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曾對齊桓公說做宰相的人要能藏汙納垢，一個剛正不阿、眼裡不揉沙子的人是當不了宰相的。而張居正正是一個能藏汙納垢的首輔，在他秉國執政的十年時間裡，大明王朝從搖搖欲墜走向中興，有人曾

評價說如果不是張居正大明王朝到那兒就完了，這評價可以說相當中肯。做為一個政治家張居正曾說過要用幹吏，這種人一挑一身的毛病，但他們幹起事來一心為國，從不考慮自己的名聲。其實張居正本身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為推行新政不惜和馮保這樣的太監聯手，這在當時的清流是不屑於這樣做的。所謂的萬曆中興實際是張居正一手打造的，到萬曆親政後清算張居正，大明王朝又重新走向衰敗的老路。

首先要明確一點，評價一位內閣首輔偉大與否的主要標準，肯定不會是崇高的道德標準，而是看他在任內能否在整頓吏治，保障國家稅賦，減輕農民負擔，加強國防建設等方面有所建樹甚至成功地推行了相關改革。畢竟在帝國出於危難之際，朝廷需要的不是諸如海瑞這樣的道德楷模，而是力挽狂瀾革故鼎新的改革強者。需要的是循吏，而不是清流，特別是不需要自詡為清流行危害國家利益之實的文官。需要的是勇於任事的實幹家，而不是得過且過尸位素餐的空談者。

張居正之所以被後世認為是明朝最偉大的首輔，沒有之一。就在於張居正任內勇於任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史稱“萬曆新政”。他整頓吏治，淘汰罷黜了一批屍位素餐難有作為的清流人物，把能做事想做事辦成事的官員提拔到重要崗位。在財政改革方面，他推行了著名的“一條鞭法”，以銀兩代替實物繳納，變相地減輕了農民負擔，並對江南富庶地區開徵礦稅和工商稅，使得國庫太倉銀大幅度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帝國根基。在國防建設方面，重用戚繼光等名將，充實軍費開支，北部邊疆保持相對穩定。張居正在一定程度上止住了帝國將傾的頹勢，為明朝多爭取了時間。

當然，張居正不是清流人物，也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清流人物，他也搞黨同伐異，也搞內幕交易，也接受下屬行賄，比如說戚繼光的鳥統手護衛，生活也比較講究，但瑕不掩瑜，從作為內閣首輔的基本素質和成就來看，張居正當之無愧地是明朝最偉大的首輔。

張居正（1525-1582年），湖北江陵人，明朝著名的地主階級政治家。他一生歷經明朝後期嘉靖、隆慶、萬曆三個朝代。明神宗萬曆初年他恢復宰相併自擔任首輔（宰相），進行行政改革、稅改、強兵、平亂、封口，時稱“萬曆新政”，卓有成效。

張居正生活的時代，正值明王朝由盛轉衰，由區域性穩定走向全面動亂的時期。他22歲中進士，開始政治生涯。當時的進士大都陶醉在吟詩作賦的悠閒生活中，而他卻專心致志地攻讀史書，總結歷朝興亡盛衰的經驗，聯絡現實的社會問題，力圖挽救日益尖銳的政治危機，振興衰弱的封建王朝。穆宗隆慶初年，張居正入閣當大學士，主持北方的邊務，表現出傑出的政治才能。萬曆初年任宰相以後，雷歷風行地革除弊端，他雖然不算剛正，但從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他有是過人之處的。

一、澄清吏治 明朝後期官僚機構非常腐敗，管錢穀的不知出納之數，掌刑名的不懂律例條文，官場中爭名逐利，貪贓枉法成風。為了勵精圖治，整頓政府機構，張居正創立“考成法”，督促公務，考核官吏。具體方法是由中央各部衙門，把擬辦的公事登記造冊，分別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用以留底、備註和送內閣查考，嚴立限期完成來往公事。按月考查，每年總結。凡有拖延積壓，逾期不報的，都要論罪處理。吏部以此作為評定官吏勤惰的依據。

對於官吏的賞罰、選拔，張居正的考察著重於言行是否相符，一切以功實為準。他提出“立賢無方，唯才是用”的主張，到一般官僚大二人瞧不起的下層群眾中去發現人才，只要有能力，即使和尚、道士、衙卒都可破格提拔重用，不受資歷、譭譽和愛憎影響。該重賞的不能吝嗇，該責罰的不得包庇。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對皇親貴戚寧可賜予財富，不能輕授之職務，官職不論大小，一概不準世襲。官吏任命後，不宜更調太繁，使得人有專職，事可責成。如此精選一批得力官吏，組成精幹的機構。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他又嚴格規定各級衙門的許可權。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員，一概由中央任免，把軍政大權高度集中於內閣，做到“事權歸一，法令易行”。他要求推行政令要採用強硬手段，雷歷風行地貫徹實施，“鋤強戮兇，剔奸釐弊”，反對寬容姑息，翫忽職守，以造成上尊朝廷，下守法制的作風。這些辦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效能。

