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玄、道、佛各學派皆為教育內容
玄學興盛
這時期的支配思想是玄學。魏晉玄學是雜糅道、儒的唯心主義哲學，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同時，才性論也是魏晉之際的中心議題。這種才能與德性（識見）相互關係的爭論，既反映了當時兩大政治派系的鬥爭和“才”可以使人走向悲劇的現實；也是以玄學論辯為形式的教育方面的重要論題。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與儒家相對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如嵇康反對儒家的禮樂名教,他在《難自然好學論》中認為，禮樂從各方面對人限制干涉，是違反自然的。他把六經、仁義等等都當作汙穢朽腐的東西，要一概丟掉。
儒道佛相爭相融
與玄學家相反，儒家重視教育的作用。傅玄認為人性是極活動的，容易受教育。葛洪在他的基本屬於儒家思想的外篇中也強調教育的作用和努力的必要，他說：“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但成功還在於自身的努力。
總之，這時期學術思想自由，儒、道、佛三者互相鬥爭又互相吸取，天文、數學、醫藥在私學中廣為傳授，學術與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教育的發展也起了繼漢開唐的作用。
這一時期玄學清談的風氣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礙了教育事業的發展；長期的動亂影響了學校的正常秩序。九品中正制使士族有了做官特權不再需要認真讀書；然而皇室需要利用學校來培養官吏。因此這時期的教育特點是中央官學衰微，呈現出時興時廢狀態。
創立國子學
西晉創設國子學 西晉以前魏國曾立過太學。魏文帝於黃初五年 (224)正式於洛陽恢復太學。學制仍沿用漢代舊制，但略有不同。由於三國紛爭，太學生多半是為了逃避兵役，學業水平較低，百人應試能透過的不過十人。
西晉創立國子學是在晉武帝咸寧四年 (278)，並設定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學生。惠帝元康三年(293) 明確規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許入國子學，而太學則成為六品以下子弟求學之所。這是九品中正制實行後，士族享有政治特權在教育上的反映。它是中國於太學之外另立國子學之始，也是後世國子監的開端。這種國子學與太學的分立，直接影響著南北朝和隋唐的教育制度。
宋代於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正式恢復國子學，下詔書命令廣訓胄子。元嘉二十三年 (446)文帝親臨國學，策問學生，並給予他們和教授以獎勵。齊朝建立後，武帝永明三年(485)也曾下詔立學，建立堂宇，置學生200人。不過齊立國23年，其間曾兩次廢學。梁武帝比較注意文教事業，於天監七年 (508)下詔興國子學。
經學興盛
天監八年詔書要求凡堅持學習能通一經的，經過策試可量才錄用,即使寒門也不見棄。講誦經學的風氣曾盛極一時,陳文帝天嘉元年(560)嘉德殿學士沈不害上書請興學校,選公卿子弟入學，使助教、博士朝夕講經，文帝很表贊成，下詔書根據他的建議施行。
魏晉經學的發展及其在教育上的影響東晉元帝即位，於建武元年 (317)設立了太學。這期間魏晉經學的發展對教育有一定的影響。古文經學之得以立於學官是在魏初，而東漢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自董卓之亂，博士流散，到魏初重新立太學時，博士所傳授課試的已不是漢末的今文經學而已被古文經學所取代。這一時期的經學雖退居次要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學校的教學內容也主要還是經學。這個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由漢代的注重章句訓詁變為注重義理，從兩漢師法家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稱為“魏晉經學”。實質上這已是儒、佛、道混合的經學。流傳至今的重要經書，其中魏晉人注的佔了一半。他們注經的特點是廣採眾說,自出新意，其成就超過了漢代經師。官學和私學的教育內容也有了變化。南朝儒生開始有講疏、義疏之學。口頭講經的記錄稱為講疏或講義，義疏是闡發經義比經注更詳盡的著作。義疏之學是受了佛教講經的影響。
