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圓籙（約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縣。他本人出生在陝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於酒泉。在此期間入道修行，人們稱他為王道士。後雲遊敦煌，登三危山，發現莫高聖境，感慨萬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長期居留於此地，奉獻了他的後半生。

眾所周知，王圓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聖地，歷來都是佛教徒活動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這樣捉弄人，偏偏把一個道士安排在佛窟裡，讓太上老君的弟子為釋迦牟尼效犬馬之勞，這陰差陽錯的安排委實古怪離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圓籙道士的行為感動了佛祖，還是無意的安排，佛窟裡的秘密卻讓一個道士來發現，奇人遇奇事，出現了戲劇性的結果。

王道士走進莫高窟的時間大約在1892年左右。當時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一片殘破，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王圓籙揭開了藏經洞這個秘密。王道士的墓誌上是這樣寫的：“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說必然性，是因為他走進洞窟，僱用人員清理洞窟中堆積多年的淤沙，踏踏實實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經洞的洞門才能顯露出來。說偶然性，是因為王道士當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為了要發現什麼，而是為了保護洞窟，發現藏經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說，無論什麼人發現藏經洞都是一種貢獻，都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王圓籙發現了藏經洞同樣有功，而不能視為過錯。至於有人說應該在某個時代發現合適，那純粹是一種主觀主義的一廂情願。試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發現世藏經洞，其後果又怎樣呢？

事實證明，由於藏經洞的發現才引起人們對莫高窟的重視，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專門的保護機構。否則，對莫高窟的保護不知要推遲多少年，造成的損失更是無法估量。

藏經洞發現之後，王道士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裡，趕往縣城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送了取自於藏經洞的兩卷經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引起這位官老爺的重視。可惜的是這位姓嚴的知縣不學無術，只不過把這兩卷經文視作兩張發黃的廢紙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藏經洞被發現後，引來各國的考古學家和Explorer，王圓籙初始尚有保護意識，但後被斯坦因所欺，以極低價格向他們售賣了洞中絕大部分文物，致使這批文物運出中國或散落民間。

敦煌莫高窟壁畫是壁畫屆的魁寶！

王道士當年發現莫高窟

為了保護莫高窟又將藏經閣裡的寶物賣給了外華人

還有那個汪知縣順手拿了幾本經書的流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查清楚

莫高窟被列入為世界文化遺產，這樣以後莫高窟再將不會受損，將好好得到保護！

王圓祿，湖北麻城人，約1850年出生，卒於1931年。農民，略識文字，年少時因災荒逃難至西北肅州一帶(今甘肅省酒泉市)。清光緒初年，王圓祿入伍當了一名兵勇，退伍後，他在當地出家成了名道士，道號“法真”，歷史上稱其之為“王道士”

——悽慘的晚年：精神失常 遭人唾罵

王圓祿在莫高窟倒賣國寶以後，遭到人們的唾罵，以至後來他非常害怕，精神受到很大刺激，自己也是輾轉反側不知所措，這種糾結折磨他晚年的生活，他得了精神病。也許是裝瘋賣傻挽留自己一條生路？那真實情況就不得而知啦，反正與他接近的人都說他有病精神失常了。弟子為其修建土塔 是功是過何人知

——1931年這位千古歷史人物終於搖搖擺擺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畢竟他在莫高窟還是有自己的事業，有自己的幾個忠實的弟子，他的徒子徒孫們把他葬在了莫高窟大泉河東岸的沙灘上，修建了一個很在當時是有氣派的土塔，並立了一個功德木碑。這個塔在今天成了莫高窟一景，無論是作為功德塔，或紀念塔，或王道士的恥辱柱，都成了歷史的記載。下面我們來看看這位歷史人物的風雨人生。