二、增加財政來源 明朝中葉以後，土地兼併，瞞產偷稅的情況非常嚴重，徵糧地的大量減少，使政府收入急速下降。隆慶五年稅收總計有250萬兩，而支出竟達400多萬兩，財政嚴重虧損，造成國家財源枯竭的危機。土地兼併的結果又把一部分賦稅轉嫁到農民頭上，造成產去稅存，賦役不均的流弊，更加重了農民負擔，加深了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為了做到“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採購，而小民如獲更生”，張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國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責成官吏追繳欠稅，以做到不加賦稅而增加財政收入。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不法豪強權貴，減輕了農民的浮稅。據萬曆八年（1580年）官方統計，查實的徵糧地比七、八十年前的孝宗弘治時期多出300多萬頃，這數目雖有些誇大，但史書上說“自正（德）、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卻是事實。

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政府實行賦役改革。1581年（萬曆九年）通令全國實行一條鞭法，把力役合併田賦徵收，一律繳納很兩。這項改革是中國賦稅史上的一件大事，對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起著一定的作用。

張居正還起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築堤300多里，堵決口130多處，用完備的堤防把黃河約束在原來的河道中，以水攻沙，使河道暢通無阻，解除了多年的水患。

這些措施，扭轉了國家財政虧損，有利於生產的發展，改善了社會經濟。

三、整頓軍事 嘉靖、隆慶年間（1522-1572），明朝的外患主要是北方的蒙古貴族和南方沿海的倭寇。多年來邊防失修，外患頻繁。世宗嘉靖後期，嚴嵩推行投降屈辱的軍事政策，更加速了明朝軍隊的腐敗。將領隱佔土地，冒領軍餉，士兵因給養不足，成批逃亡。蒙古鐵騎幾度南犯，長驅直入，如過無人之境，一直進逼京郊，嚴重殘脅到明王朝的安全。張居正為了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提出赫然奮發，足食足兵，以禦敵人的主張。他選派一批得力將領在邊境“積錢穀，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積極練兵備代，重修邊防要塞，改變“卒惰而玩，將令不行”的陳規陋習，在邊境線加強了防禦力量。

對於少數民族上層分子的騷擾和日本海盜的侵略行徑，張居正注意到內外區別，提出不同方針和政策。對於北方的韃靼貴族，依靠武力做後盾，做分化爭取工作，利用上層分子之間的矛盾，封俺答為順義王，通貢互市，發展民間貿易，使得“軍民樂業，不用兵革”，開創了蒙漢人民友好往來新局面。對於從沿海入侵的倭寇，作為用兵重點，他強調“用兵次第，宜以海寇為先。”在沿海分段設寨，修整兵船，嚴申海禁，造成戈鋌連雲的陣勢。在平時做到人心不懈，在戰時做到進可攻，退能守，全面抗戰，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對於起義軍，他採取重兵圍捕，一捧打死，一個不留，以絕後患。在張居正當政的萬曆初年，基本上肅清多年的外患，鞏固了國防。

四、提倡實幹 明朝統治階級的官方思想是理學，他們流行一股不務實際，只尚空談的學風。張居正是統治階級中的首腦人物，這種地位使他不可能違背明朝的統治思想，但是現實狀況的腐朽不堪，又使他痛感到理學的迂腐空疏。為了有效地維護封建統治，他不得不突破反動理學的禁錮，面對社會實際問題，提出了一些革命新的思想，從而對理學的批判。這主要表現在“掃無用之虛偽，求躬行之實效”。反對說空話的不良學風，提倡“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要求學問聯絡社會實際，解決國計民生問題。這種強調務實精神，對陳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觸動。

他還從樸素的唯物主義出發，對死亡、雷擊等自然現象作了科學解釋。認為人死之後，“一瞑而萬世不視”，沒有什麼靈魂。雷擊死人，身上的焦紋是受到火氣燒灼的結果，不表示任何天意。他還用古今中外不同民族的水葬、火葬、野葬等風俗來說明，葬就是藏的意思，避免屍身外露而已，沒有什麼深文大意。這種無神論的觀點，也是難能可貴的。

張居正執政十年，推行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為了振興衰弱的王朝，鞏固地主階級專政。他改革弊政，打擊豪強權貴發展社會經濟，表現出勇於革新的精神。但他也是和其他地主階級政治家一樣，所作所為在主觀上都是為了強化封建統治。他殘酷鎮壓農民起義，表現出地主階級仇視農民反抗的階級本質。但這些改革都在客觀上收到了一定的積極成果，它不單延緩了政治危機的爆發，出現了短暫的安定局面，而且也有利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因而對歷史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是，在封建社會後期地主階級已經沒落，封建生產關係所能容許的改革餘地非常狹小，而阻力卻愈來愈烈，這些改革所能獲得的實際成果很快就遭到破壞。1582年（萬曆十年）張居正一死，頑固派反撲而來，新政即告廢除。支援改革的官僚被罷官、貶滴，張居正一家被迫害致死十餘人，六個兒子除小的後兩個隱逃，其他都不得善終，張居正本人也幾乎被掘墓鞭屍（死後58年終被崇禎皇帝平反封“上國柱”諡號“文忠”，僅次於最高階“文正”）。自此以後，明王朝更加腐朽，無可救藥了！

張居正推行考成法整飭吏治，任用戚繼光和李成梁守衛北部邊疆，推行一條鞭發恢復經濟。使幾近崩潰的大明王朝延續半個多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