學校萌芽
魏晉南北朝時期教育
專科學校的萌芽 南朝興建太學較有起色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的時候。這時徵廬山處士雷次宗到京師開儒學館於北郊雞籠山，第二年又命令何尚之立“玄素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共為四個學館。各聚門徒授業。史稱“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就是說這時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科並立。這些學校存在的時間雖不長，但這種分科的教授制度是後代分科大學的開端。
齊武帝永明九年 (491)，廷尉孔稚珪上書要求國學設定律學助教，仿照五經辦法，學法律的國子生經過策試，優秀的可提拔為執法的官職。他的建議雖被採納但並未實行。正式設定律學專門學校是在梁武帝天監四年(505) ，“初置胄子律博士”。
北魏在中央官學中設有律學和算學，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此外，醫學也設有太醫博士及助教。所有這些對於隋唐專科學校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
建立
北魏漢化教育和郡國學校制度的建立
北魏的漢化教育和郡國學校制度的建立 北朝學校比南朝發達。孝文和宣武是北魏教育最發達的時期。此時學校制度方面更求完備，太學、國子學和四門小學並立,又開皇親之學。孝文帝仰慕漢族文化,勵行漢化。太和十七年 (493)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以後更加速了漢化措施，如下令禁穿胡服、改用漢語、改漢姓為元氏,並與漢族通婚。這些措施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在民族融合中起了積極作用。
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國學校制度是北魏所首創。其方法是：每郡設鄉學1所，博士2人、助教2人、學生60人。並規定博士要博通經典，道德高尚，年40以上者。而學生則要“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在西漢已有郡國學校，平帝時曾命令郡國普遍設立學官，但郡國學制的建立則是創始於北魏。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衰頹，地方私學轉而呈現繁榮的局面。同時大學者、博士難於在太學講論，轉而趨向於豪族的家學。繼兩漢之後，在私人教育中，儒學仍佔著重要地位。名儒聚徒講學是私學的重要方面。學生人數上百人或幾千人者屢見不鮮。在南朝影響比較大的如齊國劉，以儒學冠於當時。著名神滅論者範縝就是他的學生。梁武帝天監四年 (505)所開的五個學館，是私學高度發展的典型。當時以潮州的嚴植之學館最為有名。他每次講課五館學生都來，聽眾千餘人。北朝傳經儒者多於南方。大儒能開宗派的首推徐遵明，北朝的大儒多是他的弟子。
教育特色
玄學清談和私人講學的結合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玄學家和經學家一樣教授門徒，弟子也常有數百人。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教學法。如隴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遊,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也都穴處。泰山張忠的教育以形不以言，弟子來受教育主要觀看他修養導氣的形態功夫，而不講授課業。這是道教方術在教育上的反映。
儒學、玄學、佛學、道教的結合是南朝私人講學的特色。不少學者既信奉道教而又通玄儒之學。如陳代徐孝克既談玄理又通五經，他每日早訓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講學的形式受到佛教和玄學清談的影響，梁時盛行登講座講經，聽講人數有時多到千餘人。梁陳講學有時在宮殿，有時就在寺院。據記載，陳後主到開善寺，從臣們坐在佛寺西南的松樹下聽儒學大師張譏講學。
