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皇家政權，選擇一種新的思想是必然。只不過歷史選擇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更何況，漢武大帝也不是安分清淨無為的主。

因為像基督教一樣，道家是超越凡夫的，道士是不會拜皇帝的。道家的經典，皇帝也無權干涉。就像現在的基督教一樣，歷屆美國總統就職宣誓的時候，都是手按著聖經來發誓，上任以後，就趕快去拜見羅馬教皇，而不是羅馬教皇去拜見他。 就是英國女王，見了羅馬教皇也得十分禮敬！而儒家就不同，孔子見了皇帝還要下跪，儒家的文化可以憑皇帝的喜好任意的去改。所以漢朝獨尊儒術，廢黜百家。雖然道教和佛教在思想程度上高於基督教，但總體上中國的主題文化，因為選擇儒家思想，所以略低於基督教的西方國家。總之在新時代，中國要最終復興，必須靠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如果儒釋道三教文化復興，那麼一定要加強和提升道教和佛教的文化，減少儒家的文化。只有這樣，中國的文化思想的水平，才能超越西方國家的基督文明。

雖然在漢武帝時期才確立了儒家的“獨尊”地位，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儒家早就影響了西漢的一些政策。

首先明確的是，在西漢初年到漢武帝初年，整體上都是採用與民休息的黃老之道，黃老之道所主張的與民休息符合連年戰爭、百廢待興的社會狀況，我們翻看資料，可以發現從文帝二年到文帝十一年，對於文帝的記載較少，這也算是無為而治的一個佐證。

文帝十一年，賈誼臨死前就諸侯王的問題向文帝提出建議，有“今陛下高拱以成六國之禍”的話語，恰好文帝十一年以後對對於文帝的記載增多，或與儒生賈誼的建議有關。

在賈誼死後的第四年，文帝採取了他生前的建議，將齊分為六國，分淮南為三國。

景帝即位以後，採取了晁錯削藩的建議，將地方藩王的任免權收回中央。

從這些政策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出，隨著社會元氣的恢復，中央政府與地方勢力的矛盾加劇，加強中央集權成為一件迫切且必須的事情。

黃老之道在這個時候已經不符合社會和中央政府的需要，反而是主張積極進取加強集權的儒家更適應時代需要。

除了君臣矛盾、地方勢力膨脹需要集權以外，匈奴問題也必須正視，困擾漢朝多年的邊患問題不是靠清靜無為就能解決的。

加上主張黃老之道的老輩人的死去，黃老之道也跟著淡出歷史舞臺。

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儒家學說替代黃老之道再自然不過，這是時勢使然。

黃老學派，也就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的意識形態比較高，具有一定的超現實性，不適合一般的社會形態，和一般的思維觀念，也就是人類社會在沒有達到一定文明程度，或者人的思想意識不一定高度的時候，是無法正確理解道家思想的，在這種情況下，若推廣普和及道家思想，不但對社會和人，起不到正面推動作用，甚至還會起到相反作用。道家思想在世界哲學裡面也是最頂層的建築，具有絕對的意識高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正確理解的，所以，自古以來，道家思想只在社會上層，和一些高智慧人群中間流傳，而普通民眾接受或接觸的大多是道教思想，而不是道家思想。從老子的《道德經》裡面就可以看出來，道家思想是以天地自然為基礎的，對人與社會的主張也是不爭無為，迴歸自然。這在社會才剛走上軌道的漢朝來說，無疑是消極的，不利的，所以，漢武帝才果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這個決策非常正確，因為，你還沒有真正走向社會呢？談什麼迴歸自然？而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正好相反，道家是主張不爭無為，迴歸清淨自然，而儒家是主張自強不息，讓人走向社會，積極投身社會事務，在社會中彰顯人生價值，在當時，儒家思想無疑更適合社會發展與發展社會的需要，所以，漢朝才會廢除黃老，樹立孔孟。那麼，道家思想是不是就是無用的？是不是就是對社會消極的？不是，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人類文明越來越“社會”化，與大自然的距離越來越遠的時候，人類再繼續走下去，就有可能越陷越深，最終被困在自己打造的社會牢籠中出不來，或者與大自然完全隔絕開來，變成牢中囚，籠中鳥，到此時，道家思想就會重放光芒，顯示出前所未有的積極性與高瞻性。這就是中國兩大哲學體系的不同之處，一個是讓我們在社會形式低下時，積極構建社會，一個是讓我們在社會走向極端的時候，坦然迴歸自然。

這個題目不是很準確，西漢初年並沒有什麼黃老學派，也沒有什麼兩個學派之爭，最後一個勝出一個失敗。

今天的人離西漢太久遠了，無法去想象當時的社會情景是怎樣的。比如，一說到漢初黃老之學，就會覺得：無為而治、休養生息，難道不是很好嗎？非要折騰才行嗎？

話說漢高祖去世，兒子漢惠帝即位；丞相蕭何去世，曹參接任丞相。但是，曹參天天飲酒，不理政事。漢惠帝就很鬱悶，埋怨他不理政事，也不向自己詢問國家大事。於是，就透過曹參的兒子表達了這種困惑。曹參就問漢惠帝：“陛下和漢高祖，誰更賢能呢？” 漢惠帝當然會說：“我怎麼敢跟先皇相比”；曹參又問：“陛下看我和蕭何誰更賢能呢？”漢惠帝說：“您好像比蕭何差點。” 曹參很高興的說：“這不久結了嗎？既然先皇比您賢能，蕭何比我賢能，那我們何必自找一些事情呢？按照先皇和蕭何定下來的規矩，執行就好了。”

