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中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中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一步。共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蹟》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餬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華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華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漢語拼音的近代史 華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盧戇章（1854-1928）是中國第一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瞭然初階》，公佈了他創制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后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繼盧戇章的《一目瞭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恆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1859-1933）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漢語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畫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佔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1842-1921）是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援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創制者的目的，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琅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系：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瞭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 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一切字的國音發音”和“採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擬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個，這套字母採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註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注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一半。 會議對於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注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注音字母透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佈。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中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注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佈，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儘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1958年2月11日,發明者:法國傳教士金尼格萊。 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華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正式批准《漢語拼音方案》。
中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採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一個漢字注音，反切上字與所注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注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注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中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一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中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一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一步。共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採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蹟》，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蹟》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彙。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餬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餘，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華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一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一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一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華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一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漢語拼音的近代史 華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一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場“切音字運動”。 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麼樣兒啦？”“中國政府非注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一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盧戇章（1854-1928）是中國第一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一目瞭然初階》，公佈了他創制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后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一來，“省費十餘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繼盧戇章的《一目瞭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恆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1859-1933）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漢語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採用漢字筆畫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佔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1842-1921）是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援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一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創制者的目的，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一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琅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系：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瞭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母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 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1913年2月，讀音統一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一切字的國音發音”和“採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擬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個，這套字母採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採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註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注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一半。 會議對於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注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注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注音字母透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佈。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中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一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注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注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一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佈，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貢獻。儘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