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後，心裡想的就是怎樣鞏固自己的皇位。他是眾武將擁立的，出謀化策的文官較少！他感覺武將既然能擁立自己為帝，不知哪一天也可能奪自己的皇位。所以他採取了杯酒釋兵權，讓一些有戰功權高位重的退休。宋朝開始重文輕武！宋朝的文人詩詞譽滿天下，而軍事上卻止步不前而有所倒退！

趙宋為防軍閥割劇，在兵制進行改革，把軍隊改成訓練，調動，指揮三權分立！造成上級軍官不認識中，下級軍官，士兵不認識軍官的局面。杜絕了發動軍事政變的可能！但給軍隊的作戰造成嚴重影響！削弱了軍事力量！

兩宋時期，宋朝的經濟勢力在世界上算是非常富有，強大的軍力是建立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之上的，安說宋朝的軍事勢力應當是非常強大的才對。

但從宋朝開國皇帝趙荒胤開始便吸取了前朝番鎮軍權過大，以至於後來公開對抗朝庭，叛亂四起，所以就有了”杯酒釋兵權”，把本來應該是高度集中的兵權分由多方掌握，相互節制，長此以往造成兵權分散，缺乏統一指揮，其力量就大打折扣。加之宋朝重文輕武，文人往往士途廣坦，而武人地位低下，進而造成有識之士很少投筆從戎，軍隊素質低下。軍事上豈有不弱之理？這與外部強敵沒有關係，原因還是出在社會制度上。

北宋時期，尤其是宋朝立國之初，軍事實力也是相當強悍的，當年的宋軍先後滅了南唐後蜀，並且多次北伐，出擊契丹，意欲奪回幽雲十六州，不過最後都是以失敗告終，經歷過多次挫敗以後北宋統治者發現北方的遼國實力確實強悍，加上當時北宋剛剛立國，國家需要修養生息，長期耗下去對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尤其是雍熙北伐失敗後，這個問題日益暴露出來。而此時遼國是蕭太后主政，國內局勢也不太穩定，所以雙方鳴金收兵，暫罷兵戈。此時的宋朝統治者意識到，在自己沒有地利的情況下同北方強敵開戰結果對自己不利。所以，宋太祖和宋太宗兩朝均將工作的中心轉移到穩定統治和修養生息上，政治上，為防止武將專權，杯酒釋兵權，解決大將專權問題。強幹弱枝，將國家主要軍事力量禁軍駐防京師，導致地方軍隊戰鬥力較差。這也是北宋末年金軍能夠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的原因。但是要說兩宋在軍事上毫無建樹，大飛哥不敢苟同，放眼歷史，在中國歷史上開疆拓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漢唐兩代，當時他們的周邊環境要比宋朝要好一些，漢朝從秦末農民起義的戰火中建立起來，漢朝一統天下後，周邊只有北邊有一個強敵，那就是匈奴，至於南方的南越等國基本上對漢帝國構不成威脅。漢朝雖然在歷史上稱為強漢，但是他也有近百年同匈奴和親的屈辱歷史。直到漢武帝繼位，這個局面才得以改觀。至於唐朝，建立時天下經過隋末動亂，國家情況不容樂觀，當時對他威脅最大的當屬突厥，強大的突厥一度兵臨長安城下，鑑於國力孱弱，唐太宗也是主動與突厥訂立“白馬之盟”，暫時緩解了危機。後來唐朝國力強盛後一舉擊敗突厥，控制了中國西北和北方，設立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使北方少數民族都臣服在大唐的腳下。可以說，漢唐兩代帝王開疆拓土的功績，足以彪炳史冊，光耀萬事。但是我認為他們相對於宋朝來說，是比較幸運的兩個朝代，首先他們周邊雖然有強敵，但是這些強敵只是一些遊牧民族，他們的組織結構沒有那麼緊密，而兩宋尤其是北宋建立時，他的北面有契丹人建立的強大的遼國，後來李元昊又在西北邊境建立了西夏，而南邊還有大理，所以北宋立國之初可謂是強敵環繞，鑑於國力的孱弱，自己的實力相對於周邊的強敵又沒有壓倒性的優勢，所以宋朝就處在了比較尷尬的境地，怎麼辦?和談唄，在宋真宗時期，同遼國簽訂“澶淵之盟”，維繫了之後近百年的和平。千萬不要小看這個盟約的簽訂，在這之後的百年，由於難得有這麼長的和平時期，宋朝的經濟、政治、科技和文化都得到了長遠的發展，歷史上宋朝的精英人物像司馬光、三蘇、王安石等大都出現在這個時期，同時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和科技發展的巔峰時刻。由於經濟的繁榮、科技的發展，宋朝人不像唐宋兩代那樣需要不斷的開疆拓土，需要爭奪更多肥沃的土地來養活這麼多的人，來保證國家糧食的供給。商業的繁榮使他們找到了更好的方法，他們不再依附於土地。透過商業活動，他們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對那個時期宋朝人日常生活真實寫照。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使宋朝的國力大為增強，尤其是慶曆新政之後，宋朝在西北拓地兩千餘里，這是北宋建立後少有的大捷。雖然同西夏常有戰事，但是同北方強大的遼國始終是相對和平狀態。沒有外敵的入侵，統治者自然會將精力放在國內，所以兩宋政府最關注民生，那時候人民生活也是相對比較幸福的。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危機意識，那麼這個國家離滅亡也就不遠了。1127年，北宋被金國滅亡。1279年，崖山海戰失敗，南宋滅亡，自此，存在了300多年的宋朝正式滅亡。

