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來講一位女詩人，也是《全唐詩》錄詩最多的女詩人。她，就是薛濤。
薛濤外貌秀麗、多才多藝，不僅擅長寫詩，還精通音律，更創制了風行一時、流傳千古的“薛濤箋”。出眾的才情使薛濤聞名遐邇。而她的詩作《牡丹》更是唐詩中一種獨特的聲音。詩云：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溼紅箋怨別離。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
只欲欄邊安枕蓆，夜深閒共說相思。
薛濤本是官家小姐，少時就十分聰慧靈秀。因父親薛鄖早逝，與母親相依為命。後來，為了生活不得不入樂籍。
可以說，薛濤是唐代乃至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女詩人之一。她曾著有《錦江集》五卷，相傳有詩五百首。《全唐詩》中所收便有八十九首之多，為唐代女詩人之冠。
薛濤的詩歌名篇頗多，如《春望詞》《籌邊樓》《送友人》等；而且她一生愛竹，曾以竹自喻，以竹明志，以竹自勉。但最終，我還是選擇了這首寫花的《牡丹》。我們先一起來看看薛濤的人生經歷吧。
唐貞元元年（785），韋皋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一次酒宴中，韋皋讓薛濤即席賦詩，薛濤提筆寫就《謁巫山廟》，詩中寫道：“朝朝夜夜陽臺下，為雨為雲楚國亡。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鬥畫眉長。”韋皋看罷，拍案叫絕。從此薛濤聲名鵲起，成為侍宴的不二人選，也很快成了韋皋身邊的紅人。
身為聞名遐邇的才女，加上受到士大夫們的讚美、寵愛甚至追捧，二十芳齡的薛濤不免恃才傲物、恃寵而驕，以致惹惱了韋皋，被罰去邊地松州。
松州地處西南邊陲，人煙稀少，兵荒馬亂。生活的猝然劇變使薛濤從迷幻的夢中清醒，開始後悔自己的輕率與張揚，不得不低頭認錯，請求原諒，表示願意脫離樂籍。為此，薛濤連續寫下了《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五絕二首、《罰赴邊上韋相公》七絕二首等詩作。
當薛濤的詩送到韋皋手上時，百鍊鋼頓時化為繞指柔。韋皋心軟了，將薛濤召回成都。於是，薛濤便隱居成都浣花溪畔，並脫離了樂籍，過起了王建在《寄蜀中薛濤校書》中所描繪的“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裡閉門居”的生活。晚年，薛濤居碧雞坊，建吟詩樓，並在居所附近種滿一叢叢的修竹。薛濤不僅愛竹，還愛菊。不論人生的際遇如何，她的內心深處永遠都是高傲自負的。她自詡“兼材”，始終追求的是高潔的品質，曾作《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賦早菊》等詩。
所以，薛濤後來即使低調做人，卻仍高調入世，關心時局。劍南西川幕府歷來精英薈萃，人才濟濟。名相裴度、節度使段文昌等皆出自劍南西川幕府。薛濤前後歷事十一任節度使，對劍南西川的各種情況瞭如指掌。歷屆川主也往往把她視為沒有幕僚身份的幕僚；從外地入蜀的文人、政要也常常將薛濤作為諮政議政的物件。韋皋和武元衡鎮蜀時甚至向朝廷奏報，希望聘薛濤為校書郎。最終雖然沒有得到朝廷的認可，但是進出蜀中的官員、士紳私下都稱薛濤為“女校書”。
薛濤死後，時任西川鎮帥李德裕專門寫詩祭悼，並將悼詩寄給遠在蘇州的劉禹錫。劉禹錫鄭重寫了和詩，並將這一訊息及詩作送寄給白居易。白居易在《與劉禹錫書》寫到他曾反覆吟誦其詩，遂生不勝世事滄桑之感。而二度任西川節度使的段文昌，則為薛濤撰寫了墓誌，表達惋惜與追慕之情。
而要講薛濤的人生，更加要講、不能不講的便是她和元稹那場轟動當時的姐弟戀。我們所要品讀的這首《牡丹》，也與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有關。
