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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自科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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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吳百蘭
“尚”即為“上”，也就是上古的書。是本追述古代事蹟著作的彙編。
根據目前考古專家們，現在還在找夏代遺址來看，夏代肯定是沒有文字記載，可能只有少數的甲骨文，但不足以表達當時人的思想和言行。
那麼《尚書》中的夏代事蹟，就肯定不是當時的人所寫的。
《尚書》最早叫《書》，先秦時有幾千篇。春秋時期，孔子按時間順序從中選取百篇，以便後人閱讀，這便是第一版本的《尚書》。
因為《尚書》的第一版本，是孔子編撰整理的，所以也是儒家重要的核心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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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歷史湮滅的足跡
中國可考的文字是從商朝時開始的，商朝時有甲骨文，也是漢子最早期的形式。中國上下五千年，在商王朝之前的一千多年裡是沒有任何文字記載的“神話時代”。所以《尚書》中對夏朝以前的記載絕對不是當時人記錄的，那麼問題來了，他是如何流傳下來的呢？
《尚書》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編撰的，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它記載了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在中國這個有著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古國裡，是第一部用文字記載的中國上古史的書。
相傳《尚書》相傳是孔子編撰的，他將上古時期從堯舜一直到春秋時期秦穆公時期的各種重要文獻資料彙集在一起，經過認真編選，選出100篇，就是所謂的百篇《尚書》的由來，之後也有其他儒家人士補充編撰。是中國是四書五經中五經之一。
根據考古研究，夏朝的“文字”和商朝的甲骨文沒有特別明顯的聯絡，表示連商朝人都未能準確掌握夏朝的“文字”，所以夏朝以及夏朝以前的歷史應該是靠口頭相傳，透過商朝加工和流轉。
周朝滅了商朝後，掌握了商朝的文字並加以發揚和演化，因此也記載了一些夏朝及以前的歷史傳說，這些文字基本上都儲存在西周王室和貴族中。
西周東遷後，文字得到進一步的傳播。西周後期諸侯並起，藏於西周的王室文集和史料也被各個諸侯瓜分，在經過各國的高階知識分子的修編後，在春秋時代文化達到了當時的巔峰，出現了以《詩》《書》《禮》《易》《春秋》《尚書》等文集，其中記載和反映了一部分上古的史料和風土人情，才讓夏朝及以前的事蹟得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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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一老沈一
《尚書》，最早稱為《書》，與《詩》並列，是春秋戰國時期最受重視的古文獻。
被稱為《尚書》，是漢代才有的事，大約於劉歆、孔安國、王充、孔穎達等人有關。
如果按照《今文尚書》的二十八篇說，《書》中所收夏及夏之前的文獻，計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四篇。
這四篇中，除《甘誓》外，其餘三篇，當為西周成書或經過春秋戰國時的儒家編纂而成後，收入《書》中的。
一《堯典》，為秦博士伏生傳授的《今文尚書》第一篇。此為先秦文獻不假。各種先秦古籍引其文至少十四次。
至漢代，多以《堯典》為夏代史臣所作。唯東漢王充說“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
王充說，孔子是《堯典》的作者。
宋代程頤開始，以後，林之奇、薛季宣、蔡沈等，考證後皆以為《堯典》，此為“史氏記前世之事”。
元、明及至清代顧炎武，曾認為《堯典》雖未必屬於虞朝之書，但可能出於夏代史官之手。
但在清學者劉逢祿、魏源、王先謙看來，夏代有無文字尚不可知，寫出如此長篇大論的《堯典》既無可能，因此認為，此乃“周史臣之詞”。
近代以來，王國維、梁啟超、錢玄同、顧頡剛、陳夢家等學者均認為《堯典》成篇於周代，分歧只在於周初或晚周。
著名學者劉起釪、天文學家劉朝陽、氣象學家竺可楨、英國學者李約瑟、日本學者那珂通世等人，以《堯典》中的天文氣象資料，以及文中包含的儒家思想等，明確認為，此篇當作於孔子生年前後。
二《皋陶謨》，為西漢伏生《今文尚書》的第二篇。《史記》錄此全篇並前加數語曰：“帝舜朝，禹、伯夷（益）、皋陶相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
司馬遷所看到的材料，一定是說《皋陶謨》是皋陶和禹，在帝舜朝廷上的問答。
《皋陶謨》的文句，見於先秦文獻引用，未提篇名。就其連詞、助詞等使用詞類，及文字風格，此篇應初作於春秋早期。
因為，其“越”、“矧”、“肆”、“今”等連詞，後世基本不用；“俞”、“都”、“於”等語氣詞、感嘆詞等的用法，都早於《論語》、《孟子》。
