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當時看不上馬謖是有原因的。

首先，馬謖是參謀型人才，沒有獨立領兵打過仗，而且還把諸葛亮忽悠住了，這讓劉備很不滿，而劉備戎馬一生，什麼樣的人都見過，劉備需要的是戰績，而馬謖憑嘴自然入不了劉備的法眼。

其次，劉備臨終說馬謖不可大用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馬謖的哥哥馬良，馬良在荊州輔佐關羽，是關羽的首席軍師，而馬良在關羽帳下並沒有起多大作用，關羽敗亡失荊州馬良做為軍師難逃其咎，估計馬良要不死也會被劉備砍了，而馬良之弟馬謖也是誇誇其談的人，這讓劉備怎麼能放心，但是礙於諸葛亮的情面上劉備也不好說什麼，在臨終時劉備特意囑咐諸葛亮馬謖不可大用，不得不說劉備眼光確實獨到，可惜諸葛亮沒放在心上，最後在街亭誤了大事。

如果馬謖一直當參謀也是個不錯的人選，上戰場廝殺不是馬謖擅長，只能說諸葛亮把馬謖放錯了位置。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劉備的意思是馬謖可以用，但是不能委以重任，就是不能讓他掌實權做事。也就是劉備知道馬謖是個書呆子，不懂權變之道，這個做老闆的都應該有這點能分辨屬下是不是呆子的本事。諸葛亮之所以沒看出這點是因為亮經常與馬謖談論事情，也常常誇他，但是，壓根沒見過他辦事水平。第一次北伐，亮派他過去，啥都給他安排好了，哪怕他真是書呆子，按照亮的排布做事也無問題，關鍵是，亮萬萬沒想到呆子還能不聽話！！！而且是不聽他這個活人的話，去聽死書的話！私自違背安排，還不放屁告訴亮！！亮也許料到他不靠譜，所以給他按部就班地安排，但是，沒想到他這麼不靠譜！！！防不勝防啊！！！

劉備不看重馬謖，認為其人言過其實，擔不起重任。諸葛亮也看不上魏延，認為其天生反骨，桀驁難馴。

其實他們兩位認為的都有理，縱觀整個三國演義，馬謖和魏延無形中就決定了蜀國的命運。劉備和諸葛亮奮鬥了一生，好不容易才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依諸葛亮的才能，統一天下不是不可能，所以才六出祁山。

但是就是這最關鍵的一戰，諸葛亮輸了。馬謖街亭失守導致諸葛亮的計劃全盤崩潰，諸葛亮此時已經是身心俱疲，病情加重。但是為了蜀國，他佈陣七星燈做法為自己續命，離勝利就差一步之遙的時候，魏延突然進來一腳踢翻了七星燈。

滿盤皆輸，只是輸的太憋氣了。諸葛亮此時想如果早聽劉備的話，也許…

沒有也許，縱然他料事如神，可是那時軍中已無良將可用，派馬謖出場，想想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天下終將歸一，軍師的出師表如今也在天下傳唱，軍師之才，震古爍今，其心湛然，日月可鑑。

恰恰相反意見，馬謖是劉備信任的人，所以安排在諸葛亮身邊當參軍，時刻掌握諸葛動向，言過其實只不過幌子，難道諸葛亮不明?所以劉備死後，馬謖是諸葛亮必殺的第一人，街亭之失只不過是一藉口吧了。

