，是用硬紙板刻出來的。沒有這東西我沒法寫。寫寫就會序列。我琢磨了好長時間，才想出這麼個辦法——在硬紙板上刻出一條條空格，寫的時候，鉛筆就不會出格了。看不見所寫的東西，寫起來當然挺困難，但並不是不可能。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長一段時間怎麼也寫不好，現在我慢慢寫，每個字母都仔細寫，結果相當不錯。”
保爾開始工作了。
他打算寫一部中篇小說，描寫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騎兵師，書名不用考慮就出來了：《暴風雨的兒女》。
從這天起，保爾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這本書的創作。他緩慢地寫了一行又一行，寫了一頁又一頁。他忘記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嚐到了創作的痛苦，那些鮮明難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卻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寫出的東西蒼白無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經寫好的東西，他必須逐字逐句地記住，否則，線索一斷，工作就會停頓。母親惴惴不安地注視著兒子的工作。
寫作過程中，保爾往往要憑記憶整頁整頁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誦，母親有時覺得他好像瘋了。兒子寫作的時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著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揀起來的機會，才膽怯地說：“你乾點別的不好嗎，保夫魯沙？哪有你這樣的，寫起來就沒完沒了……”
對母親的擔心，他總是會心地笑一笑，並且告訴老人家，他還沒有到完全“發瘋”的程度。
小說已經寫完了三章。保爾把它寄到敖德薩，給科托夫斯基師的老戰友們看，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來的途中被郵局丟失了。六個月的心血白費了。這對保爾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非常懊悔沒有複製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郵件丟失的事告訴了列傑尼奧夫。
“你怎麼這麼粗心大意呢？別生氣了，現在罵也沒用了。重新開始吧。”
“哪能不氣憤呢，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六個月心血的結晶一下子給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緊張地勞動八個小時啊！這幫寄生蟲，真該死！”
列傑尼奧夫極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開始。列傑尼奧夫給他弄到一些紙，幫助他把寫好的稿子用打字機打出來。一個半月之後，第一章又脫稿了。
跟保爾住一套房間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謝耶夫的。他家的大兒子亞歷山大是本市一個區的團委書記。亞歷山大有一個十八歲的妹妹，叫加莉亞，已經在工廠的工人學校畢業了。這是個朝氣蓬勃的姑娘。保爾讓母親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願意幫助他，做他的“秘書”。加莉亞非常高興地答應了，滿臉笑容，熱情地走了過來。她聽說保爾正在寫一部小說，就說：“柯察金同志，我非常願意幫助您。這跟給我爸爸寫枯燥的住宅衛生條例完全不一樣。”
從這天起，寫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進行了。一個月的工夫寫了那麼多，連保爾也感到驚訝。加莉亞深切地同情保爾，積極主動地幫助他工作。她的鉛筆在紙上沙沙地響著，遇到特別喜愛的地方，她總要反覆念上幾遍，並且感到由衷的高興。在這所房子裡，幾乎只有她一個人相信保爾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其餘的人都認為保爾是白費勁，只是因為什麼也不能幹了，又閒不住，才找點事來打發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傑尼奧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讀了小說的頭幾章以後，說：“堅持幹下去，朋友！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還有更大的喜悅在等待著你，保爾同志。我堅信，你歸隊的理想很快就能實現。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這位老同志看到保爾精力十分充沛，滿意地走了。
