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歷史小明王，我來回答。

自古以來發動一場戰爭都首先要做的是師出有名，做任何事都需要一個理由，打仗也一樣，開打之前先昭告天下，釋出“討賊檄文”自己必須要站在正義的一方，首先在道德方面站住制高點，當時的日本發動的是侵略戰爭，但是人家自古以來學習的是中國文化，也搞了這麼一招所謂出師有名。

由於滿清是竊取來的江山，得位不正且當時滿清是屬於異族人口，統治中原是不得人心的，小日本發動戰爭之前對中國歷史是做足了功夫的，不過無恥之輩想師出有名其實口號喊錯了，日本文化主要來源於唐朝，就算你這乾兒子要給當爹的報仇，那口號應該是“反清復唐”呀，明朝的時候在北韓捱打的日本人這時候要推翻清朝這理由確實蹩腳。

日本人侵略中國的《反清檄文告十八省豪傑》寫的也非常有意思，其中直接切中滿清要害，一時之間鬧的沸沸揚揚，我們擷取一段供大家觀賞。

稱：“滿清氏原塞外之一蠻族，既有非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滿清氏之命運已盡，而天人與棄之固也。我日本應天從人，大兵長驅，以問罪於北京朝廷，特陳清主面縛乞降，盡納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後休矣。”“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最後號召所謂“十八行省豪傑”：“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 ，而以託大業。”

文告首先指責滿清的合法正統性，"滿清氏元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傑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

第二是告訴人們日本侵略是師出有名，”我日本應天從人，大兵長驅。以問罪於北京朝廷，將迫清主面縛乞降，盡納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後休矣。雖然，中國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華人民也；所願愛新覺羅氏，不及聳從士卒也。若謂不然，就貴國兵士來降者證之。“

第三是鼓動華人造反配合日本，說什麼”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

這個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對中國瞭解很深，在其日記中寫道：“予明治十七年初冬遊中國，以後舉反旗者雖不少，但不如今日之盛。前之叛亂者殆無名義而叛，今之叛亂者無不以恢復明祀為名義。其故何在？曰：‘恢復明朝’一語最易煽動民心，又為民心之所向故也。”（《宗方小太郎日記》）

”反清復明“在清朝從開始到結束一直就沒有斷過，清朝統治的正統性一直就備受質疑，日本想利用民族矛盾為其所用，更重要的是日本根本就不承認清朝是中國。1871年，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日本代表團堅決不同意清政府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談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頓。日本方面認為：“中國系對己邦邊疆荒服而言”，要求只寫“大清國”。

“崖山之後無中華，明亡之後無中國”，這是日本人說的。宋朝的滅亡對日本震撼很大，鄭思肖在其《心史·元韃攻日本敗北歌亞序》記載：“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東，先朝嘗入貢，許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國，舉國茹素。”也就是說南宋滅亡後，日本舉國吃素，跪拜了三天。

宋朝滅亡後，日本始終不承認元朝的地位，仍以宋為正統。明朝滅了元朝過後，日本才開始跟中國恢復了外交關係，並奉明為正朔正統，繼續承認中國是其宗主國。明朝滅亡後，日本拒絕跟滿清交往，不承認清朝的正統地位。滿清滅亡明朝之後，施行剃髮易服和十從十不從之綱，日本認為清朝是蠻夷建立的，並非中國正統文明傳承者。日本自認為“凡是聖人所在的地方、禮儀天道所在的地方就可以正大光明的稱之為中國”，他們認為禮俗最文明、秩序最安定、歷史最綿延、風土最秀麗、人物最精彩的地方，就是“中國”或“中華”，甲午戰爭前後的日本文獻中，日本人將自己稱為“神州”、“中華”幾乎是一種常態。

日本有本書叫《華夷變態》，是指日本江戶時代前期長崎奉行上報給德川幕府的中國形勢報告書（即所謂“唐船風說書”）的檔案彙編，由幕府儒官林春勝、林信篤父子編輯整理成冊，秘藏於內閣文庫中。《華夷變態》起止年代是1644年到1724年。該書涵蓋的時間範圍正是滿洲人建立的清朝入主中國的時期，而日本認為這是中華變為夷狄的過程，因此命名為“華夷變態”。

編者林春勝在1674年（延寶二年）所撰序言中寫道：

崇禎登天，弘光陷虜，唐、魯才保南隅，而韃虜橫行中原，是華變於夷之態也。雲海渺茫，不詳其始末。如《剿闖小說》、《中興偉略》、《明季遺聞》等，概記而已。朱氏失鹿，當我正保年中，爾來三十年所，福、漳商船，來往長崎，所傳說有達江府（江戶）者，其中聞於公（將軍），件件讀進之，和解之，吾家無不與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敘其次第，錄為冊子，號《華夷變態》。頃間吳鄭檄各省，有恢復之舉。其勝敗不可知焉，若夫有為夷變於華之態，則縱異方域，不亦快乎？

