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卷二六概述唐代倉儲狀況：“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正租為正倉”，正倉是指國家設置於各個州（郡）縣的倉庫，由州（郡）倉和縣倉收納百姓所交租稅，除了部分上繳中央太倉及供軍之外，正倉糧儲還要用於支付地方官員的祿廩以及驛遞丁夫的口糧。
“和糴者為常平倉”，古代政府向民間徵購糧食為和糴。常平倉在隋唐有一個推廣的過程，隋初它只是對陝州某倉的特指，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在洛州、相州等八州設定常平倉……至代宗廣德二年（764），才遍置常平倉於天下諸州。玄宗以後，按照州的等級高低不同，每州由中央撥給或地方自籌一定數量的常平倉本錢。各州利用常平倉本錢，在糧食豐收時以高於市價的價格購進，以免穀賤傷農；糧食歉收時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出，以平抑物價。達到“常平倉所以均貴賤”“常平者，常使谷價如一”的目的。
義倉的功能為“備歲不足”。隋唐義倉制度的變化更為複雜一些，《通典》所謂“地子為義倉”，即以地稅作為義倉儲備來源，其實是唐代部分時間的情況。義倉始置於隋文帝開皇五年（585），“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義倉具有自治色彩，是典型的民間儲備。
十餘年後，隋朝政府認為民間義倉管理不善，多有費損、難以為繼，於是加強了對義倉的干預。先是將部分地區的義倉設置於州、縣，便於州縣政府監管。又改自願捐納為按戶等徵收四鬥到一石糧食。戶等為政府所定，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被削弱。唐初並無義倉，至太宗貞觀二年（628），“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義倉糧儲的來源，從隋代按戶等徵收，改為以“畝納二升”的比例，按田畝多少徵收，具有地稅意味。貞觀二年對義倉“官為舉掌”“貯之州縣”的強調，以及“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的規定，使得義倉的管理從“社司”轉為“州縣”，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消失殆盡，轉而成為地方政府糧食儲備的一部分。
高宗永徽二年（651），頒佈新規，改按畝徵收為按戶徵收，較隋代“上戶不過一石”的徵收額大幅提高，義倉糧食儲備量當有明顯提高。但是，當義倉為政府主導後，出現了倉儲被挪用的現象。隋煬帝時就出現了“國用不足，並取社倉（義倉）之物以充官費”的狀況。武周以後，當政府用度不足時，往往動用義倉儲備，這直接導致了“中宗神龍（705-707）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的局面。玄宗即位之後著手調整，規定義倉糧食被挪用後，須儘快以正倉儲備填補，要求保證義倉糧儲數量以維持其賑荒功能。至開元二十五年（737），進一步明確並細化了義倉糧儲的徵收方式，回到以“畝別稅粟二升”的地稅徵收，並對沒有田地的商人採取按戶徵收的方式，且再次強調義倉糧儲只能用於救荒，不能用作他途。義倉的收儲規模也在玄宗時達到高峰。
安史之亂（755-763）對唐朝的衝擊是巨大而持久的，糧食儲備消耗殆盡，正倉“暨天寶末，無不罄矣”。安史之亂後，恢復緩慢、危機不斷，嚴重時甚至直接威脅到了皇帝的安全。戰亂中遭到嚴重破壞的倉儲體系面臨重建。保障皇室、官員，且由稅收直接供給的正倉，以及由正倉提供保障的轉運倉、太倉恢復相對較快。常平倉、義倉的重建則更加困難，一些有益舉措或並未實行、或效果不佳。德宗時期，為解決兩京地區糧價過高問題，政府投入市場的糧食來自於太倉而非常平倉，也恰好說明此期常平倉的廢弛。常平倉的恢復與義倉有關。
義倉糧儲來自於地稅，公元780年推行兩稅法之後，地稅成為正稅，是否以其中一部分作為義倉的倉儲來源呢？不是。德宗貞元元年（785）、貞元九年（793）兩次下詔，讓州縣長官在豐收之年勸課百姓，繳納糧食置義倉，其實是企圖以增加百姓負擔的方式重建義倉制度。由於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早已喪失，它與地方政府掌控的常平倉的區別也逐漸減少，到了憲宗元和元年（806），“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的規定，使二者均以兩稅法中的地稅作為倉儲來源，性質趨同。常平倉改為實物形式的儲備後，以常平倉本錢，利用市場買賣手段調節糧食價格的能力明顯弱化，此後常平倉與義倉往往連稱，以借貸或賑濟的方式發揮作用。
唐代各類糧倉由於性質不同，設定數量多少不一，因此在唐代糧食儲備中所佔比例有較大差異。這從《通典》所載唐玄宗天寶八年（749）的統計中可見一斑，“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共有一億二千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四石。在這裡，由“諸色倉”包含細目可知，是指太倉和轉運倉，共佔10.3%，正倉佔34.4%，義倉佔51.5%，常平倉佔3.8%。正倉和義倉是唐代中期糧食儲備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753）之前，唐代是以地方政府的糧食儲備作為全國糧食儲備主體的。安史之亂以後的情況，缺乏系統資料，從某些個案來看，中央儲備所佔比例有所增長，常平倉義倉佔比則顯著下降。