加莉亞經常來，她的鉛筆在紙上沙沙地響，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斷地增加，追述著難忘的往事。每當保爾凝神深思，沉浸在回憶中的時候，加莉亞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顫動，他的眼神隨著思路的轉換不斷地變化，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你瞧，那對清澈無瑕的瞳孔是多麼有生氣啊。
一天的工作結束了，加莉亞把記下來的東西念給保爾聽，她發現保爾全神貫注地傾聽著，時而皺起眉頭。
“您幹嗎皺眉頭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寫得挺好嘛！”
“不，加莉亞，寫得不好。”
他認為寫得不成功的地方，就親自動手重寫。有時候他實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狹窄框框的束縛，就扔下不寫了。他恨透了這奪去他視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鉛筆折斷，把嘴唇咬得出血。
憂傷，以及常人的各種熱烈的或者溫柔的普通感情，幾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發，唯獨保爾沒有這個權利，它們被永不鬆懈的意志禁錮著。但是工作越接近尾聲，這些感情越經常地衝擊他，力圖擺脫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於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種，聽任它發作，就會發生悲慘的結局。
達雅常常深夜才從工廠回到家裡，跟保爾的母親小聲交談幾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後一章寫成了。加莉亞花了幾天時間把小說給保爾通讀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書稿寄到列寧格勒，請州委文化宣傳部審閱。
如果他們同意給這部小說開“出生證”，就會把它送交出版社，那麼一來……
想到這裡，他的心不安地跳動起來。那麼一來……新的生活就要開始，這是多年緊張而頑強的勞動換來的啊。
書的命運決定著保爾的命運。如果書稿被徹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頭了。如果失敗是區域性的，透過進一步加工還可以挽救，他一定會發起新的進攻。
母親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郵局。緊張的等待開始了。保爾一生中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痛苦而焦急地等待過來信。
他從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寧格勒一直沒有迴音。
出版社的沉默逐漸成為一種威脅。失敗的預感一天比一天強烈，保爾意識到，一旦小說遭到無條件的拒絕，那也就是他的滅亡。那時，他就沒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沒有意義了。
此時此刻，郊區濱海公園的一幕又浮現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為了衝破鐵環，重返戰鬥行列，使你的生命變得有益於人民，你盡了一切努力了嗎？”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來是盡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過去了，正當期待已經變得無法忍受的時候，同兒子一樣焦慮的母親一面往屋裡跑，一面激動地喊道：“列寧格勒來信了！！！”
這是州委打來的電報。電報上只有簡單幾個字：
小說備受讚賞，即將出版，祝賀成功。
他的心歡騰地跳動起來。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鐵環已經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戰鬥的行列，開始了新的生活。
保爾和達雅到了莫斯科，在一個機關的檔案庫裡住了幾天。這個機關的首長又幫助保爾住進了一所專科醫院。
現在保爾才明白，當一個人身體健康，充滿青春活力的時候，堅強是比較簡單和容易做到的事，只有生活像鐵環那樣把你緊緊箍住的時候，堅強才是光榮的業績。
從保爾住進檔案庫那個晚上到現在，已經一年半了。這十八個月裡他遭受的痛苦是難以形容的。
在醫院裡，阿韋爾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訴保爾，恢復視力是不可能的。如果將來有一天炎症能夠消失，可以試著給他做做瞳孔手術。建議他目前先進行外科治療，消除炎症。
他們徵求保爾的意見，保爾表示，只要醫生認為是必要的，他都同意。
當保爾躺在手術檯上，手術刀割開頸部，切除一側甲狀旁腺的時候，死神的黑翅膀曾經先後三次觸到他身上。然而，保爾的生命力十分頑強。達雅在外面提心吊膽地守候，手術過後，她看見丈夫雖然像死人一樣慘白，但是仍然很有生氣，並且像平常一樣，溫柔而安詳。
“你放心好了，小姑娘。要我進棺材不那麼容易。我還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幹一場，偏要跟那些醫學權威的結論搗搗亂。他們對我的病情做的診斷都正確，但是硬說我已經百分之百地喪失了勞動力，那是完全錯誤的。咱們還是走著瞧吧。”