關於這首《牡丹》詩的作者歸屬，其實還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全唐詩》中，這首《牡丹》詩被分別收在薛濤與薛能的集子中。因此有人認為，這首詩是薛濤所作，而有的則認為應屬薛能所做。
持肯定說的認為，據《後村詩話》可知，“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認為《牡丹》詩的格調，是薛能所不具有的。《牡丹》詩，因為既收入《薛濤詩》，又收入《薛許昌集》，可算是並屬文了。誠如葛洪在《抱朴子》中說：“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試將薛能與薛濤的詩兩相比較，就可發現二人的氣質、格調，都各有體。《牡丹》語調細膩優美，讀來如聞一個女子的輕吟低唱，顯然是薛濤在美好希望破滅之後，訴說自己無可奈何，只能與牡丹共話相思的情境。而薛能詩有的固然清新，卻無此格調，所以《牡丹》詩是薛濤作品應屬無疑了。
持否定說的則認為，《唐人選唐詩》十種之一的《才調集》也選錄了這首牡丹詩，署名薛能。編者韋谷選詩偏重晚唐，而薛能為晚唐詩人。另外，歷考今存之唐人選唐詩各種選本，均未見此詩署名薛濤者；而在薛能的詩集《薛許昌集》中收有此詩。且這首詩在《薛許昌集》中是《牡丹四首》之一。四詩雖有五、七言之分，排、律之別，而儼然為一有機整體，分割不得。
不過，每一位詩人都有其獨特的風格、氣韻。從這首詩的詩句中，我們其實可以探尋到一些歷史的影蹤，可以觸控到那位蕙質蘭心的奇女子的心靈世界。
美麗的女子總會有無數的傳說，也多會有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更何況聰明而又美麗的薛濤呢？
薛濤與元稹相戀是在元和四年（809），也就是元稹的髮妻韋叢去世的當年。元稹被任命為東川監察御史，來到成都。韋皋宴請，薛濤出席。元稹風度翩翩，一表人才，此前因悼亡詩已譽滿詩壇。薛濤不由得為之動心了。而元稹自命風流，也為薛濤的姿色與才情所傾倒。二人一見鍾情，相見恨晚。
那時薛濤已四十二歲，卻愛上了三十一歲的元稹。元稹以巡閱川東卷牘為名，待在成都近一年，兩人在蜀地共度一段美好的愛情時光。接下來，元稹離川返京，重新踏上他的仕途。
分別已不可避免，薛濤十分無奈。令她稍感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來的書信，同樣寄託著一份深情。勞燕分飛，兩情遠隔，此時能夠寄託她的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詩了。薛濤喜歡寫四言絕句，平時常嫌寫詩的紙幅太大。於是，她對當地的造紙工藝加以改造，在成都浣花溪採木芙蓉皮為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將紙染成桃紅色，裁成精巧的小八行紙。這種窄箋特別適合用來寫情書，人稱“薛濤箋”。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溼紅箋怨別離。”面對眼前盛開的牡丹花，卻從去年與牡丹的分離著墨，把人世間的深情厚誼濃縮在別後重逢的場景中。“紅箋”，其實指的就是“薛濤箋”，就是詩人創制的深紅小箋。“淚溼紅箋”句，說明詩人自己為愛而哭，為愛而苦。由此可看出，此首《牡丹》應為薛濤所作。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這裡化牡丹為情人，筆觸細膩而傳神。“巫峽散”化用了宋玉《高唐賦》中楚襄王和巫山神女夢中幽會的故事，“武陵期”則是把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漁人意外發現桃花源和傳說中劉晨、阮肇遇仙女的故事捏合在一起，為花、人相逢戴上了神奇的面紗，也寫出了一種驚喜欲狂的興奮。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為什麼“不語還應彼此知”呢？因為彼此“傳情每向馨香得”。詩人把“花人同感，相思恨苦”的情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來了。花與人相通，人與花同感，正所謂“不語還應彼此知”。詩人筆下的牡丹，顯然已經被人格化了，化作了有情之人。這首詩把牡丹擬人化，是用牡丹來寫情人，寫自己對情人的思念，顯得格外新穎別緻。
