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魅力的性格沒有一個固定答案的，每個女生都不一樣，每個人的關注點也不一樣，但可以肯定的就是當你足夠優秀時，不管你什麼性格都會有人青睞你，比如你長的帥，掙得多。只要不是天怒人怨那種，在女孩眼裡都很有魅力。

女生希望她心中男神Sunny又不失沉穩，老實又不失大氣。善良執著，幽默風趣，冷酷而浪漫，遇事老練，給人安全感。同時具有孝心，愛心，寬容心，上進心，愛運動，愛生活。

當然是和女性一樣高標準。雌雄同體。內外兼修了。外加為人處事處理工作和家庭問題都略高於自己女伴一籌。這就是最好的搭配。 最重要經濟要獨立。這是男性最後的尊嚴。倘若你其他技能都一般 也不怎麼吸引女性。錢是你最後的稻草。

性格有時候是一個人命運的掌舵人

性格有時候也是一個人在人生最高點和最低點作何反應的最好印證

在中國，有這樣一個人女生，更多人把這類人稱作名媛，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看到這個女生的故事，深受感觸。今天分享給各位——中國最後一個真正的名媛：鄭念

在中國，“名媛”之說因是與西方的“教會”、“鴉片”和“大炮”一同而來，滿打滿算不過百來年曆史。需知，名媛不是交際花，更不是某某大賽選出來的美女。組成名媛的硬體，是先天的遺傳，軟體則來自靈魂在時空中的不斷淬火。物質決定精神，自小良好的教育、溫馨的成長環境，令名媛都有一顆純潔、平和的心。她們一般不善心術，習慣聽從內心的呼喚，特別對愛情的追求只求完美、真摯，不大會以此作交易。

福樓拜曾經說過：一位真正的貴族不在他生來就是個貴族，而在他直到去世仍保持著貴族的風采和尊嚴。眼下各種標榜為“上層女子”、時尚雜誌中介紹的所謂“新名媛”，無非是美女加有錢丈夫或父親及名牌堆身，充斥著暴發戶的奢華，看在眼裡很為那曾經掠過時間迴廊並投下高貴倩影的名媛叫屈。名媛就是女中貴族，她們的崛起和出現，為中國女界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和生活風格。貴族的“貴”，不在錦衣玉食、奴僕成群、前呼後擁，而在不用其一貫遵循的人文價值原則作交易，竭力維護自己在平民中的表率風範。猶如《桂河大橋》中那位英國軍官，雖然淪為俘虜、雖然已衣衫襤褸，但面對敵國軍方的淫威所表現出的傲氣和貴氣，令人肅然！2009年11月2日，鄭念女士在美國去世。她是《上海生死劫》的作者，她來自上海。以她的家世、經歷和教育，筆者以為，這才是真正的一代名媛。

鄭念，原名姚念媛，原籍湖北，1915年出生於北京，父親為留日海歸，在北洋政府任高官。鄭念先後就讀天津中西女中和燕京大學，後赴倫敦留學獲碩士學位。丈夫鄭康祺原籍濟南，為留英博士，雙雙回國後，丈夫出任民國時期駐澳洲外交官。“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鄭念成長在一個開放西化的家庭，在倫敦留學時認識了她的先生鄭康祺。鄭康祺不是世家出身，正如鄭念自敘：“⋯⋯從高中，清華大學，到英國留學，我的先生都是靠獎學金。如果那時我們在國內，我的父母是不會同意我與他結婚的。不過，連當年中國駐倫敦的大使也說‘雖然門不當，戶不對，但康祺是一個好人，又努力，會有前途的。’我們在拿到學位後即在英國結婚。我們結婚後一個星期即乘法國郵輪經越南迴國。在那船上有五十多名中國學生來自歐洲各國，多數是學成歸國，也有一些人是放棄學業的。當時抗戰已經開始，我們從越南到昆明，在昆明我們買不到飛機票，最後我先生在清華的教授正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給他弄到一張飛機票，由他先去重慶，我則與國際紅十字會的一對美國夫婦及一位丹麥醫生乘國際紅十字會的卡車走了三天三夜抵達重慶。那三天三夜我們沒洗過臉，夜裡睡在農民（山上）的泥地上。每到一特定的村莊，農民給我們燒一鍋飯，炒幾個雞蛋，加上我們帶著的乾糧，算是一頓飯。國際紅十字會在這些村子都埋有汽油，第二天卡車加油後即再上路。” 從中可以看到，名媛不一定意味著穿金戴銀、錦衣玉食，關鍵是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能保持追求和正氣。