保爾堅定地選擇了一條道路，決心透過這條道路回到新生活建設者的行列。
冬天過去了，春天推開了緊閉著的窗戶。失血過多的保爾挺過了最後一次手術，他覺得醫院裡再也呆不下去了。十幾個月來，看的是周圍人們的種種痛苦，聽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號，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還要困難得多。
醫生建議他再做一次手術，他冷冷地一口拒絕說：“算了，我做夠了。我已經把一部分血獻給了科學，剩下的留給我做別的用吧。”
當天，保爾給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請中央委員會幫助他在莫斯科安下家來，因為他的妻子就在這裡工作，而且他再流浪下去也沒有好處。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向黨請求幫助。
莫斯科市蘇維埃收到他的信以後，撥給他一個房間。於是他離開了醫院，唯一的希望是永遠不再回到這裡來。
房子在克魯泡特金大街一條僻靜的衚衕裡，很簡陋，但是在保爾看來，這已經是最高的享受了。夜間醒來的時候，他常常不能相信，他已經離開了醫院，而且離得遠遠的了。
達雅已經轉為正式黨員。她頑強地工作著，儘管個人生活中有那麼大的不幸，她並沒有落在其他突擊手的後面。群眾對這個沉默寡言的女工表示了很大的信任，選舉她當了廠委會的委員。保爾為妻子成了布林什維克而感到自豪，這大大減輕了他的痛苦。
有一次巴扎諾娃到莫斯科出差，前來探望保爾。他們談了很久。保爾熱情洋溢地告訴她，他選擇了一條道路，不久的將來就可以重新回到戰士的行列。
巴扎諾娃注意到保爾兩鬢已經出現了白髮，她低聲對他說：“我看得出，您是經受了不少痛苦。您仍然沒有失去那永不熄滅的熱情。還有什麼比這更可貴呢？您做了五年準備，現在您決定動筆了，這很好。不過，您怎麼寫呢？”
保爾笑了笑，安慰她說：“明天他們給我送一塊有格的板子來，是用硬紙板刻出來的。沒有這東西我沒法寫。寫寫就會序列。我琢磨了好長時間，才想出這麼個辦法——在硬紙板上刻出一條條空格，寫的時候，鉛筆就不會出格了。看不見所寫的東西，寫起來當然挺困難，但並不是不可能。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有好長一段時間怎麼也寫不好，現在我慢慢寫，每個字母都仔細寫，結果相當不錯。”
保爾開始工作了。
他打算寫一部中篇小說，描寫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騎兵師，書名不用考慮就出來了：《暴風雨的兒女》。
從這天起，保爾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這本書的創作。他緩慢地寫了一行又一行，寫了一頁又一頁。他忘記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嚐到了創作的痛苦，那些鮮明難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現在眼前，他卻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寫出的東西蒼白無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經寫好的東西，他必須逐字逐句地記住，否則，線索一斷，工作就會停頓。母親惴惴不安地注視著兒子的工作。
寫作過程中，保爾往往要憑記憶整頁整頁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誦，母親有時覺得他好像瘋了。兒子寫作的時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著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揀起來的機會，才膽怯地說：“你乾點別的不好嗎，保夫魯沙？哪有你這樣的，寫起來就沒完沒了……”
對母親的擔心，他總是會心地笑一笑，並且告訴老人家，他還沒有到完全“發瘋”的程度。
小說已經寫完了三章。保爾把它寄到敖德薩，給科托夫斯基師的老戰友們看，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稱讚他的小說寫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來的途中被郵局丟失了。六個月的心血白費了。這對保爾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他非常懊悔沒有複製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郵件丟失的事告訴了列傑尼奧夫。
“你怎麼這麼粗心大意呢？別生氣了，現在罵也沒用了。重新開始吧。”
“哪能不氣憤呢，英諾肯季·帕夫洛維奇！六個月心血的結晶一下子給偷去了。我每天都要緊張地勞動八個小時啊！這幫寄生蟲，真該死！”
列傑尼奧夫極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開始。列傑尼奧夫給他弄到一些紙，幫助他把寫好的稿子用打字機打出來。一個半月之後，第一章又脫稿了。