而詩的最後兩句，更是想得新奇，寫得透徹：“只欲欄邊安枕蓆，夜深閒共說相思。”“安枕蓆”於“欄邊”，如同與故人抵足而臥；深夜時分，猶訴說相思，可見相思之苦，思念之深。
關注薛濤，就要關注她的情感世界，關注她的喜怒好惡。薛濤性愛深紅，愛著紅衫，愛賞紅花，性情熱烈。《試新服裁製初成三首》中就有“紫陽宮裡賜紅綃”的句子，《寄張元夫》中寫“前溪獨立後溪行，鷺識朱衣人不驚”，《金燈花》中則寫“闌邊不見蘘蘘葉，砌下唯翻豔豔花。細視欲將何物比，曉霞初疊赤城家”，都是極好的佐證。而她所制的“薛濤箋”也是如此。
薛濤喜竹，但她的內心深處有著火熱的一面，而這火熱的一面在她與元稹的感情中被完全地激發出來。
唐人喜吟牡丹，但在眾多吟詠牡丹的詩作中，薛濤的《牡丹》詩之所以寫得別開生面，正是因為薛濤內心的這份火熱，因為她把人與花之間的情意寫得纏綿深摯。詩人看似寫花，其實是寫人，更是寫情，把一個多情女子的纏綿悱惻的內心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因此讀來感人至深。
但是，薛濤深深愛著的元稹最終卻沒有回來，兩人的感情無疾而終。
或許是因為兩人年齡相差懸殊，三十一歲的元稹正值男人的風華歲月，而薛濤即便風韻綽約，畢竟大了十一歲。或許是因為薛濤樂籍出身，相當於一個風塵女子，而元稹更加看重的常常是對仕途的助力。面對生活中的不幸，面對元稹的寡情，薛濤並不後悔，也沒有像尋常女子那樣鬱鬱寡歡、愁腸百結，而是更加堅強地面對人生的得失。
後來，在回憶與元稹的一段舊情時，薛濤寫下了《寄舊詩與元微之》：“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好男兒。”她生活在浣花溪畔，自寫紅箋小字，將對元稹的一番深情化為對自己、對人生、對生活的體驗。
薛濤的詩作以絕句為多，今存九十一首作品中，絕句達八十四首，而與元稹有關的詩卻多非絕句。這或許是她內心的深情需要更多的空間、更長的篇幅來表達吧。
不能不說，薛濤實在是唐代詩壇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發出了帶有特殊魅力的女性聲音。
下面來講一位女詩人，也是《全唐詩》錄詩最多的女詩人。她，就是薛濤。
薛濤外貌秀麗、多才多藝，不僅擅長寫詩，還精通音律，更創制了風行一時、流傳千古的“薛濤箋”。出眾的才情使薛濤聞名遐邇。而她的詩作《牡丹》更是唐詩中一種獨特的聲音。詩云：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溼紅箋怨別離。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
只欲欄邊安枕蓆，夜深閒共說相思。
薛濤本是官家小姐，少時就十分聰慧靈秀。因父親薛鄖早逝，與母親相依為命。後來，為了生活不得不入樂籍。
可以說，薛濤是唐代乃至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女詩人之一。她曾著有《錦江集》五卷，相傳有詩五百首。《全唐詩》中所收便有八十九首之多，為唐代女詩人之冠。
薛濤的詩歌名篇頗多，如《春望詞》《籌邊樓》《送友人》等；而且她一生愛竹，曾以竹自喻，以竹明志，以竹自勉。但最終，我還是選擇了這首寫花的《牡丹》。我們先一起來看看薛濤的人生經歷吧。
唐貞元元年（785），韋皋出任劍南西川節度使。一次酒宴中，韋皋讓薛濤即席賦詩，薛濤提筆寫就《謁巫山廟》，詩中寫道：“朝朝夜夜陽臺下，為雨為雲楚國亡。惆悵廟前多少柳，春來空鬥畫眉長。”韋皋看罷，拍案叫絕。從此薛濤聲名鵲起，成為侍宴的不二人選，也很快成了韋皋身邊的紅人。
身為聞名遐邇的才女，加上受到士大夫們的讚美、寵愛甚至追捧，二十芳齡的薛濤不免恃才傲物、恃寵而驕，以致惹惱了韋皋，被罰去邊地松州。