科技教育也是當時私學的重要內容。如教授天文學、算學、醫學、藥物學，教學方法也有改進。南朝王微深入研究本草，常帶兩三門生去採摘草藥，並親自嘗試以驗證《本草》之可信。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好的醫學教育形式。
在私人教育中，繼漢代之後，婦女也授徒。比較顯著的如韋逞的母親宋氏繼承家學《周官》音義，在戰亂中教學不輟。後來韋逞擔任苻堅的太常官時，在宋氏家立講堂，教授生徒 120人，宋氏隔絳紗幔而教學，號宣文君。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朝已有婦女被任為博士。如吳郡（今江蘇蘇州）韓藺英擅長文辭，宋武帝時獻《中興賦》，受賞入宮，齊武帝時以她為博士，教六宮書學，當時人們尊稱她為“韓公”。
這一時期宗族和家庭教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如劉殷的家庭教育，他共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另二子授予《太史公》和《漢書》，一家之內，經史並舉。北魏宗室多設家館請大學者、博士教授。如北齊楊愔一門昆季就學者30餘人，當時家館的規模可見一斑。據《北齊書·方伎傳》記載：大數學家信都芳被齊高祖請為館客，可見科技也是當時家館的教育內容。
兩晉文化藝術的發展也是和當時的家庭教育分不開的。書法自東漢以來成為最重要的藝術。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稱為書聖。他的兒子王獻之，稱為小聖。次子王凝之也工草隸。這是家庭教育的結果。當時家傳也是中國古代科技教育的一種重要形式。大科學家祖沖之一家都長於歷算天文。徐文伯世傳醫學，他的曾祖熙曾得到古代名醫《扁鵲鏡經》真傳,祖父秋夫精針炙,父道度為人治病，醫術高超；徐文伯則是治腸結石的專家。
這一時期有才識的婦女在家庭教育中也有一定的影響。如南齊博學有文才的王融少時是由母親謝惠宣女直接教授成才的。《元嘉歷》的創造者何承天，幼年喪父，也是由母親對他進行啟蒙教育後成才的。
這一時期童蒙讀物有所發展。範岫著《字訓》，王褒所寫的《幼訓》，已具有童蒙課本的性質。梁武帝時周興嗣所撰的《千字文》，後在唐盛行，經宋、元、明、清均被列為蒙學所通用的課本之一。在公元5世紀初,中國的蒙學課本已具有這樣的水平，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20篇，更是當時家庭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作。
儒、玄、道、佛各學派皆為教育內容
玄學興盛
這時期的支配思想是玄學。魏晉玄學是雜糅道、儒的唯心主義哲學，是士族腐朽生活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同時，才性論也是魏晉之際的中心議題。這種才能與德性（識見）相互關係的爭論，既反映了當時兩大政治派系的鬥爭和“才”可以使人走向悲劇的現實；也是以玄學論辯為形式的教育方面的重要論題。
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產生了與儒家相對立的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如嵇康反對儒家的禮樂名教,他在《難自然好學論》中認為，禮樂從各方面對人限制干涉，是違反自然的。他把六經、仁義等等都當作汙穢朽腐的東西，要一概丟掉。
儒道佛相爭相融
與玄學家相反，儒家重視教育的作用。傅玄認為人性是極活動的，容易受教育。葛洪在他的基本屬於儒家思想的外篇中也強調教育的作用和努力的必要，他說：“才性有優劣，思理有修短”，但成功還在於自身的努力。
總之，這時期學術思想自由，儒、道、佛三者互相鬥爭又互相吸取，天文、數學、醫藥在私學中廣為傳授，學術與文化都有一定的發展。教育的發展也起了繼漢開唐的作用。
這一時期玄學清談的風氣和自然放任的教育思潮阻礙了教育事業的發展；長期的動亂影響了學校的正常秩序。九品中正制使士族有了做官特權不再需要認真讀書；然而皇室需要利用學校來培養官吏。因此這時期的教育特點是中央官學衰微，呈現出時興時廢狀態。
創立國子學