身為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夫人，鄭念在澳洲生活了七年。上海一解放，鄭康祺博士就受聘回國任上海市政府外交顧問，不久經政府有關部門批准，出任英資殼牌石油公司（即亞細亞石油公司，此為唯一與紅色中國保留貿易關係的西方公司）總經理助理。當時大慶油田又尚未開發，石油作為國家建設的血脈，非常重要。鄭康祺與鄭念夫婦倆，以他們赤誠的愛國之心，及被西方世界認可的文化氣質，很大程度地化解了當時英資殼牌石油公司對中國的偏見。1957年，鄭康祺去世，英方以甘詞厚幣懇請鄭念接替丈夫的職務，直至1966年殼牌結束在中國的業務。

“一個炎熱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裡看報。檯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著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傭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裡，主人和客人聊著天，傭人端來用精緻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鄭念還保持著名媛的生活方式。

這家人的祖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因此，他們有著豐厚的家產，在國內外的銀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們才能在1966年的時候還保有那種生活方式——獨立的三層住宅，男女傭人和廚師、園丁。僅在大陸的銀行，她的存款就數以萬計。然而，隨著文革的到來，鄭唸的家庭如同許許多多家庭一樣陷入了可怕的災難中。先是家庭遭到紅衛兵的洗劫和摧毀，然後鄭念被捕入獄，獄外的女兒——已經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的鄭梅萍處境更糟，在與母親失去聯絡的情況下，被人活活打死。“文革”中，鄭念身陷囹圄，長時間雙手被反銬在背後，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廁後欲拉上褲側的拉鍊都痛如刀割，因為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衣不遮體、傷了風化⋯⋯在牢獄中，鄭念受盡非人的折磨，有人好心勸她放聲嚎哭來吸引同情，她堅決不從：“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的聲音，這實在太不文明瞭⋯⋯”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裡，七年間，鄭念必須獨自面對各種納粹式的暴行——飢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在知識和道德上，她都壓倒了審訊人員，以至於居然能得到某些區域性的勝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以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分子：”這個落款了。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她拒絕了所謂的釋放決議。她要求宣佈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這種要求只能讓專政人員感到好笑。他們當然永遠也不會理解這種堅持背後的信念和價值觀。然而這正是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之展現。她的英文自傳《Lifeand Death in Shanghai》追述知識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轟動世界。

出獄後，她才知道唯一的愛女已死於非命，但她仍堅強地以63歲高齡離滬赴美，勇敢地揚起人生的第二段征途，併為我們留下那本不朽的著作《上海生死劫》。事實上，這本書就是鄭念以劫後餘生的母親身份含淚寫來獻給自己心愛女兒的。

“文革”結束後鄭念成為統戰物件，有機會出席各種婦女界的活動，並同時得到一些特權，比如在內部商店購物。朱大可回憶：“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諼（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鄭念以看望在美國的妹妹的名義申請出國。雖然去美時已63歲，但鄭念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譯程乃珊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零距離接觸。已74歲的鄭念開著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著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髮，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嘆：“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歷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只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在《上海生死劫》一書的結尾，鄭念這樣寫道。這本書在上世紀80年代剛出版時，曾一時風行全球，包括中國大陸地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其它因素，似乎也逐漸淡出了公眾的視野，在中國大陸也再也沒有出版了。

離開上海前，鄭念婉拒了上海博物館要求收購她收藏的珍貴文物，而是按照她在“文革”前立下的遺囑，將文物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她將自己的青春、事業、滿腔的中華熱血和對未來的殷切期望，都獻給她生活了63年的祖國。而離開上海後，鄭念也再沒有回過中國。但是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祖國的關切。她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了美國的一所大學，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2009年11月，鄭念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家中，享年94歲。

每每走過鄭念位於建國西路的故居，裡面綠樹蔥鬱，草木依舊，但故人已不復歸來。當年的鄭念故居現在門衛森嚴，筆者只能匆匆按下快門就走了。房子是舞臺，演不完的幕幕都市傳奇，而名媛永遠是不朽的主角。（原作：程乃珊，有區域性增刪）

正文都是覺得性格和修養是一個人成長的印記，會伴隨著一個人一生！

中國最後一個名媛就是這樣一個化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