松州地處西南邊陲，人煙稀少，兵荒馬亂。生活的猝然劇變使薛濤從迷幻的夢中清醒，開始後悔自己的輕率與張揚，不得不低頭認錯，請求原諒，表示願意脫離樂籍。為此，薛濤連續寫下了《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五絕二首、《罰赴邊上韋相公》七絕二首等詩作。
當薛濤的詩送到韋皋手上時，百鍊鋼頓時化為繞指柔。韋皋心軟了，將薛濤召回成都。於是，薛濤便隱居成都浣花溪畔，並脫離了樂籍，過起了王建在《寄蜀中薛濤校書》中所描繪的“萬里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裡閉門居”的生活。晚年，薛濤居碧雞坊，建吟詩樓，並在居所附近種滿一叢叢的修竹。薛濤不僅愛竹，還愛菊。不論人生的際遇如何，她的內心深處永遠都是高傲自負的。她自詡“兼材”，始終追求的是高潔的品質，曾作《浣花亭陪川主王播相公暨寮同賦早菊》等詩。
所以，薛濤後來即使低調做人，卻仍高調入世，關心時局。劍南西川幕府歷來精英薈萃，人才濟濟。名相裴度、節度使段文昌等皆出自劍南西川幕府。薛濤前後歷事十一任節度使，對劍南西川的各種情況瞭如指掌。歷屆川主也往往把她視為沒有幕僚身份的幕僚；從外地入蜀的文人、政要也常常將薛濤作為諮政議政的物件。韋皋和武元衡鎮蜀時甚至向朝廷奏報，希望聘薛濤為校書郎。最終雖然沒有得到朝廷的認可，但是進出蜀中的官員、士紳私下都稱薛濤為“女校書”。
薛濤死後，時任西川鎮帥李德裕專門寫詩祭悼，並將悼詩寄給遠在蘇州的劉禹錫。劉禹錫鄭重寫了和詩，並將這一訊息及詩作送寄給白居易。白居易在《與劉禹錫書》寫到他曾反覆吟誦其詩，遂生不勝世事滄桑之感。而二度任西川節度使的段文昌，則為薛濤撰寫了墓誌，表達惋惜與追慕之情。
而要講薛濤的人生，更加要講、不能不講的便是她和元稹那場轟動當時的姐弟戀。我們所要品讀的這首《牡丹》，也與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有關。
關於這首《牡丹》詩的作者歸屬，其實還有不同的看法。這是因為《全唐詩》中，這首《牡丹》詩被分別收在薛濤與薛能的集子中。因此有人認為，這首詩是薛濤所作，而有的則認為應屬薛能所做。
持肯定說的認為，據《後村詩話》可知，“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認為《牡丹》詩的格調，是薛能所不具有的。《牡丹》詩，因為既收入《薛濤詩》，又收入《薛許昌集》，可算是並屬文了。誠如葛洪在《抱朴子》中說：“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試將薛能與薛濤的詩兩相比較，就可發現二人的氣質、格調，都各有體。《牡丹》語調細膩優美，讀來如聞一個女子的輕吟低唱，顯然是薛濤在美好希望破滅之後，訴說自己無可奈何，只能與牡丹共話相思的情境。而薛能詩有的固然清新，卻無此格調，所以《牡丹》詩是薛濤作品應屬無疑了。
持否定說的則認為，《唐人選唐詩》十種之一的《才調集》也選錄了這首牡丹詩，署名薛能。編者韋谷選詩偏重晚唐，而薛能為晚唐詩人。另外，歷考今存之唐人選唐詩各種選本，均未見此詩署名薛濤者；而在薛能的詩集《薛許昌集》中收有此詩。且這首詩在《薛許昌集》中是《牡丹四首》之一。四詩雖有五、七言之分，排、律之別，而儼然為一有機整體，分割不得。
不過，每一位詩人都有其獨特的風格、氣韻。從這首詩的詩句中，我們其實可以探尋到一些歷史的影蹤，可以觸控到那位蕙質蘭心的奇女子的心靈世界。
美麗的女子總會有無數的傳說，也多會有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更何況聰明而又美麗的薛濤呢？
薛濤與元稹相戀是在元和四年（809），也就是元稹的髮妻韋叢去世的當年。元稹被任命為東川監察御史，來到成都。韋皋宴請，薛濤出席。元稹風度翩翩，一表人才，此前因悼亡詩已譽滿詩壇。薛濤不由得為之動心了。而元稹自命風流，也為薛濤的姿色與才情所傾倒。二人一見鍾情，相見恨晚。
那時薛濤已四十二歲，卻愛上了三十一歲的元稹。元稹以巡閱川東卷牘為名，待在成都近一年，兩人在蜀地共度一段美好的愛情時光。接下來，元稹離川返京，重新踏上他的仕途。