西晉創設國子學 西晉以前魏國曾立過太學。魏文帝於黃初五年 (224)正式於洛陽恢復太學。學制仍沿用漢代舊制，但略有不同。由於三國紛爭，太學生多半是為了逃避兵役，學業水平較低，百人應試能透過的不過十人。
西晉創立國子學是在晉武帝咸寧四年 (278)，並設定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學生。惠帝元康三年(293) 明確規定官至五品以上子弟許入國子學，而太學則成為六品以下子弟求學之所。這是九品中正制實行後，士族享有政治特權在教育上的反映。它是中國於太學之外另立國子學之始，也是後世國子監的開端。這種國子學與太學的分立，直接影響著南北朝和隋唐的教育制度。
宋代於文帝元嘉十九年 (442)正式恢復國子學，下詔書命令廣訓胄子。元嘉二十三年 (446)文帝親臨國學，策問學生，並給予他們和教授以獎勵。齊朝建立後，武帝永明三年(485)也曾下詔立學，建立堂宇，置學生200人。不過齊立國23年，其間曾兩次廢學。梁武帝比較注意文教事業，於天監七年 (508)下詔興國子學。
經學興盛
天監八年詔書要求凡堅持學習能通一經的，經過策試可量才錄用,即使寒門也不見棄。講誦經學的風氣曾盛極一時,陳文帝天嘉元年(560)嘉德殿學士沈不害上書請興學校,選公卿子弟入學，使助教、博士朝夕講經，文帝很表贊成，下詔書根據他的建議施行。
魏晉經學的發展及其在教育上的影響東晉元帝即位，於建武元年 (317)設立了太學。這期間魏晉經學的發展對教育有一定的影響。古文經學之得以立於學官是在魏初，而東漢的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經學。自董卓之亂，博士流散，到魏初重新立太學時，博士所傳授課試的已不是漢末的今文經學而已被古文經學所取代。這一時期的經學雖退居次要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有它的重要作用，學校的教學內容也主要還是經學。這個時期經學的特點是由漢代的注重章句訓詁變為注重義理，從兩漢師法家法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而稱為“魏晉經學”。實質上這已是儒、佛、道混合的經學。流傳至今的重要經書，其中魏晉人注的佔了一半。他們注經的特點是廣採眾說,自出新意，其成就超過了漢代經師。官學和私學的教育內容也有了變化。南朝儒生開始有講疏、義疏之學。口頭講經的記錄稱為講疏或講義，義疏是闡發經義比經注更詳盡的著作。義疏之學是受了佛教講經的影響。
學校萌芽
魏晉南北朝時期教育
專科學校的萌芽 南朝興建太學較有起色是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的時候。這時徵廬山處士雷次宗到京師開儒學館於北郊雞籠山，第二年又命令何尚之立“玄素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共為四個學館。各聚門徒授業。史稱“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就是說這時玄學、史學、文學、儒學四科並立。這些學校存在的時間雖不長，但這種分科的教授制度是後代分科大學的開端。
齊武帝永明九年 (491)，廷尉孔稚珪上書要求國學設定律學助教，仿照五經辦法，學法律的國子生經過策試，優秀的可提拔為執法的官職。他的建議雖被採納但並未實行。正式設定律學專門學校是在梁武帝天監四年(505) ，“初置胄子律博士”。
北魏在中央官學中設有律學和算學，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此外，醫學也設有太醫博士及助教。所有這些對於隋唐專科學校的發展有著直接的影響。
建立
北魏漢化教育和郡國學校制度的建立
北魏的漢化教育和郡國學校制度的建立 北朝學校比南朝發達。孝文和宣武是北魏教育最發達的時期。此時學校制度方面更求完備，太學、國子學和四門小學並立,又開皇親之學。孝文帝仰慕漢族文化,勵行漢化。太和十七年 (493)由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以後更加速了漢化措施，如下令禁穿胡服、改用漢語、改漢姓為元氏,並與漢族通婚。這些措施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在民族融合中起了積極作用。