日本認為中國已“華夷變態”，而自己則代表著“中華”，以中華繼承人自居。這也可以從《華夷變態》中表現出來，比如其中記錄的南明朝廷多達17次的向日本請求援兵，在乞師時對日本的“稱臣自小”、“卑辭厚禮”、“真心袒露”和“睦鄰友好”等謙恭態度，極大提高了日本的優越感。鄭成功在乞師時更是明確視日本為“華”：“貴國於我，地雖遼絕，稱徐福裔，是非華人子孫乎？……昔回紇應郭子儀募，盡力唐室。夷猶如此，何況貴國與我同派，能通詩書，能習禮儀，見我艱難，不憫然乎？”

清軍入關、一統天下則使日本人認為中華已淪為夷狄，華夷關係易位，”水戶黃門”德川光圀認為滿洲族的清王朝征服中原以後，自古以來沒有被異民族支配過的日本是中華文明的唯一有資格的繼承者。這種思想也被水戶學（陽明學）所繼承。由水戶學哺育的尊王思想（尊王攘夷）產生了明治以後的國體思想以及皇國史觀思想。日本江戶時代思想家山鹿素行在歷史書《中朝事實》中稱日本為“中華”。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天皇下令國史局Quattroporte，稱：“其速正君臣名分之誼，明華夷內外之辨，以扶植天下之綱常”。

甲午戰爭日本自以為是代表中華與夷狄的戰爭，認為自己才是“中華”的真正傳人而清朝不算是中國，日本人不承認這是中日戰爭，而是日清戰爭。他們認為清朝不能代表中國，清朝只是夷狄，他們只是對清作戰，而不是對中國作戰。1895年，甲午戰爭慘遭失敗，中日在日本馬關談判，隨後簽訂了恥辱的《馬關條約》，日本堅持認為“清國”非中國，拒絕清朝使用“中國”。國際稱之為《馬關條約》，日本卻稱為《日清講和條約》。

日本這種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迷惑了一些學者，民國著名的文人辜鴻銘就聲稱：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華人，是唐代的華人。在辜鴻銘看來，漢唐時代形成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辜鴻銘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鑑”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變成侵略中國的藉口。

打著中華的旗號，喊著同文同種的口號，侵略中國最厲害殺華人最多，這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本質。

提到“反清復明”，我們可能想到是天地會，提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個口號，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孫中山先生。實際上，甲午戰爭前日本就已經提出過類似“反清復明”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類的口號，為的是挑起滿漢矛盾，為其侵略做辯護，將自己裝扮成師出有名的“王師”。當時提出這個口號的人叫宗方小太郎。

宗方小太郎（見下圖），日本肥後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日本間諜，號稱“中國通之第一人”。1884年，他在中法戰爭期間偷偷潛伏到上海，並在上海東洋學館刻苦學習漢語。學成之後，他偷偷調查中國的風土民情，為日本侵略做準備。

1894年10月，宗方小太郎撰寫了一篇討清檄文，那就是《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注意，“十八省”是對清朝內地漢人地區的稱謂。日人“忠告十八省豪傑”，就是忠告漢人，而不含同為中國之滿、蒙、回、藏等地區，從這裡能看出其居心叵測！）。在這篇檄文中，他提出了“反清復明”和“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號召，利用中國內部的滿漢矛盾來到達他侵略中國的目的。文中其假惺惺的寫到:“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切望爾等諒我徒之誠，絕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勢，唱義中原，糾合壯徒，革命軍，以逐滿清氏於境外，起真豪傑於草莽而以託大業，然後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應乞於宮聚義。故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肋。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其意思通俗點說就是:“你們國家與我們日本民族是同文同種，有共同的榮耀，也有共同的敵人。現在我們順應人心向背，順從天下大勢，在中原宣傳大義，集合革命軍，把滿清驅逐出境，革除弊政，除去百姓的禍害。拋開空談崇尚孔孟之道，恢復三代的治世。希望大家配合我軍行動，不要錯過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你們快快行動起來，別讓明太祖恥笑你們。”

令人悲哀的是，當時的多數華人還沒有國家意識，一些地方的民眾真的聽信了日本人的鬼話。例如，在遼東丹東的九連城，當地居民視日軍為正義之師，竟然帶著雞和豬獻給日軍。日軍司令山縣有朋為了進一步蠱惑民眾，下令把當地稅款免除。百姓竟然有加入日軍作戰者。在臺灣，日軍提出“反清復明”，這也讓當地的百姓被迷惑上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