《三國志》卷39論及馬謖時，謂：“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為器異……,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諸葛亮從來深謀遠慮，慧眼識人，以他那睿敏過人的眼光，他斷然不會器異一個只會誇誇其談。形實內稗的奶油小生的；事實上，馬謖在諸葛亮的幾次重大的軍事政治行動中，也的確曾出類拔萃、金石巨響，每為人嘆；諸葛亮在平定南夷時，生擒孟獲，本來是想斬殺孟獲的，但馬謖對諸葛亮說：“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亦不可倉促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諸葛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正是因了這番宏論，歷史上才留下了那段膾炙人口的“七擒孟獲”的千古故事；正是因為這番功勳，成都的武侯祠堂門上才留下了那段“自古知兵非好戰”的名聯警句。此外，《三國演義》書中還曾有過一段描寫：曹丕駕崩，曹睿繼位，司馬懿提督雍、涼多處兵馬，主持軍務，諸葛亮聞訊深為憂慮；這時，馬謖設計策劃了一個反間計，使魏主曹睿不久就罷了司馬懿的官，諸葛亮欣喜過望，大讚馬謖：“今懿中爾計遭貶，吾有何憂？”也就在這次“北伐”前夕，針對蜀國“兵馬疲蔽”的現實，馬謖還深謀遠慮地提出“只宜存恤，不宜遠征”的休養策略。由此觀之，馬謖在謀略籌計等方面確有他很多高明之處；陳壽說他“才器過人”，諸葛亮贊他“匡世奇才”，實非溢美之詞。

那麼，馬謖又為何會失守街亭，成為千古罪人呢？

這就是被歷史煙塵蒙封了千年的一樁冤案。

從主觀上說，馬謖平時受到諸葛亮過分賞識，“才器過人”、“匡世奇才”之類的讚許聽得多了，助長了驕傲自滿情緒，聽不得不同意見，頭腦膨脹，自以為是，加上從未帶兵打過仗，缺乏實戰經驗，所以最終導致街亭一戰全軍覆沒，兵敗山倒，這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街亭戰役之敗，馬謖該不該負主要責任？該不該成為“千古罪人”？——答案應當是否定的。

第一，從客觀上說，街亭戰役之敗，倘要追究領導責任，諸葛亮恐難辭其咎。諸葛亮明知馬謖長於戰略謀劃而短於帶兵打仗，只能當參謀長而不能當軍長，但他就是一意孤行，置大將魏延吳懿“謖不宜令為先鋒”的勸阻於不顧，力排眾議，“違眾拔謖”，堅執把馬謖推向第一線；這就象莊子《消遙遊》中所說的那個大瓠，把它製成小舟浮游江湖，就能從心所欲，自由往騁；反之，用它盛水，自然不能勝任。所以，街亭敗守，諸葛亮難辭“用人不當”之責。此外，諸葛亮偏愛馬謖，私心作祟——馬謖長期跟隨諸葛亮鞍前馬後，忠心耿耿，為人作事，任勞任怨；諸葛亮有心提拔他，但苦於馬參軍本人先進事蹟不突出，政功、軍功都不顯著，難服其眾；所以，蜀師一出祁山，諸葛亮首戰就急忙忙的派了他去打先鋒，原承想讓他一舉成名，以便今後好委以重任，但誰知那傢伙運氣不好，“屋漏偏逢連夜雨，船行恰遇頂頭風”，偏偏碰上了個強勁對手司馬懿，街亭一戰不但沒有揚名顯聲，掙得一塊勳章，反而一敗塗地，鎩羽而歸，落下一世“罪”名。這其中馬謖自然有他不能寬宥的過失，但諸葛亮“私心”辦了壞事，亦難免為後人諷以“用心不公”之詰。

第二，從整個戰略態勢說，蜀軍北伐必敗，勢所必然，無人迴天。北伐之時，已是孫劉聯盟破裂之時，也是曹魏如日中天之時，蜀國更因為“先主”的意氣用事，舉全國之兵攻打東吳，被陸遜火燒連營七百里，大傷元氣，國虛兵疲，早現衰頹之像；諸葛亮勉為其難，出師北伐，不過意欲“報先主之殊遇”，盡人臣之義責，聊作一搏而已，“恢復漢室”，“一統中原”的目標已近乎水中撈月，鏡裡看花，了無實際意義；所以，不管諸葛亮怎樣努力，大廈將傾，豈能獨支？而諸葛亮“北伐”的整個戰略方針又是：“兵出祁山，逐鹿中原”，本來，若按魏延的建議，兵出子午谷，兵貴奇險，則可能略建小功，但諸葛亮慎微過度，不敢冒險，只是“依法進兵”，俄延而行；這種曠日持久之戰，為蜀軍的最後失敗必然埋下戰略失誤的禍根。所以，即使街亭不敗不失，也最終挽救不了蜀軍北伐必然失敗的宿命。

