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期的資本主義萌芽使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這些人與現在的的美國一樣，用財富接近政治中心，然後把持政治，金錢至上，至國家利益不顧，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悲哀。

天啟皇帝就是重用魏忠賢收工商稅，然後年紀輕輕就死的不明不白，崇禎被資本家的代言人東林黨把持，崇禎殉國時說的“文臣個個可殺”就是後悔誤信了東林黨。

東林黨背叛明朝，先投降李自成，後投降滿清。有奶就認娘，與商業投機民族猶太人一樣。

明朝末期，朝廷財政虧空極為嚴重，造成這種局面的其實是多種因素綜合導致的結果。我認為，明朝末期稅制改革失敗是主要原因， 此外天災人禍不斷，土地兼併嚴重，特權階級“合理避稅”同樣是導致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

明朝由於實行重農抑商國策的原因，農業稅的確成為了朝廷財政的支柱。例如到隆慶四年（1570年）左右，朝廷每年的財政收入約為3078萬兩，但其中的農業稅卻高達81%，工商雜稅只佔到了12%。進入嘉靖末年，朝廷財政拮据的情況已經出現，此後朝廷雖然多次進行了稅制改革，但又因各種原因先後三次被廢。

1、張居正去世，稅制改革一次失敗。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改革，而稅收方面的改革重點就是“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效果是明顯的，朝廷財政收入明顯增加，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但這卻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在張居正去世之後，張派開始遭受清算和打壓，此次改革宣佈失敗。

2、萬曆皇帝去世，稅制改革二次失敗。張居正的稅收制度被廢后，萬曆皇帝明顯感覺到了國庫的緊張，因此又開始透過向各地徵收礦稅的方式，增加國庫收入，這部分收入主要用在了支援邊鎮用度方面。不過雖然內庫屬於皇帝的私房錢，但其收支仍然受戶部干預和管理，因此萬曆的這種做法被稱為了所謂的“貪財”，而事實上萬歷三大徵所用的錢，大部分都是由內庫支撐的。在紅丸案、移宮案之後，東林黨開始在萬曆死後再次把持朝政，掌權後的他們立即廢除了萬曆制定的稅制，使得國庫再次開始緊張。

3、魏忠賢去世，稅制改革三次失敗。天啟年間，由於遼東戰事吃緊，空虛的國庫根本無法應對巨大的支出，於是魏忠賢掌權後，開始再次著力推進稅制改革，他的做法是加大工商稅的徵收，並派遣鎮守太監對稅收情況進行監督。使得國庫開始再度充足起來，但這卻加劇了閹黨和東林黨的衝突。天啟皇帝死後，在崇禎皇帝支援下魏忠賢迅速道臺，東林黨再次掌權，於是工商稅再度被廢。至於遼東的戰事，則是怎麼省錢怎麼來，再加上各層將領的盤剝，導致遼東缺餉越來越嚴重，最終激起兵變。

三次稅收改革雖然側重點不同，但其實都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朝廷用度緊張的問題，但最終都在代表士紳利益的文官，尤其是東林黨人的抵制下已失敗告終。

既然朝廷以農業稅為主，那麼前中期的農業稅都能夠支撐朝廷用度，為何到了明末時期農業稅卻無法滿足朝廷的支出了呢？我認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併嚴重和特權階級合理避稅兩點上。

1、土地兼併極為嚴重。明末時期，由於朝政的整體腐敗，民間土地兼併情況已經到了氾濫的地步。皇室宗親、各級官員與民爭利，他們透過利用手中的權力或掌握的財富，大量侵佔官地和民間私田，甚至連太監、勳戚也透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大片土地，導致全國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這些利益階層手中。

2、特權階級的合理避稅。然而就是這些掌握著全國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階層，他們卻又擁有另一項特權，那就是根據明朝的律法規定，舉人（及以上功名）、僧侶、皇室宗親等階層是可以不納稅的。這也是為何普通百姓和無功名的地主會用“投獻”的方式，將自己土地掛在特權階層名下的原因。

綜上所述，特權階層透過各種方式將全國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他們又可以利用制度漏洞來不用納稅，朝廷的收入怎麼可能不減少。

從17世紀開始，即萬曆後期開始，明朝開始進入小冰河時期，氣候發生嚴重變化，北方風沙日益嚴重、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減。

與此同時，中原地區氣溫的驟降和降雨量的減少也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歷史最低點，整個明朝末期可以說災害不斷，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災害此起彼伏，這些都嚴重影響了以土地為生的底層農民的生存。

各種自然災害的持續爆發，導致土地剷除急劇下降，這不僅導致以農業為主的北方百姓生活極為困苦，自然也嚴重影響到了朝廷的收入。如果這種現象在盛世，朝廷或許還有能力應對，但卻恰恰出現在了明朝末期，這簡直就是災難性的。

1.土地兼併嚴重，瞞報土地。皇帝帶頭兼併，到嘉靖時皇莊就幾百萬畝。藩王更嚴重，萬曆以後皇子一個就四百萬畝。藩王在山西好地全佔，河南佔一半，不完全統計王莊佔天下十分之一。中官也佔的多，魏忠賢幾年間也有一百萬畝。勳戚官員也佔，高拱就有地二十四萬畝。藩王不交稅，官員也會瞞報。上層帶頭，地方士紳大戶還不學著。

