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並不能依靠一兩本史書來考證當年或者上古年代的事情。再者，竹書紀年是一位博學的醫生所寫，至於它的考古價值只能作為參考，在沒有直接證據或者更有力的考證情況下，它的可信度實在很小。上古不是家天下，是以有作為有貢獻或改善生活的人為王，這從上古考古研究中可以發現。所以，從一般意義上講，禪讓是可以存在於那個時代的。但是，一個掌握至高權利很久的人，想讓他心甘情願的禪讓，除非得了政治幼稚病。或者，在那個時代人們還沒有這麼強的政治觀念！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討論這個問題・_・?實在沒什麼意義！即便你揭開事實真相，也並沒有什麼卵用。三皇五帝，聖人治世，早就成為了華人信仰的一部分。就像關羽一樣，他在民間是財神，是關二爺！你追根問底非要向大家說那個年代關羽並不是最牛的，有什麼意義？大家只會覺得你是在譁眾取寵而已。

客觀上講，司馬遷寫史記還是比較中肯的，應該不存在什麼刻意虛構的情況。

請允許我為他辯白一下，再說禪讓制的問題，我們先分析他這個人，首先他是個正直的人，為什麼這麼說？公元前九十九年，漢朝與匈奴打仗，飛將軍李廣之孫李陵兵敗被俘，本意詐降，尋機脫身，但是漢武帝以為李陵真的投降匈奴，要處置他的家人，司馬遷因為深知李陵的為人，不相信他會投降，便上書為李陵解釋，很多大臣都讓他別摻和，他還是上書了，最後被勃然大怒的漢武帝打入獄中，施以腐刑，這就是他為什麼成為太監的原因。

但是即便如此，他還是堅決認為李陵並不是真的投降，從此可以看出他心中對於真理的堅持。

而且他的父親本來就是史官，他原本也要子承父業的，在他父親在時便與他說過要寫一本史書，但是呢覺得自己知識還欠缺所以一直沒寫，司馬遷在成為太監之後寫史記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秉承了其父的遺志（他要是亂寫對得起他老爹麼？）。

而且司馬遷寫史記很多事件都是親自去考察的，走遍了全國各地，綜合這些種種，可以確定司馬遷虛構歷史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能說他寫的就是真實的歷史麼？那肯定不能，史記中還是有很多不實的記載，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得到的並不是第一手資料，很多事情都是他從別的地方打聽來的，別的古籍怎麼記載或者說傳言怎麼記載他就怎麼寫，有些地方不對也不能全怪他，畢竟那個時候可沒有考古團隊。

我們再來說說禪讓制到底存不存在，個人認為禪讓制應該是存在的，但是司馬遷所認為的禪讓制太過美好了一些，難道你們以為所謂的禪讓都是心甘情願的禪讓麼？這可不一定。

首先上古社會制度並不完善，社會體系只是初步建立，誰有才能，誰能領導大家，誰能為人民謀福利，誰就能當首領，當時的首領是人們推舉出來的，可以說帝權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民意，那個時候階級觀念還沒有形成，沒有皇帝，也沒有天子這個說法，帝權根本就不穩固，也沒有能用於穩固帝權的政，治工具，老百姓覺得誰能當首領就推舉誰當。

現在說起來三皇五帝那麼風光，很有可能在當時他們就像砧板上的肉一樣。

當一個人的能力不再被大家認可的時候，百姓就會推舉別人，對於得到民心擁護的新人，能不讓位麼？由得他不讓麼？

也許大家覺得我這樣認為有些偏激，但是這種例子並不是沒有，三國後期曹丕逼漢獻帝禪讓帝位給他，當他坐上皇帝位之後說了一句話：“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這句話的意思並不難理解，那麼他的言外之意是什麼呢，就是說舜禹當年所謂的禪讓，很有可能跟他一樣，是逼位的，這雖然只是他的臆測，但還是具有一定說服力的，因為當時舜已經老了，而禹因為治水成功獲得了很多人的擁戴，已經成勢，即便逼位，也是有可能的，更何況舜本來就是禹的殺父仇人。

所謂的禪讓，可能並沒有司馬遷想的那麼美好，也許只是古代帝王們的一塊遮羞布而已。當然，到底有沒有真心實意讓位的呢，我覺得還是有，只是可能很少，畢竟人都是有私心的，即便是三皇五帝，他們也是人，並不是神。

關於《竹書》否認禪讓，是否能動搖《史記》史學地位問題，是不少網友關注的問題。是禪讓還是奪權問題儘管爭論幾千年，但並未動搖《史記》的正統地位。禪讓說仍然被認可，只是多了一個異議而已。原因應該有以下幾點：

二是《竹書》奪位說源頭在何時?目前所見，只是戰國法家提出。除《竹書》外，《韓非子》也有此論。兩書否定禪讓源頭在那裡，並不清楚。但法家之說比儒家之說和西周整理的《尚書》肯定晚，也不是主流。

三是關於人性善惡的認知，儒法兩家不同的原因是治民方式的不同所決定的。

儒家主善，法家主惡。主善者多樹正面歷史形象示人，意在行王道以治民；主惡者多揭惡劣形象示人，意在推行嚴酷法令以治民。

基於兩家理政治民方式的不同，決定他們對歷史的認知不同，導致手段不同。是否禪讓，也必然成為各自宣揚政治主張的根據。儒、法兩家在述史上必然不同。儒家多溢美之處，法家多損毀之處。

