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棠依舊

禮與俗同時並存於社會中，兩者雖有淵源關係，但也有本質的不同。我認為，禮與俗的區別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俗是特定生活圈內的文化，有鮮明的地域性，它的範圍一般不大。舉例來說，中國的廣東省與陝西省、山東省與湖南省，省與省之間風俗的差別就非常明顯；即使在一省之內，甚至在一縣之內，彼此的風俗也是面貌各異，所以中國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之說。而禮不然，禮是高居於風俗之上的文化。中國各地，儘管風俗紛繁，莫衷一是，而“禮”只有一個，它是大家都認同的高層文化。

　　其次，俗是大眾層面的文化，無論男女長幼、識字與不識字，都可以浸潤於其中，其內容大多與日常生活有關，故有廣泛的群眾性。禮是精英層面的文化，儀式複雜，內涵豐富，往往浸透著深刻的理念，所以要求行禮者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宋代的二程、張載、司馬光、朱熹等都曾努力在民眾中推行禮，因而使禮呈現出下移的趨勢，但仍有文化程度方面的要求。俗主要依靠強大的生活慣性來傳承，而禮的傳承需要透過較長期的理論學習和實踐才能實現。

　　再次，俗是一系列約定俗成的生活方式，雖然也有某種程度的規定性，但約束力較弱。例如過年放爆竹、貼春聯的習俗，即使是對該風俗圈之內的人也沒有約束力。爆竹的放與不放、放多少，春聯的貼與不貼、貼多大等完全是個人自願的行為，沒有硬性規定。禮則不然，禮有嚴格的規定性，如行禮的場所、禮器的組合、賓主的位置、儀節的先後等都是嚴格規定的，不能違反。有些禮具有行為準則的性質，那更是要自覺遵守。魏晉以後，政府以禮入法，這就使某些禮具有了法律的效應，因而約束力也就更強了。

先分析“和”與“樂”,其實“和”與“樂”的關係很微妙,“和”的原形字“龢”的字義是調,“龢”本身指的就是一種管絃樂器,是後來小笙的前身.這樣看來,“和”就是“樂”的載體,“樂”就是“和”的表現.“不和”則是無調,則不能為“樂”.我們平時所說的“和”與“樂”主要是從社會關係的角度來講的,國與國、國與家、家與家、人與人等.“和”是由“禮”所致.“和”是和諧、協調的意思,因著禮的執行而呈現的美好結果.禮本身表現在“義”和“仁”兩方面.就禮歸於義這方面來說,強調的是合宜、正當,在執行中,就體現為約束、限制與分別,也就是要有“規矩”.而要執行規矩,可以用“刑”,可以用“禮”,孔子提倡以“禮”,並且指出學禮知禮行禮是作為一個君子的必要條件.孔子提倡君臣、君民、父子等關係都要用明確的禮節來表達,不能有逾越和違犯,禮在這裡體現的是約束,並且是雙方相互的約束關係.從秩序的表達來看,“禮”於“義”有很好的規範作用,但無形中在某些方面固定了人與人的高低位置也就是地位和等級身份,極端的“禮”也就隱含了它的狹隘性.就禮歸於仁這方面來說,強調的是仁愛、和諧,在具體操作中,就體現為溝通、團結,這是對人的內心所作出的要求.如果人的內心有了“仁愛”,其體現的“為政”“為商”之道即可用相應的禮節來體現.孔子把和諧當作禮的最高目標,最後目的.而和諧的境界往往與樂分不開,是一種樂的境界,所以,《論語》中常常把禮與樂相提並論.禮樂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禮樂是一個國家政治穩定與否的重要體現,禮樂也是一個成熟的人、一個人格完善的人不可或缺的一環,而樂則是人格完善的最高境界：“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8：8）詩歌令人感奮,禮儀使人卓立,音樂讓人完善.從這些來看,直到現在,我們的社會確實還在體現當初的“禮樂”關係,最明顯的例子是國家元首間的互訪要有“宴會”,我們中國每到逢年過節要有“春晚”“聯歡晚會”等,現今的流行樂壇“天王天后”輩出,音樂風格迥異,就我個人而言,也喜歡音樂和詩歌,這也許是一個“和平”年代的體現,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社會,和諧要有“度”的體現.

禮”包括人的行為準則、道德規範、尊卑秩序以及禮儀規矩等等。人的嗜慾好惡，都由禮來節制。在古人看來，人與動物的不同就是因為懂得禮。禮與法有點相似，但又不同，法是強硬的、缺少人情味的，而禮則是有溫情的，是與道德、教養相聯絡的。

“樂”是指音樂。“禮”負責規範人的行為， “樂”則負責調和人的性情，人的喜怒哀樂之情，都可以透過樂來表達，同時也可以在樂聲中化解。

“禮樂”的目的在於教化，誘導人向善，讓社會處於平和的狀態中。現在一提到“教化”，人們就會與“政治”、“封建”聯絡起來，這顯然存在著很大偏見。所謂“教化”，就是教育感化，使人在教育中，將仁義禮智信等社會道德內化為自己的心靈，從而在行為上表現出來。

“禮樂文明”可以說是人類的一種文明制度，孔夫子一生奔波，所追求的目標就是“禮樂制度”的實現。

《禮記•哀公問》說：“夫禮所以制中也。”意思是說，禮要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調節到合適的程度。

