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時間稍縱即逝，瞬息萬變，眨眼山河變山寒，中華民族乃泱泱大國，上下縱橫五千年，在這漫長的光陰中，無數人前仆後繼，勇往直前，時間不負韶華，能者居上，當皇帝是大多數人的夢想，俗話說得好，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人們當皇帝的方式無非兩種，一，繼承，二篡位，相對於第二種，無數人夢想著投個好胎，好繼承皇位，夢想過上榮華富裕，奢華高貴的生活。在正史記錄中，那些篡位的王朝並沒有被抹殺，如隋文帝楊堅、黃袍加身的宋太祖趙匡胤，但是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卻是一個例外，不僅在正史上沒有被認可，在很多民眾心中也是深痛欲絕的，話說回來，那麼為什麼王莽建立的新朝不被認可呢？

一，王莽建立的方式不對。他是王姓人，篡奪了劉氏的皇位，是一個篡權者。中國傳統上的史觀容不得篡位者的事蹟載入史冊。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反對、醜化篡位者，並使之得到人人唾罵、留下萬世罵名的結果是統治者夢寐以求的願望。

二，改革的失敗遭受到許多民眾的厭惡。王莽政權的建立是合法的，他沒有發動宮廷政變，沒有發動流血戰爭。但是儘管如此，王莽新朝的建立方法仍然是不正確的。王莽的上臺看似由全體民眾推舉的，但是高層官員推舉他是因為他是顯赫的王氏家族中的一員，加之他的品行在普通民眾有一定的影響力，而剩下的普通民眾是很容易被高層官員控制的，加之因為王莽是選舉上位的，對軍隊的控制能力較弱。所以王莽本身的能力是有的，但是再後來的改革中，不但觸碰了貴族們的利益，而且深受人民厭惡。

三，在位時間短，沒有後代繼承。新朝後期，農民起義暴發，四處戰爭，公元23年，新王朝在赤眉、綠林等農民起義軍的打擊下崩潰，王莽也在綠林軍攻入長安時被殺，之後王莽的後代有沒有重新奪回政權，而且王莽身為開國皇帝，又已經失去了民心，大勢所趨，滅亡也是遲早的事。

王莽生於西漢末聲勢顯赫的外戚之家，從小熟讀儒家經典，對《禮經》還特別下過一番工夫。由於其家族的背景，及自己的應付裕如，王莽在仕途上穩步進取。同時，爵位益尊，節操愈謙，交友愈廣，聲譽日增，三十八歲就登上大司馬、大將軍的寶座。漢哀帝即位，因事免官在家蟄居三年，兒子殺奴，王莽令子自殺償命，引起社會轟動與民眾感佩。哀帝死，王莽重返輔政大臣之位，立幼主平帝，專擅朝政，清除異己，甚至血雨腥風，氣勢逼人。受“安漢公”等封號，將女兒嫁於平帝，自比伊尹、周公，得“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朝野一片歌功頌德，有太平盛世之跡象。而王莽並沒有滿足，而是以更奸毒的手段鴆殺平帝，然後在皇族中選出一名兩歲的嬰兒為繼承人，自己做“攝皇帝”、“假皇帝”，在殘酷鎮壓了一些起義、反抗之後，王莽登上了真皇帝的寶座，改國號為“新”，時為8年，王莽五十四歲。

“新”朝進行了一系列新政改革，但很快激起天怒人怨，把社會搞得一團糟而失敗。

首先是王田與奴婢政策。“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一家男子不滿八口而土地超過九百畝者，將餘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者按制度授田。規定奴婢改名“私屬”，也不得買賣。又將奴婢口錢增加三十倍，達到每人每年三千六百文，企圖用重稅辦法限制私人對奴婢的使用。此項土地國有制與限制奴婢的改革措施僅經過三個年頭，由於貴族、地主的拼命反對，在官員的要求下，王莽不得不廢止這一政策。

其次是官府工商業管制政策，所謂“五均六管”。內容有官府壟斷鑄幣權，對鹽、鐵、酒實行官營，山澤資源由國家管理而收稅，官府評定與平抑市場物價，並經管賒、貸等經濟活動。其中壟斷鑄幣權後的幣制改革最為混亂和荒唐，十多年間四次下詔改革貨幣，每一次幾乎都是以小易大、以輕易重，運用政治強權與嚴刑峻法推行新貨幣，對民眾進行直接而露骨的掠奪。由於這一工商業改革政策給新政權提供了重要的財稅收入，其巨大的財富誘惑力使掌權者不願輕易放棄，所以，一直到新政權垮臺的前一年，為了緩和各方面的社會矛盾，王莽勉強下詔廢止法令，不得不承認此項政策的失敗。

再者是政治方面的禮制、官制諸方面的改革。就是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將所有朝廷政令、制度都搞得古色古香，讓人們有唐虞堯舜再世、文武周公復生的感覺。以儒家經典為依據，制定出一個地分九州，下屬一百二十五郡、二千二百餘縣；爵分五等，以四輔、三公、四將、九卿、六監為骨幹的中央官制；還有裝模作樣的裂地分封、授爵授茅土的辦法。同時對漢朝的禮樂制度進行全面的修改，不但想恢復周代的禮樂面貌，且要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如地皇三年（22年）正月，九廟建成，王莽舉行謁廟大典，乘六馬華蓋車，著五彩龍文衣，演所獻《新樂》，或可說其祭祀祖廟之禮樂初成。可惜時不假人，其他大規模製禮作樂的宏願還沒有完成，“新”朝就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崩潰了。