一個國家，它的軍事能否高效，關鍵的問題是成本控制。

歷朝歷代，甚至一個朝代前後不同時期，養活相同數量的軍隊所需要支付的成本都是不同的。為什麼呢？

關鍵就是看在整個社會系統中，軍隊的政治能量高不高，話語權大不大，軍隊所攫取的社會財富的比重多不多。（這也可以看成對一個社會生態的失序與否的考量。）

這個比重越高，軍事行動的成本就越高，那麼戰爭成果就相對低——因為你連仗都打不起。

唐與宋的區別，甚至說，從五胡亂華到南北朝到盛唐這五百年，再由唐中期到五代再到兩宋這五百年，差別在哪？

前者是軍事貴族占主導地位，後者是軍官團佔據主導地位。

五胡亂華到南北朝，北方胡族主要是部落兵制，南方主要是流民兵，或者叫宗族兵，他們都是軍事貴族以血緣來統御的軍事群體，部落民和流民對部落酋長和流民帥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這兩種兵制其實是軍事貴族兵制在胡漢兩種文化中表現出的一體兩面，這二者在西魏北周很自然的結合起來就不奇怪了。然後到關隴集團，再到楊堅代周，關隴可以說是被它內部的中權階級下克上了，再到隋唐革命，關隴勳貴和山東豪傑一結合，這時候軍事貴族的貴族色彩淡了，平民色彩重了，普通士兵不再對軍事貴族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到玄宗朝，唐王朝大量使用被離散部落了的胡人，這些胡人成了軍官團裡的中流砥柱。整個軍隊的話語權完全顛倒過來了，不再是軍事貴族統御兵士，而是中下層的軍官團反過來造貴族們的反。——這就是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後，河北藩鎮也好，河南藩鎮也好，西北藩鎮也好，一個標誌性的演變就是軍官團在軍隊中、以及在社會整體的財富分配體系中，話語權是直線上升。

從肅宗到代宗再到德宗，中央政權可以看成是河南藩鎮和西北藩鎮以及神策軍的後勤官，它大部分的行政精力就是從東南和西南抽取社會財富，來滿足那些軍隊。河北自不必說了，河北也可以說是這種社會話語權的大顛倒的一個典型視窗。軍事長官就是為軍官團們找錢糧的錢糧官，一旦滿足不了就是劊子手伺候。

民軍出身的朱溫是這個歷史潮流裡的一個異數，他對下屬的殘忍嗜殺更應該從社會階層鬥爭的角度來看，是皇權對軍官團們的一次馴化的嘗試，事實上也是為數不多的成功案例。

趙匡胤以軍官團首領的姿態上位，以至統一國家，是軍官團膨脹這個歷史潮流的一個暫時性的高峰。

為了懲前代之弊，趙匡胤和他弟弟用各種手段來降低軍官團的話語權，包括以文御武，收藩鎮財權——但注意了，沒有話語權不代表沒有政治能量。舉例來說，沙特以石油的美元結算來作為美國美元霸權的基石，它對美國極端重要，但它沒有太多的話語權。可是美國為了拉攏它，付出了酬庸卻很多，沙特王室富到流油。

看宋代軍事問題，一定要明白這個區別，宋代的軍事管理體制確實取消了軍官們的話語權——這是出於中央王朝集權的需要。但是它沒有取消掉軍官團們的政治能量。

（之所以只說軍官團，而不說軍隊，是因為基層士兵不論在哪個朝代哪種體系下都是被壓迫物件，和軍官們是階級對立關係。而且士兵們也不可能抱團，形成政治勢力。）

北宋熙河開邊，軍事鬥爭並不特別激烈，主要是招撫河湟蕃部和屯田，光是這樣，僅熙河一路的一年軍費開支就是三百萬緡。

軍隊不直接產生經濟收益，但是它在兩宋的社會能量就表現在：它逼迫中央集權發展出嚴密的財政系統，從全國汲取社會財富來供養他們，且抗拒對他們的縮編和削減開支。

南宋因為經歷了靖康之變的再造，軍官們的話語權又有所上升，邊鎮將領貪腐和剋扣軍餉的烈度更大。

當一個社會階層在社會體系中膨脹，那就意味著其他階層缺乏對它進行抑制的能力，比如東漢到魏晉計程車族豪強，比如南北朝的軍事貴族，那麼這個階層就會像黑洞一樣，不斷地抽取吞噬社會財富。

兩宋的情況就是這樣，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生態的失序——軍官團相比其他階層都更具社會能量，不斷吞噬社會財富。

這樣一來，軍事行動的成本就大大增加了。

回頭看，南北朝時期，軍事貴族兵制下計程車兵們，因為對軍事貴族存在嚴重的人身依附，故而他們無力要求更多的酬庸，僅以極少的物質成本就可以驅使，這也是南北朝那些南征北伐的功績得以實現的最核心因素，它的餘蔭甚至還能造就出初唐的輝煌軍事勝利。

等到軍隊被軍官團們把持，再到軍官團們挾持軍隊要挾整個社會的財政系統，那麼這個政權就再也不能支撐高強度高烈度的軍事行動了。

這當然不是給貴族們張目，軍事貴族的膨脹也會帶來社會生態的失序，造成政權上層結構的不穩定和地方做大。縱向的看，我們的歷史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生態由平衡到失序，由此一種型別的失序矯枉過正成另一種型別的失序，然後再次尋求平衡的過程。每一代人都只能是在這個社會生態變遷的大背景下，進行政治制度的建設、社會經濟的開發以及軍事行動的排程，然後留下千秋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