其中還說“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禮，就不能調節人與天地鬼神的關係，就不能辨別君臣上下長幼各自應處的地位，不能區別男女父子兄弟的親疏，不能區別婚姻遠近的交情。

孔子為什麼重視詩、禮、樂？

以現代的眼光看，詩和禮和樂都和治國、平天下無直接關係和效用。現代社會主要靠法治。但在孔子時代和更早的時候幾乎沒有法律，而是靠“禮樂相治”。古人重家庭和家族、重親子關係、代際關係。禮，就產生於家庭成員之間，然後擴大和普及到君臣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之間。這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人類現象。

孔子時代的思想家和西方如柏拉圖等思想家的思維方式不同，不是用概念理性思維及其概念化的語言來理解世界，概念化語言之前的或前概念的語言是詩言，因此詩性的思維方式就決定了孔子等大思想家重視詩。詩言是一種語境化的語言，語詞只有在語境中獲得意義，而不是靠它本身的概念內涵獲得意義。同時詩言具有音樂性或樂感韻味，是音樂化的美感語言，親和於人的豐富情感和生存體驗的語言，其中的思想也是有美感的。這就是孔子所說的“詩——思無邪”的意思。

孔子強調每個人或君子都要“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於詩”，意思可以這樣理解——能把人接引到語言之境或境域、情境裡去，感受語言的原本性——語境性、情境性，在其源頭上理解語言的意義——非硬性的指稱外物的意義，非物件化的意義、具有樂感和美感的意義，從而使人的思想“無邪”，中正，純正，行為方式也隨之純正無邪。

即使從今天的文化現象來看，一個愛好詩或文學、音樂的人，也總是比“不學無術”的人有利於社會和諧，有利於影響和教育後代，有利於“文明禮貌”的建設，解決單純的法治解決不了的許多社會問題、人的精神和思想問題、身心健康的問題。

現今的社會體制其根基是概念思維，但其實是無根的。詩性思維才是根。

孔子學說認為，“樂”為天地之和，即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和。“禮”屬於章法、節律，是“樂”的主旋律。沒“禮”的統綱、制約，就沒有不可能獲得“樂”的和諧之音。而“禮”是專為“樂”的形成而設立的韻律規則。沒“禮”就沒“樂”，沒有“樂”，“禮”也不存在。所以，禮、樂同樣重要，缺一不可。

因為有著這樣一個秘訣：在用可以把焦躁抗爭的受眾穩定住的樂鞏固以軟硬方式對那受眾灌輸了的吃人的禮後，那禮就易被灌輸成形。故此，那樂和那禮是同等重要的。

孔子把"樂"與"禮"並提，可見"樂"在他當時的政治主張和社會活動中的重要地位。但孔子認為"樂"是從屬於"禮"的，是為"禮"服務的，"樂"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社會教育的一種手段。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篇》)因而"君子"從事"樂"的活動就必須"約之於禮"。在孔子的時代，"樂"這一概念作為藝術的型別，不只是指音樂而言，它與詩、歌、舞聯絡在一起，可以說是詩、歌、舞、曲(音樂)等的總稱。孔子不僅是儒家"樂"的開創者，而且自己也能作"樂"。《史記·孔子世家》雲："《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之，以求《韶》、《武》、《雅》、《頌》之音。"這裡的"弦"是指琴瑟，"歌"是指口唱，同時也可以用樂器伴奏。孔子從事"樂"的活動也就是借"樂"來表現思想感情，從而為"禮"服務。據《淮南子·主術訓》雲："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這裡的諭文王之志即是周"禮"。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篇》)。孔子認為"樂"是表達人的思想情感的；它是人們宣傳思想、交流感情的工具。因而孔子不僅在他的教學中利用"樂"來教育弟子，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樂"來交流思想。

因為孔子所處的時代，辦喪事的禮儀中一定要有樂隊，所以孔子認為禮樂同等重要。“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但後世的蠕家信徒們，繼承了孔子說一套做一套的基因，一邊尊孔為聖人，把他的話捧為真理，一邊把搞音樂等藝術的賤稱為戲子，把“禮”捧上天，把“樂”踩下地，用實際行動，把孔子的話當放屁，把孔子的臉打成了豬頭肉。

而後世蠕家信徒們搞的科舉制度，更是把“詩”和“樂”排斥在外，導致唐代以後詩歌徹底衰落，少有佳作；宋代以後，宋詞無人會唱。

這就是自己打自己臉的蠕家！這就是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的蠕家！

樂是和諧之音，可用於對社會環境氣氛的渲染；禮為文明之舉，適用於對人身素質落點的倡導。樂是調和感情的潤滑油；禮是尊重他人的催化劑。一個團結友好的局面，離不開二者的相輔相成。因此，孔子的”樂”和”禮”同等重要。

為什麼孔子的“禮”與“樂”是同等重要的？

因為：成於樂” ，音樂的教育作用在周代。周代的禮制實際上就是以 “樂” 輔 “禮” 的制度, “ 禮是樂的容,樂是禮的表現” 。 統治者發現並充分利用音樂具有的社會功能和教化作用, 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禮樂制度和宮廷雅樂體系, 開啟了以 “禮” 為中心的音樂模式和教育模式, 目的是用樂教手段達到 “治國安民” 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