這基本上是對漢初實行黃老之治進行正面評價的最好例子了。

但是，西漢前期真的是天下海晏河清、老百姓安居樂業、一切機制都很完備或比較完備，所以可以無為而治了嗎？

當然不是，但很多今人就會有這種感覺、印象。

一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很多人都會談中央集權，談諸侯國尾大不掉。但是，削藩與儒家無關，儒家其實是支援封建制度的，支援列國華夏，並不支援中央集權。儒家的大一和中央集權不是一回事，大一統強調的是文化的普世性，而不是建立一個上下森嚴的制度。

這裡說的合法性，是因為漢朝的建立實際上是在秦朝和六國基礎上的，劉邦是有史以來第一個非貴族產生的天子，祭祀也是亂七八糟的。在當時的人看來，漢朝的建立不是那麼正，（後世說漢朝得國正，和這個不是一回事）。漢朝人會覺得，上天沒有命令啊，你們的祭祀也不對啊等等。

所以，只有儒家能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儒家的讖緯，比如“孔子為漢立法”；以及儒家要建立明堂、改革祭祀物件等，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二是法律。都說漢朝無為而治，其實這個說法高度概括，掩蓋了很多具體問題。比如，漢朝是全盤接受了秦朝法律的，比如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的“挾書律’，是到了漢惠帝的時候才廢除的。其他的各類法律，從現存的竹簡來看，秦漢沒有太大區別。

換言之，漢朝的法律同樣是嚴酷的，無非是執行上不像秦朝那麼狠，也沒有搞宏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以顯得比較和緩而已。

但黃老之學是不會對法律有什麼興趣的，只有儒家，主張對法律進行修訂、闡釋。尤其是闡釋，把法條按照儒家的意思予以解讀。從而讓這些秦法逐漸變成了漢律。這，也只有儒家能做。

三是經濟。漢代前期已經出現嚴重的貧富分化，以及朝廷建立鹽鐵專賣制度。這些，在儒家看來都是錯誤的，事實上，鹽鐵專賣等的確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漢朝的貧富分化，促進了漢朝的矛盾激化。而只有儒家才會旗幟鮮明的予以反對。

……

還可以繼續舉例，本答案容量有限，就不再多舉例了。

總之，並不存在一個黃老的學派，也沒有兩個學派的鬥爭。儒家的上位是在當時的具體情況下，在朝野普遍的信仰下，逐漸發生的。

漢景帝時，黃老學派在一場辯論中，完敗給儒家學派。黃老這場辯論失敗，對後世的價值觀，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法家和黃老一樣，都是幫君主馴服奴才。以刑法捍衛君權。奴役臣民。

法家：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殺之柄。黃老：主上，執大分，以刑賞，以生殺。

法家：商鞅綜合症（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以奸治民，則民親制。黃老：奪，然後予。貧，然後富。天下可舉！

黃老學派和法家都認為，臣民是君主的狗奴才。君主無論多麼殘暴，臣子都不用弒君。湯武殺桀紂，是臣子弒君。是大逆不道。

儒家和道家認為，湯武誅殺暴政虐民的桀紂，是為民造福。孔子歌頌湯武革命。

漢景帝時期，黃老學派的黃生代表法家、黃老。儒家大師代表轅固代表儒家、道家。在朝堂之上，展開了一場湯武弒君VS湯武伐桀紂之辯。

黃生依據法家和黃老思想。指出湯武是臣子。而桀紂是君主。君主有過，臣子應當勸諫。而不能弒君。

轅固則稱，君主有過，臣子當然不能弒君。應當勸諫。但桀紂並非有過。而是有大罪。必須誅殺。

黃生則稱，孔孟歌頌湯武伐桀紂，是教唆臣子弒君，是大逆不道。儒生們全是亂臣賊子。儒以文亂法——當誅！

在不利形勢下，儒家大師轅固反戈一擊。質問道：以子之言。漢高帝劉邦反抗暴秦。漢高帝也是亂臣賊子嗎？

黃生理屈詞窮，啞口無言。這場辯論黃老學派完敗給儒家學派。

此後，法家和黃老再也不敢提湯武弒君之論。否則誹謗漢高祖。

此後的兩千多年裡，直至今日，湯武伐桀紂，造福於民。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價值觀。

只有一點政治需要。在早期的儒家學派並不簡簡單單的是講忠孝仁義。東周時期晉國要打魯國，孔子派弟子子貢說晉救魯。到後來是經過篩選，符合當時的社會。以法家思想治國，對下用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