為什麼一場轟轟烈烈的復古改革會遭遇如此結果，短短的十五年後，“新”朝即被農民起義推翻，王莽落了個身首異處的下場？最有意思的是，後人對王莽的評價居然大相徑庭，蓋棺而難定論。以《漢書》為首的正統史家，罵王莽篡漢立新，更易皇統，手段殘忍，為“亂臣賊子”；還罵他逆天害民，暴戾恣睢，窮兇極惡，全國共誅之。還有許多人罵他虛偽作秀，表面上道貌岸然，事親孝敬，禮賢下士，甚至不惜用兒子作代價，以獵取社會道德聲譽，目的在爬上權力巔峰。然而胡適在1928年發表《一千九百年前的社會主義皇帝王莽》的文章，首先肯定與讚美了王莽，說他是一個大政治家，是個社會主義者，他的失敗乃是因為他的思想與政策都太超前了，而受了一千九百年的冤枉。此後，翦伯讚的《秦漢史》說：“王莽仍不失為中國史上最有膽識的一位政治家，這就從他大膽的執行改良政策表現出來。”呂思勉《秦漢史》也說王莽是繼承先秦改革意識的“志士仁人”，並對《漢書》“曲詆”王莽之觀點加以抨擊。甚至有人把王莽稱為一個超越社會十幾個世紀的偉大思想家，一個懷有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偉大政治家。當然，近現代持否定意見的史家也不少，包括外國學者對王莽的評價也同樣分歧很大，且爭論仍在繼續。

爭論的關鍵在王莽改制是復古倒退還是改革圖新？其改制的核心是加強國家對政治、經濟、文化的控制力度，尤其是經濟方面的王田制與五均六管，其“國家社會主義”經濟政策的實質就是將一切資源與財富都控制在王權之下，由國家官僚機構全面掌管。很清楚，這是私有制經濟向王有制體制的倒退！然而，問題在於，在中國文化中始終有那麼一種思潮：認為私有制發展是社會矛盾激化的源頭，時代進步潮流應該是走向理想的國有制大同社會。或者說不相信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契約關係能把經濟與國家搞好，總想把社會資源與財富委託給一個超越個人的國家體制去管理，而不懂得一個專制體制下沒有法治約束的政府如果掌控社會的所有資源與財富，結果便是維護和膨脹統治者的自身利益，不斷加重對民眾的侵害，那將是社會的大災難！而王莽改制的最終結果卻恰恰證明了這個道理，其王田政策違背了土地生產發展的需要，其奴婢政策結果是徒滋紛擾，而其各色工商管制，尤其是用新幣對民眾的掠奪，造成社會經濟生活的一片混亂，加劇了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其政權最終在邊陲戰亂與舉國反叛的內外交困中敲響喪鐘。

從某種意義上說，王莽改制也是取消市場經濟而轉軌國家計劃經濟的一種古代方式。有人把王莽當成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就是把國有制社會（實際上的王有制）看作是理想，可以說是完全搞錯了！對一般人而言，那是一種空想，一個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而對一個有君王野心的人來說那是一種妄想，就是妄想要把全社會的人及其資源財富都控制在自己的王權之下！由此，與其說王莽是一個改革家，還不如說他更像是一個野心家。從其禮制改革內容中，可以看到其為專制政治服務的神道主義世界觀；從其長期作秀的履歷中，可見其兩面派手法與市儈主義的思想方法；從其篡位成功的原因中，看到的是外戚集團勢力的膨脹及其稟性殘忍的手段。這位政治家的最大特點在虛偽，作秀的演技爐火純青，他能把竊取皇位的每一步行徑都表演得冠冕堂皇、光明正大，既合古訓又符時情，既承天意又順民心，儼然是一個鞠躬盡瘁的漢室大忠臣，又是一位為官民謀利的新朝好皇帝。

這場歷史鬧劇中，還有一些賣身投靠的知識精英們的表演頗值一提。如作為王莽“四輔”之一的劉歆，出身漢宗室，對文化典籍的整理有重要貢獻，為當時第一流的學者。在王莽篡位過程中，劉歆充分利用自己在學識上的優勢為王莽服務，不但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凡制禮作樂、文化教育諸事宜，都積極參與，王莽的封賞與登基大典都有劉歆的功勞。然而由於後來的一些事變，三個兒女被王莽殺害，劉歆終因失寵參與政變陰謀，被人告發而自殺。王莽做了皇帝后，一些投機分子便靠獻符命取官封侯，一時間獻者絡繹不絕。其中有一位儒生出身的策士崔發，就是對符瑞進行了有利於王莽篡位的解釋，被封“說符侯”。歷任中城將軍、太子老師，後為大司空，位三公之一。在王莽政權陷入絕境之時，居然建議王莽按《周禮》、《左傳》所載，導演了一場長安南郊萬眾哭天的鬧劇。最後不打算為王莽殉葬，而去投起義軍，被綠林更始政權斬首。

可悲可嘆的是，這場歷史鬧劇所造就的災難並沒有讓華人吸取到一些深刻的教訓，試圖用國家政權掌控社會的所有資源與財富，以此改變社會執行方式的努力並未停止，或者說天下為公、大同社會的理想依然對人們有著極大的誘惑力。如唐代劉晏的措施，宋代王安石變法，明代張居正改革，直到近現代的許多主張、主義……儘管理論、方法與力度有所區別，但這種努力的結果，一方面是對私有財產的掠奪以滿足國家的財政利益，另一方面是窒息了私有制市場機制的常態發展。總之，國家政權加大力度對社會的全面管制，其結果便是社會無法正常發展，隨後帶來的便是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