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條邊之所以能得名，是因為其修築的過程“皆插柳條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上之竹籬”。

最早修築的柳條邊是遼河流域一段，走向南起鳳凰城西南，向東到興京，然後再轉向西北至威遠堡，再到山海關，其開始於順治初年，到十八年（1661）完工，是為“老邊”，也稱作“盛京邊牆”。既有“老邊”，也就自然還有“新邊”，新邊的修築開始於康熙九年（1670），到康熙二十年（1681）完工，範圍是從威遠堡到吉林的法特哈。沿著柳條邊的走向，清朝先後設定二十餘處邊門，如鳴水堂邊門、新臺邊門、清河邊門、威遠堡邊門、鳳凰城邊門等等。

從盛京老邊、吉林新邊的走向來看，我們可以明確柳條邊修築的意義：

首先，柳條邊能夠區隔盛京、吉林和蒙古東部之間的區域地理及行政界限，例如吉林新邊的修築就是為了“插柳結繩，以界蒙古”。

其次，柳條邊的存在還是為樂保護東北這一滿洲龍興之地。正如大家所知，當時東北地區盛產人參、貂皮、東珠等奢侈品，這些物資原本都為清朝皇室所有，卻吸引很多東北地區以外的偷獵、採參之人，私自越境來此採捕。所以，清朝特地修築柳條邊，用以防範這種情況。由於前往東北盜獵之人不只有漢人，也有北韓人和蒙古人，故清朝的柳條邊連線了盛京、吉林和蒙古的邊界。

康熙初年，柳條邊的出入之禁並不想後來那麼嚴格，各邊門“內外人出入，必登籍以記，他無厲禁”。不過，隨著邊界之禁日趨嚴格，沿邊地區均有“戍兵巡邏，非將軍令，不得出入。有乘夜拔荊私行者，謂之扒邊。次日按人馬蹤跡，尾而得之，解刑部治罪”。

柳條邊是清朝封禁東北的邊牆。

清軍入關是一個偶然性很大的事件。入關之前，雖然清朝已經統治了整個東北地區，但是它的控制區人口稀少，力量薄弱。入關的八旗只有幾十萬人口，面對中原大地人口上億的漢人，清廷內心是十分虛弱的。所以他們要把滿清的老根據地東北封禁起來，不許漢人進入，作為滿人萬一在中原呆不住了的退路。

為了封禁東北，清朝建設了規模巨大的“柳條邊”。柳條邊是用柳條建造的一條邊牆，在遼寧、吉林均有分佈，把東北與中原漢地以及蒙古地區分隔開來。其中，遼寧邊牆周長1900餘華里，為“老邊”；吉林邊牆周長690華里，因修築時間晚，故稱之為“新邊”。早在順治初年，柳條邊就開始建設，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才完工。

康熙初年的《柳邊紀略》 一書中記載：“今遼東皆插柳條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原之竹籬；而掘壕於其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可見柳條邊就是一條柳插籬笆。柳條邊的修築標準，就是用土堆成寬、高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條三株，各株間再用繩子橫向連線柳枝。土堤的外側挖掘深八尺、底寬五尺、口寬八尺的壕溝，以阻擋人穿越。

為了守衛柳條邊，防止漢人越界，清政府在柳條邊內外設定了守城尉、防守尉、協領等官員，各自帶領兵丁巡查，捉拿偷越邊境的“罪犯”。東北與關內的交通，只能透過柳條邊上設定的“邊門”進行。清政府沿柳條邊的走向，設定了20個邊門。每個邊門設防禦一人，筆帖式一人，下屬八旗兵數十名 ,負責把守邊門，稽察行人。不走邊門的人，按“爬邊越口”罪嚴厲懲治。

清政府對東北的封禁政策導致東北土地大量荒蕪，人口稀少，經濟十分凋敝，埋下了近代東北遭受俄國、日本侵略的隱患。鴉片戰爭之後，由於沙俄入侵東北，清政府才不得不逐步鬆弛對東北的封禁，以便“移民實邊”。日俄戰爭爆發後，東北已經淪為日俄兩國的戰場，清政府被迫徹底放棄對東北的封禁政策，於1907年在東北正式設立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

順治年間，清政權從鞏固盛京留都重地的戰略出發，在明代遼東邊牆的基礎上，修築了盛京柳條邊，到順治末年完成。

盛京柳條邊“起至鳳凰城，北至開原縣，折而西至山海關接邊（長城），周圍一千九百餘里，共十七邊門，名為老邊”，也叫“盛京邊牆”；康熙九年（1670）至二十年（1681），又修築了吉林柳條邊：“東自吉林北界，西抵開原威遠堡邊門，長六百九十餘里，遮羅奉天北境，插柳結繩，以定內外，謂之柳條邊，亦名新邊。”

整個柳條邊以山海關、開原威遠堡、鳳凰城和吉林法特哈邊門四點連線，呈“人”字形狀。“人”字形柳條邊的撇“丿”上端是吉林布特哈邊門，下端是山海關，其邊外均屬於蒙古族居住的地區。“人”字形柳條邊的捺“乀”，上端也是布特哈邊門，下端是鳳凰城邊門，其邊外則是廣闊的長白山區，因此，清朝修築柳條邊的根本目的，是將滿族的發祥地長白山區嚴密地保護起來。

