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度使制度起源於唐玄宗時期，當時為了對外擴張的需要，後來發生了安史之亂，唐朝中樞控制能力減弱，迫不得已設定大量節度使，用廣設節帥的方式來共治天下，這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但這樣做的後果是天下雖然還是唐有，但個別節度使不聽話，甚至還有反叛，如著名的河朔三鎮，自行其是半個多世紀，但總體來說，這種制度還是符合當時需要的，是中樞與地方長期博弈的結果，唐憲宗的“元和中興”也只是打掉部分不聽話的藩鎮，還是維持了節度使制度，就是這個原因。作為節度使一方，因為更替比較頻繁，能獲得朝廷的承認，對他們來說也至關重要，所以在唐中後期，朝廷勢弱，藩鎮和節度使是必須的存在，在宋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時，也是由於當時朝廷擁有一支強大的禁軍部隊，地方不敢反抗，才能成功。

經濟基礎影響上層建築，大唐開始的時候是府兵制，因為當是實行的均田制，府兵可以自己養活自己，上戰場是兵，平常是農民，後來土地兼併嚴重，均田制瓦解，府兵制隨即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有了募兵制，有了募兵制，才逐漸形成藩鎮，有了藩鎮，才有節度使，玄宗時設了十大節度使，節度使是玄宗時期開始的，當時全國有五十萬兵力，有三十幾萬在節度使手裡，僅安祿山就身兼三個藩鎮的節度使，形成外重內輕，地方強於中央的格局，後來安祿山反叛，朝廷歷經八年才平了內亂，但無法根除叛軍的殘餘勢力，又將河北三鎮交到叛軍手裡，河北三鎮實際上處於獨立狀態，為了安撫平叛有功的功臣和投降過來的將領，又增加了許多藩鎮，讓他們當節度使，藩鎮問題沒有解決反而又擴大化了，中央於藩鎮時戰時和，一直到黃巢起義，一些節度使借平叛之機乘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唐廷也無可奈何，最終也亡於這些節度使手裡，所以說，唐朝沒有解決藩鎮問題，主要原因是因為經濟基礎以及朝廷的政治妥協性和軟弱性決定的，若此事發生在明朝，明朝一定不會向藩鎮妥協。

節度使之於唐朝，猶如刺史（州牧）之於漢朝。

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兩個王朝，漢唐都是對外擴張性的政權，這一特點註定了在軍事上的外重內輕，所以節度使這一制度其實是適合唐朝的。

不過，節度使的存在，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掌控。一旦中央政府虛弱，很容易引起地方叛亂和軍閥割據。

安史之亂和唐後期的藩鎮割據就是明證。

節度使對於大唐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唐朝最終的滅亡，是藩鎮割據導致；而唐朝在安史之亂後仍能存在150多年，藩鎮的存在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宋史·尹源傳》曾寫到：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也就是說，唐朝的繼續存在，正是藩鎮的維繫。

與我們的一般認知不同，安史之亂後，除了河北三鎮之外，其餘藩鎮基本都是聽命於中央的，直到黃巢起義之後才發生變化。

所以，唐朝想要的只是聽命於中央的藩鎮，而不是完全廢除藩鎮。

與唐朝相比，宋朝是完全廢除了藩鎮的，也就是“守內虛外”。

於是，宋朝的政權在內部很穩定，不必擔心地方造反，但對外戰爭則無力收復失地和開疆拓土。

如果與後世相比，節度使與總督、巡撫都是一類的封疆大吏。

歷代中央和地方的權力總是此消彼長，其關鍵不在“節度使”是否存在，而在於中央如何掌控地方。

唐朝的滅亡，藩鎮之禍可以說是極為重要的一個原因，那麼這個局面是不是由於節度使制度造成的呢？其實不然，節度使制度的出現，乃是唐朝戰略變化的產物，制度本身並沒有任何問題。局勢的惡化，其實更多源於節度使職權的無限制擴張，再加上中央朝廷持續勢弱，最終造成了內輕外重、內弱外強的藩鎮割據局面。

節度使制度乃是戰略需要，其職權僅體現在軍事方面

唐太宗在位時，唐朝對外基本採取主動出擊的戰略，從而確保了戰場主要集中於外番領土。而在唐太宗去世之後，由於少數民族不斷侵襲邊境，唐朝的軍事進攻戰略開始逐漸被軍事防禦戰略所取代。

△唐太宗李世民時期以戰略進攻為主

從長壽元年（692年）開始，唐朝在容易遭受攻擊的北方和西北邊境，尤其是隴右、河東和東北一帶構築防禦工事、駐紮軍隊，並從景雲年間開始將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職權轄區化、鎮所固定化、官銜正式化。

由於遊牧民族擁有大量騎兵，其來去如風、靈活多變，而唐朝那種依靠地方指揮的軍事小鎮，根本無法應對這種戰術。軍隊太少，無法抵禦進攻，調集大軍來援，敵人卻又早已不知道跑到了哪裡。因此，在邊境地區設立大規模的軍事重鎮便成為了必然。開元五年（717年），唐朝開始恢復都督府，在邊境部署大量軍隊，到開元十年（722年）時，駐守邊疆的軍隊已經多達六十多萬。

△“天寶十節度”分佈圖

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節度使雖然成為了常職，且藩鎮的雛形已經出現，但他們只是作為駐守邊境的邊帥和邊鎮出現的，且僅僅體現在軍事方面。