唐人杜佑所撰《通典》卷二六概述唐代倉儲狀況：“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正租為正倉”，正倉是指國家設置於各個州（郡）縣的倉庫，由州（郡）倉和縣倉收納百姓所交租稅，除了部分上繳中央太倉及供軍之外，正倉糧儲還要用於支付地方官員的祿廩以及驛遞丁夫的口糧。
“和糴者為常平倉”，古代政府向民間徵購糧食為和糴。常平倉在隋唐有一個推廣的過程，隋初它只是對陝州某倉的特指，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在洛州、相州等八州設定常平倉……至代宗廣德二年（764），才遍置常平倉於天下諸州。玄宗以後，按照州的等級高低不同，每州由中央撥給或地方自籌一定數量的常平倉本錢。各州利用常平倉本錢，在糧食豐收時以高於市價的價格購進，以免穀賤傷農；糧食歉收時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賣出，以平抑物價。達到“常平倉所以均貴賤”“常平者，常使谷價如一”的目的。
義倉的功能為“備歲不足”。隋唐義倉制度的變化更為複雜一些，《通典》所謂“地子為義倉”，即以地稅作為義倉儲備來源，其實是唐代部分時間的情況。義倉始置於隋文帝開皇五年（585），“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谷賑給”。義倉具有自治色彩，是典型的民間儲備。
十餘年後，隋朝政府認為民間義倉管理不善，多有費損、難以為繼，於是加強了對義倉的干預。先是將部分地區的義倉設置於州、縣，便於州縣政府監管。又改自願捐納為按戶等徵收四鬥到一石糧食。戶等為政府所定，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被削弱。唐初並無義倉，至太宗貞觀二年（628），“詔天下州縣並置義倉”。義倉糧儲的來源，從隋代按戶等徵收，改為以“畝納二升”的比例，按田畝多少徵收，具有地稅意味。貞觀二年對義倉“官為舉掌”“貯之州縣”的強調，以及“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的規定，使得義倉的管理從“社司”轉為“州縣”，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消失殆盡，轉而成為地方政府糧食儲備的一部分。
高宗永徽二年（651），頒佈新規，改按畝徵收為按戶徵收，較隋代“上戶不過一石”的徵收額大幅提高，義倉糧食儲備量當有明顯提高。但是，當義倉為政府主導後，出現了倉儲被挪用的現象。隋煬帝時就出現了“國用不足，並取社倉（義倉）之物以充官費”的狀況。武周以後，當政府用度不足時，往往動用義倉儲備，這直接導致了“中宗神龍（705-707）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的局面。玄宗即位之後著手調整，規定義倉糧食被挪用後，須儘快以正倉儲備填補，要求保證義倉糧儲數量以維持其賑荒功能。至開元二十五年（737），進一步明確並細化了義倉糧儲的徵收方式，回到以“畝別稅粟二升”的地稅徵收，並對沒有田地的商人採取按戶徵收的方式，且再次強調義倉糧儲只能用於救荒，不能用作他途。義倉的收儲規模也在玄宗時達到高峰。
安史之亂（755-763）對唐朝的衝擊是巨大而持久的，糧食儲備消耗殆盡，正倉“暨天寶末，無不罄矣”。安史之亂後，恢復緩慢、危機不斷，嚴重時甚至直接威脅到了皇帝的安全。戰亂中遭到嚴重破壞的倉儲體系面臨重建。保障皇室、官員，且由稅收直接供給的正倉，以及由正倉提供保障的轉運倉、太倉恢復相對較快。常平倉、義倉的重建則更加困難，一些有益舉措或並未實行、或效果不佳。德宗時期，為解決兩京地區糧價過高問題，政府投入市場的糧食來自於太倉而非常平倉，也恰好說明此期常平倉的廢弛。常平倉的恢復與義倉有關。
義倉糧儲來自於地稅，公元780年推行兩稅法之後，地稅成為正稅，是否以其中一部分作為義倉的倉儲來源呢？不是。德宗貞元元年（785）、貞元九年（793）兩次下詔，讓州縣長官在豐收之年勸課百姓，繳納糧食置義倉，其實是企圖以增加百姓負擔的方式重建義倉制度。由於義倉的民間儲備色彩早已喪失，它與地方政府掌控的常平倉的區別也逐漸減少，到了憲宗元和元年（806），“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的規定，使二者均以兩稅法中的地稅作為倉儲來源，性質趨同。常平倉改為實物形式的儲備後，以常平倉本錢，利用市場買賣手段調節糧食價格的能力明顯弱化，此後常平倉與義倉往往連稱，以借貸或賑濟的方式發揮作用。
唐代各類糧倉由於性質不同，設定數量多少不一，因此在唐代糧食儲備中所佔比例有較大差異。這從《通典》所載唐玄宗天寶八年（749）的統計中可見一斑，“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共有一億二千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四石。在這裡，由“諸色倉”包含細目可知，是指太倉和轉運倉，共佔10.3%，正倉佔34.4%，義倉佔51.5%，常平倉佔3.8%。正倉和義倉是唐代中期糧食儲備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753）之前，唐代是以地方政府的糧食儲備作為全國糧食儲備主體的。安史之亂以後的情況，缺乏系統資料，從某些個案來看，中央儲備所佔比例有所增長，常平倉義倉佔比則顯著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