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國學校制度是北魏所首創。其方法是：每郡設鄉學1所，博士2人、助教2人、學生60人。並規定博士要博通經典，道德高尚，年40以上者。而學生則要“先盡高門，次及中第”。在西漢已有郡國學校，平帝時曾命令郡國普遍設立學官，但郡國學制的建立則是創始於北魏。
魏晉南北朝時期官學衰頹，地方私學轉而呈現繁榮的局面。同時大學者、博士難於在太學講論，轉而趨向於豪族的家學。繼兩漢之後，在私人教育中，儒學仍佔著重要地位。名儒聚徒講學是私學的重要方面。學生人數上百人或幾千人者屢見不鮮。在南朝影響比較大的如齊國劉，以儒學冠於當時。著名神滅論者範縝就是他的學生。梁武帝天監四年 (505)所開的五個學館，是私學高度發展的典型。當時以潮州的嚴植之學館最為有名。他每次講課五館學生都來，聽眾千餘人。北朝傳經儒者多於南方。大儒能開宗派的首推徐遵明，北朝的大儒多是他的弟子。
教育特色
玄學清談和私人講學的結合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玄學家和經學家一樣教授門徒，弟子也常有數百人。並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教學法。如隴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遊,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也都穴處。泰山張忠的教育以形不以言，弟子來受教育主要觀看他修養導氣的形態功夫，而不講授課業。這是道教方術在教育上的反映。
儒學、玄學、佛學、道教的結合是南朝私人講學的特色。不少學者既信奉道教而又通玄儒之學。如陳代徐孝克既談玄理又通五經，他每日早訓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講學的形式受到佛教和玄學清談的影響，梁時盛行登講座講經，聽講人數有時多到千餘人。梁陳講學有時在宮殿，有時就在寺院。據記載，陳後主到開善寺，從臣們坐在佛寺西南的松樹下聽儒學大師張譏講學。
科技教育也是當時私學的重要內容。如教授天文學、算學、醫學、藥物學，教學方法也有改進。南朝王微深入研究本草，常帶兩三門生去採摘草藥，並親自嘗試以驗證《本草》之可信。這在當時是一種很好的醫學教育形式。
在私人教育中，繼漢代之後，婦女也授徒。比較顯著的如韋逞的母親宋氏繼承家學《周官》音義，在戰亂中教學不輟。後來韋逞擔任苻堅的太常官時，在宋氏家立講堂，教授生徒 120人，宋氏隔絳紗幔而教學，號宣文君。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朝已有婦女被任為博士。如吳郡（今江蘇蘇州）韓藺英擅長文辭，宋武帝時獻《中興賦》，受賞入宮，齊武帝時以她為博士，教六宮書學，當時人們尊稱她為“韓公”。
這一時期宗族和家庭教育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如劉殷的家庭教育，他共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另二子授予《太史公》和《漢書》，一家之內，經史並舉。北魏宗室多設家館請大學者、博士教授。如北齊楊愔一門昆季就學者30餘人，當時家館的規模可見一斑。據《北齊書·方伎傳》記載：大數學家信都芳被齊高祖請為館客，可見科技也是當時家館的教育內容。
兩晉文化藝術的發展也是和當時的家庭教育分不開的。書法自東漢以來成為最重要的藝術。東晉王羲之集書法之大成，被稱為書聖。他的兒子王獻之，稱為小聖。次子王凝之也工草隸。這是家庭教育的結果。當時家傳也是中國古代科技教育的一種重要形式。大科學家祖沖之一家都長於歷算天文。徐文伯世傳醫學，他的曾祖熙曾得到古代名醫《扁鵲鏡經》真傳,祖父秋夫精針炙,父道度為人治病，醫術高超；徐文伯則是治腸結石的專家。
這一時期有才識的婦女在家庭教育中也有一定的影響。如南齊博學有文才的王融少時是由母親謝惠宣女直接教授成才的。《元嘉歷》的創造者何承天，幼年喪父，也是由母親對他進行啟蒙教育後成才的。
這一時期童蒙讀物有所發展。範岫著《字訓》，王褒所寫的《幼訓》，已具有童蒙課本的性質。梁武帝時周興嗣所撰的《千字文》，後在唐盛行，經宋、元、明、清均被列為蒙學所通用的課本之一。在公元5世紀初,中國的蒙學課本已具有這樣的水平，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罕見的。顏之推所著《顏氏家訓》20篇，更是當時家庭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