節度使職權的無限制擴張，才是造成藩鎮壯大的罪魁禍首

藩鎮割據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源於節度使開始逐步掌握軍權、政權和財權，也正是由於其職權的無限制擴大，使得一個個藩鎮開始擺脫朝廷的控制，逐漸走向了獨立。

△唐玄宗開元年間開始實行募兵制

1、節度使掌握軍權。唐朝最初的兵制乃是府兵制，士兵平時務農，農閒練武，需要輪流到京師宿衛，對外出徵則由朝廷任命將領統率，戰爭結束後則繼續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自高宗以後，由於土地兼併日益嚴重，隨著均田制的破壞，府兵逃散情況開始日益增多，以致士兵缺員嚴重，徵防難以調發。於是從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年）開始，募兵制開始逐漸取代府兵制，到開元二十五年（737年）時，各鎮節度使以下的軍隊基本都變成了募兵。由於這些士兵的身家性命全部掌握在節度使手中，導致他們“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這使得節度使開始擁有了軍權。

△天寶十節度下轄兵力

2、節度使掌握財權。隨著邊境地區的駐軍越來越多，僅僅依靠朝廷提供後勤供應，已經遠遠無法保證。於是，朝廷又不得不對後勤供應制度進行改革，最初採用的乃是軍屯制度，也就是由各地駐軍開墾農田，一定程度上實現自給自足。起初，屯田產出的糧食還是由朝廷統一支配，但由於這種制度使得各地將領往往不能及時解決自己防區內軍隊的後勤供應，影響了他們調動、指揮軍隊的權威，削弱了唐軍的戰鬥力。於是，朝廷又不得不將防區的財政權逐漸轉移給了各地駐軍將領。甚至為了確保軍隊供應，連防區內食鹽資源的管理權都交給了地方軍隊。如此一來，邊境軍隊的確實現了自給自足，但各地節度使卻也將財政大權牢牢抓在了手中。

△唐朝以“道”劃分監察區

3、節度使掌握行政權。唐承隋制，由於當時府、州等一級行政區域太多，為了便於管理，唐朝將全國劃分為若干道，然後由朝廷派出風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撫使、存撫使、採訪處置使等到各道巡察，對地方官員進行監管。到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時，各道的採訪史已經成為了常設機構，主要負責監察本道刑獄和地方州縣官吏，處置使則有便宜從事的大權。而為了降低地方官員對於軍事行動的掣肘，從天寶中期開始，又改由節度使兼領採訪使，例如發動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天寶年間的他除了充任范陽節度使外，還兼任著河北採訪使和河北道採訪處置使。如此一來，節度使的確可以在轄區內做到如臂使指，軍事行動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其轄區數州的行政權卻也落到了節度使手中。

△安祿山便身兼范陽節度使、河北採訪使和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可以說，從後太宗時代到天寶年間，節度使已經成為了坐擁軍、政、財大權的一方軍閥，雖然此時他們依舊聽命於朝廷，但實際上已經為後來的藩鎮割據埋下了伏筆。

中央朝廷持續勢弱，外強中乾的局面越來越嚴重

在節度使手握軍、政、財大權之後，朝廷實際上已經對藩鎮失去了控制，而隨著“安史之亂”的爆發，中央朝廷開始持續勢弱，而藩鎮割據的局面則開始持續惡化。

△安史之亂加重了藩鎮割據

持續八年的安史之亂，一方面嚴重打擊了唐王朝的統治，削弱了封建集權，使得中央朝廷開始逐漸勢弱。另一方面則使得藩鎮開始由邊境向內地開始蔓延，安史之亂前，朝廷只在邊境設有重兵藩鎮，而內地則並未設立，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得朝廷認為正是由於這種內外不均，導致叛變發生後朝廷沒有足夠的兵力予以應對。於是，安史之亂後，朝廷又開始在中原設立藩鎮，意圖形成內外牽制的均勢。

如果說朝廷能夠牢牢將中原地區的藩鎮掌握在手中，那麼這種內外牽制的局勢的確會使得天下局勢趨於穩定，然而由於朝廷內部腐敗逐漸嚴重，宦官干政、牛李黨爭、官員腐敗等現象日益嚴重，使得中央朝廷的統治持續惡化，中原地區的藩鎮也開始逐步擺脫朝廷的控制。

△藍色為割據藩鎮，紅色為尚能控制的藩鎮

唐僖宗即位之後，由於社會矛盾的持續激化，爆發了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這場霍亂天下的動亂不僅嚴重打擊了唐王朝的統治，更使得藩鎮割據的局面進一步惡化，尤其是黃巢於廣明元年（881年）1月攻破長安後，唐朝中央政權更是全面瓦解，原本對各藩鎮極為有限的管理也最終喪失殆盡，全面的藩鎮割據局面至此徹底形成，這其中有的是之前本就存在的節度使，例如高駢等；有的則是在自己形成一個武裝集團後，朝廷無奈之下授予的節度使，例如楊行密、董昌、錢鏐等。

△唐朝末期藩鎮割據情況

雖然黃巢起義最終失敗，但割據一方的藩鎮卻空前增多，而唐王朝也最終喪失了對這些藩鎮的統轄之權，此後數十年間，這些藩鎮之間相互兼併的戰爭持續不斷，天下陷入大亂之中。直到天佑四年（907年），名存實亡的唐王朝被朱溫篡奪，最終演變為五代十國的亂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