清朝最初修築柳條邊時，與明朝修築遼東邊牆一樣，具有國防上的作用，而與所謂“東北封禁”無關。

北韓世子在順治元年（1644）被釋放回國，以示友好。然而，清政府在進行統一中國的戰爭中，推行野蠻的民族征服政策，特別是強令漢人剃髮易服，在關內爆發了激烈的抗清鬥爭。回到北韓國內的世子繼位後，由於他本人做過清朝的階下囚，對清朝深懷不滿而同情關內的抗清武裝，一度甚至想出兵北伐以示增援。清政府與北韓王朝的關係，表面上朝貢不斷，實際上貌合神離，彼此間心照不宣而已。清朝方面遂利用明朝遼東邊牆的舊址，修築了柳條邊，位於盛京柳條邊的鳳凰城、璦陽、鹼場、旺清四座邊門，就是為防禦北韓而設的。

乾隆帝東巡盛京時，以《老邊》（即盛京柳條邊）為題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征戰縱圖進，根本亦須防”兩句，是對清政府修築柳條邊的最權威解釋。順治元年，百萬滿族從龍入關，盛京地區沃野千里，有土無人。東北方向有沙俄侵入黑龍江流域，東南方向的北韓也躍躍欲試。清政府從防衛盛京這一“根本重地”考慮，才有修築柳條邊之舉。

清人高士奇認為，清朝修築柳條邊，目的是“插柳結繩，以界蒙古”，具體的講，就是西邊那一“丿”的作用。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帝到東北拜謁祖陵，高士奇是主要的扈從大臣之一，在東北的行程中多次經過柳條邊，故高士奇說清修柳條邊“以界蒙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清統治者的看法。

清朝初年，西部柳條邊同樣有軍事作用。正如《鐵嶺縣誌》所說：“今蒙古內附，誠可無憂。然折柳之樊，未嘗無也。乙卯春，亦小有蠢動之徵。”，“乙卯”指康熙十四年（1675），“蠢動之徵”，是說居住在廣寧柳條邊外的察哈爾部布林尼親王發動的反清叛亂。清朝派將軍圖海平定這次叛亂後，將察哈爾部編人八旗，調往宣府、大同邊外，設義州巡檢管理其地。康熙十九年（1680）沒城守尉1員，駐防滿洲八旗兵350人。

“結柳為邊，以界內外”。這8個字出自乾隆帝《進柳條邊》詩中的註釋，所謂“以界內外”，是指清朝修築的盛京和吉林柳條邊，作為清政府在東北設定行政區的分界線。

具體來說，“人”字形的柳條邊，以開原威遠堡邊門為中心，由此折向西南至山海關外明水塘邊門，是盛京（奉天）將軍與蒙古各部落的分界線；由威遠堡邊門折向東南至鳳凰城邊門，為盛京將軍與吉林（寧古塔）將軍的分界線；由威遠堡邊門折向東北至吉林法特哈邊門，為吉林將軍與蒙古各部落的分界線。

總之，柳條邊西北部的草原地帶，是蒙古民族的廣闊牧場；柳條邊東北部的茂密森林和崇山峻嶺，是從事狩獵的滿族、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赫哲、費雅喀等族任意馳騁的天地；柳條邊的東南部，遍佈著清皇室的田莊、八旗官兵的旗地和漢族的農田。“人”字形的柳條邊，對東北各族人民從事生產活動，保護生態資源，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保護作用。

清朝八旗隨龍入關後，東北故地留有的人口很少，皇帝就擔心其他民族（主要是關內的漢人）跑到東北去謀生，從而讓東北變色。

為保護“龍興之地”，朝廷就設立柳條邊，控制東北的交通要道，共設定了168個邊臺和20個邊門，像“人字型的綠色長城”。柳條邊工程也是有標準的，它需要挖土夯成土臺子，寬高根據地勢而定；外圍還有寬1丈、底寬5尺、深1丈的護邊溝；土臺上種大量植柳樹以防止人穿越。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華人移民方向的不同說法，為什麼獨獨去東北要用烈性字“闖”呢？原因就是柳條邊的存在，清代的柳條邊是有官兵守衛的，平時獲准的行人要從門洞走，否則就要被扣上“爬邊越口”的罪名，一旦抓到就要受重罰。因此，中原的百姓要去東北，是需要一股“闖”勁。

柳條邊的修建，經歷皇太極、順治、康熙三朝，共43年。清朝皇帝還在邊內立“盛京圍場”和“吉林圍場”，專供狩獵、演兵之用。

建成後的柳條邊，從山海關向東北方延伸，在吉林布特哈邊門開始分叉，一條繼續向東北走、一條向西南走。你可以看得出，滿族發源地長白山區域受到重點保護，而柳條邊也有效阻隔北部的遊牧民族、南方的農耕漢人進入。

夢想很豐滿，現實很骨幹，近代史很快擊碎清朝皇帝的美夢。大清帝國的控制能力，無法維持主柳條邊的意義，現實讓柳條邊的封禁鬆動。

清末的郭爾羅斯旗，札薩克輔國固穆七世公——孫恭格喇布坦，因為囊中羞澀而冒險開墾草原。與其沒錢治理屬地，還不如違背祖制收租，他在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從山東召來200多農民來到伊通河畔開荒。因此，孫恭格喇布坦被稱為撕開柳邊封禁的第1人。

1840年鴉片戰爭後，清朝開始受到西方列強的欺負，東北封禁政策受到重大挑戰，尤其1861年營口被迫開放之後。面對沙俄、日本等列強的虎視眈眈，開放移民到東北定居已經成為國防共識。於是，朝廷對封禁東北大大鬆動，雖然沒有明文下達，但是東北已經湧入大批移民。

一直到光緒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的時候，東北全境實現開放，柳條邊被徹底廢棄。而大批移民進入東北，不僅有效增強國防實力，還促進各民族之間的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