第三，從具體戰役佈置說，街亭戰役失敗也是勢所必然，無人迴天。諸葛亮師出漢中，兵分兩路，一路取郿山，另一路必取街亭，這個戰略意圖早被司馬懿識破；按理，街亭乃“漢中咽喉，干係甚重”，諸葛亮應派干將和重兵把守，但諸葛亮卻只派了二萬五千人馬和一個從未帶兵打過仗的馬謖去鎮守街亭，這不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莫名其妙的“玩兒戲”麼？街亭一無屏障可據，二無隘險可守，一條大道，一片平野，就算按諸葛亮的囑咐把二萬五千人馬全擺在大路中間，想抵敵住司馬懿親率的二十萬大軍巨碾般的衝擊，這恐怕也太有點強人所難了吧？別說是馬謖，就是換了其他任何一位神武驍勇的將軍，恐怕也守之不住；可這個事兒卻偏讓馬謖攤上了，你說馬謖冤也不冤？街亭之失與其說是馬謖咎由自取，倒不如說是諸葛亮戰略戰役失誤的必然；馬謖的悲劇，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諸葛亮戰略戰役失誤的悲劇；所以，讓馬謖背上“失街亭”的千古罪名，這的確不能不是三國曆史上一樁最大的冤案。

最後諸葛亮“揮淚斬馬謖”，這“揮淚”之中，其實也包含了諸葛亮對這樁冤案過失的自責和愧疚：一方面，馬謖是自己的愛將，斬之自然心痛，所以流淚；街亭戰役之敗，與自己的用人失察和決策失誤都很有關係，現在讓馬謖一人承擔責任，不免疚愧難當，悔痛流淚；另一方面，愛之越深，責之越嚴，恨鐵不成鋼；恨枊不成材，恨馬謖辜負了一片栽培之心，愛恨交織，故而情痛流淚；再者，諸葛亮並非不想從寬處置馬謖，只是自己違規拔謖，將官們多有情緒和猜疑，在斬留問題上，眾將官不滿情緒無疑成了諸葛亮執法的準繩，斬之不忍，赦之不能，情法牴牾，處置兩難，故而矛盾流淚；當然，最終，諸葛亮還是畢竟沒有姑息袒護，畢竟沒有讓私情矇蔽了公正，畢竟保持了他一個違法必究執法必嚴的一代明相的光輝形象；除開“揮淚”斬了馬謖，最後自己還“請降三級”，以示儆戒。這就最終“玉成”了諸葛亮成為千秋推崇敬仰的偶像，成為後世人心道德的楷模的“圓滿”，這既是他彌補過失的巧妙之處，當然也是他難能可貴的過人之處。

歷史上，對“斬馬謖”一案，也有人提出過不同意見；當時蜀國的參軍蔣琬就說過：“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謀之臣，豈不可惜乎？”裴松之對此也有一段論述：“今蜀偏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駑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既殺有益之人，難乎其與言智也。”——究竟是要法度還是要人才？有罪的“有益之人”該不該殺？諸葛亮殺馬謖算不算“智舉”？律條之外，可否法外施恩？譬如，關羽鎮守華容道，也是立了軍令狀的，但後來放走了曹操，諸葛亮也並沒有殺他，張飛多次喝酒誤事，損兵折將，諸葛亮也並沒有殺他；可見，蜀國之法綱，諸葛之律紀也不是不可以權衡通變，也不是沒有先例可循的，但何以卻只對馬謖一人“必究”，只對馬謖一人“必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