奔波勞苦致力清掃淤沙、敦煌莫高窟當時一片殘破，無人看管，洞窟大多倒塌，被風沙掩埋，一片破敗景象。經濟蕭條，地域荒涼，人們生活困難。莫高窟香客稀少，只有幾個僧人活動，這些僧人並無看管洞窟的意識。看到神聖寶窟無人管護，受到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的破壞，一種強烈的使命感，使王道士自覺自願擔當起了“守護神”的重任。他四處奔波，苦口勸募，省吃儉用，集攢錢財，用於清理洞窟中的積沙，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的時間，沉睡九百年藏經洞驚現於世。王道士在清理出了第16窟後，僱敦煌貧士楊果為文案。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夏，楊果坐在第16窟甬道內，返身於北壁磕煙鍋頭，發覺有空洞迴音，懷疑有秘室，就將此事告訴圓祿。於是夜深人靜時，二人悄悄來到壁畫前，把牆壁扒開。隨著塵土逐漸散去，兩人驚訝地看到，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滿滿的經卷文書和各種佛像文物。沉睡了九百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就這樣呈現在了世人面前。報備官員卻無人問津王道士盡最大努力，做了他應該做的一切。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他都一一向當地官方報告了藏經洞之事，也為他們送去了可以親眼一觀的寶物，一些在當地為官者和相互有關係的官員多有得到，文人老爺們只是玩玩，沒有一人重視，得實惠者大有人在，小到敦煌縣令，大到甘肅省學臺。敦煌盜寶第一人斯坦因，騙取盜運文物第一人。敦煌發現藏經洞的事情，不僅國內民間傳開，而且也傳到外華人耳中，西方探險家開始瘋狂的破壞性的掠奪。首先是英華人斯坦因。1907年英華人斯坦因第一次來到莫高窟之時，王道士對藏經洞看守得很緊，散失的卷子很少。斯坦因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經洞，想了很多辦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見，斯但因束手無策。後來他了解到王圓祿對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裝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並欺騙王圓祿，說他是沿著唐玄奘西天取經的路來的，這一招很靈，是宗教信仰把他們的思想溝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個真誠的信奉者，而斯但因顯然只是為了達到騙取藏經的目的。外華人陸續從王道士手中買走經卷斯坦因盜運文物走後中國的官方竟毫不在意。官方的態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隨意出售藏經洞的文物。1908年法國的漢學家伯希和來到了莫高窟，從王道士手中買走6000餘件寫本。由於伯希和精通漢文，所以他挑選的卷子更有價值。伯希和將這些遺物運往法國時，在北京將其部分卷子裝裱，並且在六國飯店展覽了這些文物。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挺身而出，才有了歷史上第一次文化遺產的保護行動。

——1914年斯坦因再次來到敦煌，又從王道士手中賣走經卷600多件，裝滿了5大箱。在此期間，日本的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國的鄂登堡，美國的華爾納等人先後從莫高窟買走了不同數量的經卷。這些人如此行事，也從來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一批又一批的外國學者不遠萬里來到莫高窟探寶，可不知中國的學者都到哪裡去了。華人知其價值卻不知珍藏。

——敦煌卷子流散於國外，自然是傷害了華人的自尊心。但是，流散於國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收藏，並得到妥善的保護，無一損壞現象。而中國則出現了另一種現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來之前，無論王道士怎麼吶喊都無人重視，當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傳於全世界之時，當朝命官這才懂得了其重要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地保護它，而是千方百計竊為己有。因此，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卷子全部運往北京儲存。在運送的路途中，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經卷在抄家時被抄了出來，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經卷的散失，曾經使王圓籙感到非常痛心，因為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多年來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奪，又如此貪心，使他感到極大的憤慨。他寧肯把全部卷子賣給斯坦因完整地儲存起來，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願讓卷子受此劫難。

——華爾納來到藏經洞時，洞內經卷已空空如也。華爾納便轉移目標，盯上了莫高窟洞窟中的壁畫和彩塑，他給王道士一點小禮物，施捨一點銀錢，王道士就對華爾納貼上破壞壁畫和搬走彩塑視而不見。華爾納在第二次的考察計劃中就有整窟的搬遷計劃，甚至想讓莫高窟成為空洞，毫無價值，其狼子野心可謂昭然，強盜的嘴臉也掙獰可惡。王道士居然仍對此熟視無睹。

——王圓祿道士，是藏經洞珍貴文物倒賣者，是使藏經洞佛經、絹畫等珍貴文物撒落民間的第一人。無論怎麼說，王道士都是敦煌藏經洞文物流失的罪人，是他發現並愚蠢地賤賣了那些珍貴的文化瑰寶。為了一時的利益，他置先人的心血於一旁，他置國家的文物於不顧，濫信外華人，任憑他們低價買走經卷文物，任其搬走莫高窟內壁畫與彩塑。昔日彌足珍貴、藏經無數的莫高窟，如今成為沙漠裡的“空洞”，誰之過？王道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個別人認為：王圓祿發現了藏經洞是一種貢獻，是一個了不起的重大發現，因為藏經洞的發現就預示著敦煌學的產生。在他發現藏經洞之後立即報告官員，可無奈官方無動於衷。在長達7年的時間裡，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視，而且是逐級上報，但無人過問，致使他灰了心；另一方面，為完成他的宏願，繼續清掃洞窟，為修建三層樓架設木橋，他需要資金支援。在這樣無奈的歲月，他最終選擇了這條負載千古罪名的選擇。

與其悲憤痛苦地咒罵王圓祿這個要飯的討吃，還不如正視中華民族所處的那個最黑暗，最衰微，最支離破碎和最無助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