二、上古三代禪讓制選賢傳位，也許是處理和彌和黃帝、炎帝和蚩尤三大部族融合後的矛盾所需。歷史上黃帝戰勝炎帝和蚩尤後，融合部族之間關係，需要一個公正合理的權力傳承規則。而選賢禪讓則是唯一彌和部族矛盾的最佳方式。

聯盟時代，部族眾多，屬鬆散聯盟，不是專治帝國，要避免血腥奪權，只有選賢繼位才能服眾。周初實行大封建，並沒有象秦始皇一樣中央集權制，也是滅商後客觀形勢的需要。

三代時萬邦林立，是決定選賢禪讓制度的社會基礎。是種必然選擇，並不是儒家的美化。

帝制以來，每個朝代不過300左右年則改姓換代，道理是一樣的。家天下必然導致異姓造反而取代。禪讓制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初民主制度。是這種原始民主，避免和減少了血腥戰爭。

三、《竹書》為戰國或魏襄王墓出土竹簡編出，出土時已被盜墓賊不準搞亂，出土竹簡很多，連穆天子西遊也發現於此。《竹書》只是選編出的一種。西晉歷經兩次編選整，意見並非完全一致。最後成書也在戰亂中遺失。今傳世兩種，古本系從各古書引用集錄而成；今本雖稱依古本，然而後世多詬病，篡編之處很多。清代王國維逐條批駁。‘’法出三晉，儒盡鄒魯‘’，儒法兩家論史多有不同，司馬遷首先是世代史家，其次才是傾儒。儒家史學採自官學，其可靠性應該比魏襄竹簡高。《史記》應該比《竹書》更可靠。

關於禪讓制，不能偏面輕信法家之說而否定《史記》的正史地位。

當然，儒家溢美三代禪讓，也不可全信。即是父子相傳，也有個中細節不同，何況選賢禪讓。但諸子百家所言相逼囚禁，並沒有否定禪讓制。如果沒有選賢制，東夷窮小子舜帝，就不會歷經20年培養後才上位。不管上位過程中細節如逼退等是否真實，禪讓制度是存在的。其培養過程即可證明禪讓制的存在。

爭議之處，在於具體方式和方法上，不在禪讓制度本身。不論《竹書》還是《韓非子》所講都是細節問題，不是制度有無問題。

總之，傳世的《韓非子》和西晉出土的《竹書》，只能算另一種傳位細節的說法。無損於禪讓制度的記述。也不能否定《史記》之說。

就象《趙正書》中二世‘朕奉遺書’字句，不能推翻《史記》中二世矯旨上位一樣，矯旨上位仍可以稱奉遺旨上位。是不能證明沒有矯旨的。

最後說一下題目問題，禪讓制與夏商周無關係，建議題目應該稽核，答題者若按題主所問，則風牛馬矣。

孔丘之後，史書不見，哪去了？毀了唄。

不說司馬遷個人主觀，哪怕客觀的歷史他也很難知道啊！

然而從考古可以看出，上古必然是有戰爭的。從邏輯也能推出，禪讓必定是有目的的謊言。

謝謝邀請，反對以上答主的所有回答，非專業人士請不要信口胡說，誤導讀者，嚴格的說其實竹書紀年沒有否認禪讓制，反而是肯定禪讓制。證明古代堯舜禹時代是有禪讓制度的，但是同時竹書證明，這種禪讓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和平順利的，有黑暗血腥的奪權參與其中。

第一，竹書紀年並沒有流傳下來，

首先竹書紀年其實並沒有傳世流傳下來，我們今天看不見完整的竹書紀年了，

我們所謂說的竹書紀年是指，歷代文章書籍中引用的竹書紀年隻言片語，著名的有《古本竹書紀年輯正》，就是集中這些引用的彙集成一本書，

第二，竹書不是竹書紀年，

看過古本竹書紀年輯正等輯正本後，你會發現有問題，

竹書就是指是於西晉咸寧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縣）人不準盜發戰國時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發現，亦稱《汲冢書》，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其中有部分是春秋時期晉國史官和戰國時期魏國史官所作的一部編年體通史。稱《汲冢紀年》、《古文紀年》（秦以前文字），對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價值。而且，《竹書紀年》與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而且，《竹書紀年》與長沙馬王堆漢初古墓所出古書近似，而竹書紀年的諸多記載也同甲骨文、青銅銘文、秦簡、《系年》相類。

換句話說，裡面有竹書裡面有史書也有其他文獻甚至詩歌。

而這些竹書紀年輯正本中引用的有的是竹書紀年，有的僅僅是“汲家書”，其中尤其是有大禹逼舜，舜逼迫囚禁堯這些反禪讓制的內容，前面沒有註明是竹書紀年而僅僅是汲家書，

換句話說，這些內容未必是竹書紀年內容，這個是有相關論文考證的，可以去知網驗證。

第三，竹書紀年分古本和今本

這個更是一段公案，我後面再補

第四，竹書紀年肯定了禪讓制

就算舜逼堯這些是竹書紀年所寫，更證明了禪讓制的存在，否則，舜一個外姓外族人，怎麼有權力逼堯的？沒有禪讓制，為什麼堯要培養舜二十年，舜要培養大禹？這是對禪讓制的肯定，只不過，另一方面，證明人性黑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