分別已不可避免，薛濤十分無奈。令她稍感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來的書信，同樣寄託著一份深情。勞燕分飛，兩情遠隔，此時能夠寄託她的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詩了。薛濤喜歡寫四言絕句，平時常嫌寫詩的紙幅太大。於是，她對當地的造紙工藝加以改造，在成都浣花溪採木芙蓉皮為原料，加入芙蓉花汁，將紙染成桃紅色，裁成精巧的小八行紙。這種窄箋特別適合用來寫情書，人稱“薛濤箋”。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溼紅箋怨別離。”面對眼前盛開的牡丹花，卻從去年與牡丹的分離著墨，把人世間的深情厚誼濃縮在別後重逢的場景中。“紅箋”，其實指的就是“薛濤箋”，就是詩人創制的深紅小箋。“淚溼紅箋”句，說明詩人自己為愛而哭，為愛而苦。由此可看出，此首《牡丹》應為薛濤所作。
“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這裡化牡丹為情人，筆觸細膩而傳神。“巫峽散”化用了宋玉《高唐賦》中楚襄王和巫山神女夢中幽會的故事，“武陵期”則是把陶淵明《桃花源記》中武陵漁人意外發現桃花源和傳說中劉晨、阮肇遇仙女的故事捏合在一起，為花、人相逢戴上了神奇的面紗，也寫出了一種驚喜欲狂的興奮。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為什麼“不語還應彼此知”呢？因為彼此“傳情每向馨香得”。詩人把“花人同感，相思恨苦”的情蘊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來了。花與人相通，人與花同感，正所謂“不語還應彼此知”。詩人筆下的牡丹，顯然已經被人格化了，化作了有情之人。這首詩把牡丹擬人化，是用牡丹來寫情人，寫自己對情人的思念，顯得格外新穎別緻。
而詩的最後兩句，更是想得新奇，寫得透徹：“只欲欄邊安枕蓆，夜深閒共說相思。”“安枕蓆”於“欄邊”，如同與故人抵足而臥；深夜時分，猶訴說相思，可見相思之苦，思念之深。
關注薛濤，就要關注她的情感世界，關注她的喜怒好惡。薛濤性愛深紅，愛著紅衫，愛賞紅花，性情熱烈。《試新服裁製初成三首》中就有“紫陽宮裡賜紅綃”的句子，《寄張元夫》中寫“前溪獨立後溪行，鷺識朱衣人不驚”，《金燈花》中則寫“闌邊不見蘘蘘葉，砌下唯翻豔豔花。細視欲將何物比，曉霞初疊赤城家”，都是極好的佐證。而她所制的“薛濤箋”也是如此。
薛濤喜竹，但她的內心深處有著火熱的一面，而這火熱的一面在她與元稹的感情中被完全地激發出來。
唐人喜吟牡丹，但在眾多吟詠牡丹的詩作中，薛濤的《牡丹》詩之所以寫得別開生面，正是因為薛濤內心的這份火熱，因為她把人與花之間的情意寫得纏綿深摯。詩人看似寫花，其實是寫人，更是寫情，把一個多情女子的纏綿悱惻的內心情感表達得淋漓盡致，因此讀來感人至深。
但是，薛濤深深愛著的元稹最終卻沒有回來，兩人的感情無疾而終。
或許是因為兩人年齡相差懸殊，三十一歲的元稹正值男人的風華歲月，而薛濤即便風韻綽約，畢竟大了十一歲。或許是因為薛濤樂籍出身，相當於一個風塵女子，而元稹更加看重的常常是對仕途的助力。面對生活中的不幸，面對元稹的寡情，薛濤並不後悔，也沒有像尋常女子那樣鬱鬱寡歡、愁腸百結，而是更加堅強地面對人生的得失。
後來，在回憶與元稹的一段舊情時，薛濤寫下了《寄舊詩與元微之》：“詩篇調態人皆有，細膩風光我獨知。月下詠花憐暗淡，雨朝題柳為欹垂。長教碧玉藏深處，總向紅箋寫自隨。老大不能收拾得，與君開似好男兒。”她生活在浣花溪畔，自寫紅箋小字，將對元稹的一番深情化為對自己、對人生、對生活的體驗。
薛濤的詩作以絕句為多，今存九十一首作品中，絕句達八十四首，而與元稹有關的詩卻多非絕句。這或許是她內心的深情需要更多的空間、更長的篇幅來表達吧。
不能不說，薛濤實在是唐代詩壇一個非常獨特的存在，發出了帶有特殊魅力的女性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