2.商稅佔明朝比重不斷上升，但經濟被萬曆礦稅破壞。官員不停貪汙加派，民眾交的也越重。像萬曆礦稅只上交了十分一。官商勾結，金瓶梅西門慶裡給太監官員紅包，能少交好多稅。鹽稅後期惡政，私鹽大行。

3.天災，這就不多說了。

4.用的多，打仗多天災多，花的多。從世宗開始皇帝搬國庫錢來花。萬曆三大徵花了九百萬左右，萬曆被追煩了才給內庫銀11萬。他兒子婚禮冊封都花了一千多萬，自己花費都是幾十萬幾十萬，最後國庫都見底了，還要收礦稅來蓋房子。到熹宗魏忠賢又開始蓋宮殿了。

5.改革也不行，沒有丞相不好做事。皇帝不把官員當人，官員也不幫你。去海禁、一條鞭法、蒙古和議，世宗朝底下官員就上書、地方自己試驗，皇帝懶得做。一直到穆宗不管事、萬曆小才能改革。張居正後來還給萬曆清算了。天啟朝李起元稅收小改革下，架不住魏忠賢熹宗敗的。有的軍隊長時間沒工資，就開始搶劫。

天啟7年明末農民起義爆發。

現在大部分人把明朝財政赤字歸咎於明朝宗室過多，這個說法本身就是錯誤的。導致明朝末期農民起義的原因並不是宗室，而是文官集團的奇葩的徇私稅收政策和極端自私自利的行為。

明朝清朝的時間差不多長，明朝末期宗室二十萬，清朝末期宗室十四萬，人數都不少。說花費其實還是清朝高。

第一，明朝宗室的俸祿遠低於清朝同等級，等級相同，但只有糧食沒有白銀，而且後期還要打折。嘉靖年間開始親王八折，其他打二到四折，萬曆時期第五級開始宗室都不發了，而且長期拖欠，沒地沒糧餓死很多，於是朝庭開始開放職業限制允許他們工作養活自己。

第二，即使是高階宗室，例如親王郡王，他們的俸祿也不高，明朝第一級親王長期維持在三十位左右，打折後一般八千石，而且有的只有三五千。清朝是一萬糧食加上一萬白銀，世子是六千加六千。這麼一算雙方總數就差不多了。明朝第二級郡王打折後才六百石，還不如清朝低階宗室，清朝郡王是五千糧食加上五千兩白銀。所以明朝王爺數量多但實際負擔不大，明朝本來收入少，文官們不是傻子，實發朝庭要崩潰的，該拖的拖，該賴的賴，後期甚至以不給宗室登記註冊的方式，不發糧。同等級低階宗室糧食很少，低於清朝，而且打折後更低。

第三，明朝宗室田地分兩種，封田和民田，天啟年間約為五十萬頃，佔全國比例百分之五到七，沒想象中那麼大，但比較集中。封田只有親王郡王才有，但必須由地方官管理，王府只能獲得實際稅收徵收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就是在稅收中劃一小塊。福王兩萬頃，每年收入四萬兩，潞王封地最多有4萬頃，每年收入六萬兩。

另一種是藩王自己花錢去買，或者自己花錢去開墾的民田。這些地是必須照樣交稅的。但每畝地，藩王可將每畝0.3-0.5兩銀子地租都收入囊中。這種地藩王必須和官僚大地主爭奪競價，才能買得到，因此各藩王手裡的數目相當有限。福王大約只有六十頃左右。楚王的民田最多，因為都是王府自己出錢就近圍墾，200年不斷努力開發的結果。大約有兩千頃左右，每年可拿到10萬兩左右的收入。

無論封田和民田，其實都還是農民在耕種，也就是並沒有所謂田地兼併導致農民沒法種田，種田這種活富貴人幹不了，還是要農民幹。江南地區倒有因為經濟利益大規模改種糧改為絲棉的事，但明朝的宗室王府絕大部分都在北方。

第四，得到利益最多的文官集團投靠滿清後，透過修明史把鍋都推給明朝宗室了，把自己洗白，加上清朝的宣傳需要。

明朝北方起義是在崇禎朝興起的。明朝對農民是輕稅政策，而且有大量長期拖欠現象，有拖欠幾十年的，其實就是預設的減稅。文官們為了博名望也不催繳。

天啟年間閹黨與東林相互牽制，戰爭所需錢糧都是針對江南富裕地區收稅，商稅礦稅海貿稅等。崇禎年間東林獨大，他們是東南地區官僚士紳豪商的代言人，於是減免一切雜稅，對北方農民反覆加稅，甚至要追繳幾十年的稅收積欠，把北方農民活活逼反了。

明朝稅收被大量貪汙，商業稅方面三十稅一，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偷稅漏稅掉了。浙江的茶稅從十二萬降到了幾兩（當時以寶鈔的繳納折算，幾乎是廢紙），基本等於沒了。明朝後期鹽稅只有一兩百萬，清朝是一千兩百萬。平民鹽價居然還是明朝高。

清朝各種稅收充足，宗室子弟糧餉遠超明朝，而且時不時還發錢發福利，財政十分穩定。作為明朝勢力最大的官僚士紳豪商地主集團，在清朝只是被當成了剪羊毛的物件，滿清的基本盤和自己人是八旗，他們才能免稅，所以反而負擔得起宗室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