跟保爾住一套房間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謝耶夫的。他家的大兒子亞歷山大是本市一個區的團委書記。亞歷山大有一個十八歲的妹妹，叫加莉亞，已經在工廠的工人學校畢業了。這是個朝氣蓬勃的姑娘。保爾讓母親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願意幫助他，做他的“秘書”。加莉亞非常高興地答應了，滿臉笑容，熱情地走了過來。她聽說保爾正在寫一部小說，就說：“柯察金同志，我非常願意幫助您。這跟給我爸爸寫枯燥的住宅衛生條例完全不一樣。”
從這天起，寫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進行了。一個月的工夫寫了那麼多，連保爾也感到驚訝。加莉亞深切地同情保爾，積極主動地幫助他工作。她的鉛筆在紙上沙沙地響著，遇到特別喜愛的地方，她總要反覆念上幾遍，並且感到由衷的高興。在這所房子裡，幾乎只有她一個人相信保爾的工作是有意義的，其餘的人都認為保爾是白費勁，只是因為什麼也不能幹了，又閒不住，才找點事來打發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傑尼奧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讀了小說的頭幾章以後，說：“堅持幹下去，朋友！勝利一定屬於我們。還有更大的喜悅在等待著你，保爾同志。我堅信，你歸隊的理想很快就能實現。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這位老同志看到保爾精力十分充沛，滿意地走了。
加莉亞經常來，她的鉛筆在紙上沙沙地響，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斷地增加，追述著難忘的往事。每當保爾凝神深思，沉浸在回憶中的時候，加莉亞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顫動，他的眼神隨著思路的轉換不斷地變化，簡直令人難以相信他的雙目已經失明：你瞧，那對清澈無瑕的瞳孔是多麼有生氣啊。
一天的工作結束了，加莉亞把記下來的東西念給保爾聽，她發現保爾全神貫注地傾聽著，時而皺起眉頭。
“您幹嗎皺眉頭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寫得挺好嘛！”
“不，加莉亞，寫得不好。”
他認為寫得不成功的地方，就親自動手重寫。有時候他實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狹窄框框的束縛，就扔下不寫了。他恨透了這奪去他視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鉛筆折斷，把嘴唇咬得出血。
憂傷，以及常人的各種熱烈的或者溫柔的普通感情，幾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發，唯獨保爾沒有這個權利，它們被永不鬆懈的意志禁錮著。但是工作越接近尾聲，這些感情越經常地衝擊他，力圖擺脫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於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種，聽任它發作，就會發生悲慘的結局。
達雅常常深夜才從工廠回到家裡，跟保爾的母親小聲交談幾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後一章寫成了。加莉亞花了幾天時間把小說給保爾通讀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書稿寄到列寧格勒，請州委文化宣傳部審閱。
如果他們同意給這部小說開“出生證”，就會把它送交出版社，那麼一來……
想到這裡，他的心不安地跳動起來。那麼一來……新的生活就要開始，這是多年緊張而頑強的勞動換來的啊。
書的命運決定著保爾的命運。如果書稿被徹底否定，那他的日子就到頭了。如果失敗是區域性的，透過進一步加工還可以挽救，他一定會發起新的進攻。
母親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到了郵局。緊張的等待開始了。保爾一生中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痛苦而焦急地等待過來信。
他從早班信盼到晚班信。列寧格勒一直沒有迴音。
出版社的沉默逐漸成為一種威脅。失敗的預感一天比一天強烈，保爾意識到，一旦小說遭到無條件的拒絕，那也就是他的滅亡。那時，他就沒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沒有意義了。
此時此刻，郊區濱海公園的一幕又浮現在眼前，他一次又一次地問自己：“為了衝破鐵環，重返戰鬥行列，使你的生命變得有益於人民，你盡了一切努力了嗎？”
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看來是盡了一切努力了。”
好多天過去了，正當期待已經變得無法忍受的時候，同兒子一樣焦慮的母親一面往屋裡跑，一面激動地喊道：“列寧格勒來信了！！！”
這是州委打來的電報。電報上只有簡單幾個字：
小說備受讚賞，即將出版，祝賀成功。
他的心歡騰地跳動起來。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鐵環已經被砸碎，他拿起新的武器，重新回到戰鬥的行列，開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