行文上，《皋陶謨》古樸，《論語》等流暢。另外，如“巧言令色”等詞彙，是孔子、孟子從《皋陶謨》裡學來的。
然而，《皋陶謨》又經過了儒家的整理，定稿於《堯典》前後，亦即與孔子同時。
篇中“安民則惠”、“寬柔恭直”等，姐明顯為孔子思想。
三《禹貢》，是伏生《今文尚書》中的第三篇。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在《禹貢製作時代考》中，稱其為“雄篇大作”。當為中國最早一篇系統全面記載中國古代地理的專著。其所依據的資料，不晚於春秋中期，因為對隨後發生的黃河大改道並未提及。
但此篇寫就也不會太早，原因是，《禹貢》所描繪的“九州”概念及範圍，按照學者邵望平的考證，是從公元前3000年龍山時期黃河長江流域人文地理區系，經歷三代後形成的。
《四庫總目》中說：“《尚書》一經，漢以來所聚訟者，莫過《洪範》之五行；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
漢末鄭玄注《禹貢》說：“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冊以告帝。”他說，《禹貢》就是禹寫就後所貢奉。
宋儒傅寅認為，《禹貢》中山川河流等地理部分，源於大禹之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以及“禹錫玄圭，告厥成功”等，為夏史所加。
到了現代，邵望平認為，藍本出於公元前1000年之前，後經加工修訂成書。
王國維認為《禹貢》為西周所作。
康有為，認為是春秋所作。
日本學者內藤虎次郎認為，是戰國所作。辛樹幟、顧頡剛亦持此說，且考證詳細。
劉起釪進一步做了仔細考證，認為，此書的資料確實較早，但成於更為熟悉中國西北地理的西周史官的可能性最大。
四《甘誓》，在《今文尚書》中是第四篇，是夏王啟與有扈氏在甘地作戰的誓師辭。
後世，對於與有扈氏作戰的是哪個王，在什麼地方作戰，亦有爭論。現代學者綜合以往見解，結合新的研究，認為，《墨子》所說夏禹戰有扈氏當不確，而確為《史記》所說的夏啟；並認為，有扈氏不是夏的同姓部落，而是異姓的東夷少昊族的“九扈”，其地，就是殷代的“僱”，具體在今鄭州以北黃河北岸的原武一帶；“甘”，則在今洛陽西南。
學者們認為，《甘誓》這篇夏后氏與有扈氏作戰的誓師辭，很可能是在夏王朝作為重要組訓世代口耳相傳，以致作為一種史料傳到了殷代。其形成穩定的文字，當在殷代，證據是文中用到了殷代才有的“五行”、“三正”等詞彙。所謂“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罪，是說有扈氏上不敬天，下不愛大臣，足以天怒人怨，所以必須討伐。周武王伐紂，用的也是這個字眼和罪名。
《甘誓》，除了《今文尚書》之本，《墨子.明鬼下》也記載了一篇。兩篇出入較大。但可明顯看出，兩個本子，都存有甲骨文例的影子，只能說明，不同的版本，分別受到了儒墨兩家思想的影響。
五後來，出了偽孔安國《尚書》，世人皆認其偽，不必多說。
但對於孔子家傳本《古文尚書》，經孔安國對照今文，多出了十六篇。這十六篇中，見於先秦引用四篇，未見著十二篇。
再後來，西漢中葉，出現了一百篇《尚書》的篇題，各篇有託名孔子寫的說明成篇緣由的《書序》，這被稱為《書序》百篇。其中，包括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不過被拆為三十一篇；還有逸書十六篇拆為的二十四篇；其餘四十五篇為新出現的。四十五篇中，不少被《史記》使用。另外，先秦文獻中，曾引用了四十五篇中的七篇。
概括一下——
《尚書》中的《堯典》和《皋陶謨》，當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
《禹貢》，所本資料，應至少包含三代，成書約在西周，後來經過儒家的加工。
以上三篇，構成了儒家學說的最基本理論基礎。
《甘誓》，可能經過夏代口耳相傳，至商代成篇，裡面亦有儒家思想，從《墨子》所載的此篇內容之差異，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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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中華哲學原理
《尚書》即“尚古之書”，記載了堯舜禹的事蹟和言行紀要以及夏商周之際的檔案彙編，經過歷代傳承，難免被人增減刪改，雖然不盡都是歷史的真實，但是總應當有歷史的真實在其中，例如《皋陶謨》記載夏禹和皋陶的對話中:夏禹在治水和知人的實踐經驗基礎上首先宏觀創始的全稱肯定複合命題“知人則哲，能官人。……”就應當是歷史的真實。這句話的意義在於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揭示了“哲”即哲學誕生的定義——哲學是以人為主體的“知人與能管人”同一的中介名詞！具有古今上下一脈相承普遍適用的哲學社會科學基礎理論價值，這正是古今中外的前哲先賢不斷付出艱辛努力探究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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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百分之百不是當時人寫的，最多是距離那時較近的古人根據傳說編寫的，編寫過程中加上自己的主管意願和政治主張。一句話，都是後人假託當時人的口吻說的，其實是為了傳達自己的思想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