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足利將軍家顯得先天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的領地制度發生了重要變化。自從日本的班田制瓦解，律令制國家的經濟基礎就喪失了。其結果有三個方面，第一是新開墾的土地逐漸以莊園的形式逃脫國家的徵稅，進而侵蝕律令制國家的財政基礎。第二是莊園透過寄進的形式託庇於權門寺社的庇護之下，促進了權門和寺社勢力的強大。第三則是國家雖然財政收入逐漸枯竭，但財政負擔卻沒有變輕。所以只能把依然掌握在國家手中的土地也組織成國衙領，採取類似莊園式的運作。從莊園興起到戰國時代戰國大名對農民建立其直接的統治之間的所有歷史都只有以這個經濟基礎為前提才能理解。

（律令制的理想是效法中國建立一個以班田製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制的國家，但是正如班田制在中國瓦解了一樣，日本的班田制也很快趨於瓦解，在整個國家的土地所有走向莊園的同時，權門勢族也就隨之崛起）

日本地方的豪族為了讓自己的土地免於承擔沉重的稅收和受到國司的管理，把自己的土地作為莊園寄進給權門寺社，然後自己作為莊園的管理者和這些提供庇護的莊園領主分享莊園的收益。同時在上繳年供的同時，這些莊園的管理者也以其他形式向為他們提供庇護的權門寺社提供服務。而提供武力警衛的服務就是其中之一，比如攝關政治時期的“大番舍人”就是從莊園抽調的。武士階層也就是從這些以武力為庇護自己的權門寺舍提供服務的的莊園管理者階層中誕生的。而源氏和平氏和這些地方上的武士又有所不同。他們是朝廷的以軍事為家業的低階貴族。他們和這些為朝廷貴族提供武力服務的地方豪強結成私下的主從關係，實際上扮演一個類似包工頭的角色。也就是一方面利用自己的京都貴族身份作為這些地方武士和權門之間的中介，另一方面又以這些託庇於自己麾下的武士的武力為自己爭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權力。平氏是如此，源氏雖然居住在鎌倉，統帥東國。但事實上依然如此，比如《平家物語》裡就說在鎌倉前兵衛佐坐在中間，然後是源氏的貴公子，關東的大名小名只能在這些源氏的貴種之下忝居末座。

（侍奉於權門之下的武士）

鎌倉幕府建立之後源賴朝希望以地頭、御家人的體系把他對天下莊園的管理權正當化。也就是說隨著源賴朝成為天下“總地頭”，源賴朝得到了天下所有莊園的管理權。因為地頭的權利包括三項，第一是警察維持治安的權力，第二是徵收年供的權力，第三是下地管理權。第一項是公權力第二第三項是私權力。前者的服務物件是作為武家棟樑的將軍，而後者的服務物件卻是各不相同的。因為莊園原本就是託庇於不同的權門寺社的。雖然治承壽永之亂平氏敗亡，平氏掌握的大量莊園被沒收，讓幕府可以對這些莊園進行自由支配，任命莊園管理人的地頭也自然可以隨心所欲。但掌握在院、攝關家和大寺社手中的莊園幕府也希望以“總地頭”的形式獲得地頭任命權。但是卻沒能如願，在治承壽永之後幕府依然不能染指很多莊園。源賴朝試圖以制度的形式把將軍作為天下的地方武士和朝廷的權門寺社之間的中介的目的並沒能達到。雖然隨著鎌倉幕府對朝廷的不斷壓制，鎌倉幕府能夠控制的莊園越來越多，但直到鎌倉幕府滅亡，很多莊園依然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

（日本土地所有制度的這種二元化實際上一直持續到了應仁之亂，之後整個日本的土地所有關係徹底被打破，戰國大名開始對農民建立起直接的統治。所以內藤湖南主張應仁之亂是日本歷史的分水嶺是非常客觀的。）

之所以要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莊園才是鎌倉以來整個日本各種勢力的財源。天皇和院、攝關家、其他權門寺舍的財源來自莊園，將軍、守護、御家人的財源也來自莊園。只不過權門寺社得財源是莊園交給他們的年供，而將軍守護御家人拿到的是他們從莊園徵收的兵糧米。還有將軍自己作為莊園主收到的年供，和這些守護御家人作為地頭、莊官透過掌握莊園管理權得到的收益。

而且鎌倉幕府的守護只是一個職位，他能夠從守護職當中得到好處，但並不能把自己擔任守護的“國”變成領國。因為他們領國內的各莊園都和自己的領主存在著直接的聯絡。同時這些莊園的管理者作為御家人又和將軍保持著直接的關係。

（源賴朝像，但只是傳說是源賴朝像，也有人主張是足利直義像）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足利將軍家顯得缺乏直轄領地了。足利家的財源原本就建立在他們世襲管理的那些莊園的基礎上。足利本家，以及以足利宗家為“總領”的那些分家所掌握的莊園，還有足利家長期擔任守護的三河這樣的國。構成了足利家在舉兵背叛北條氏時的領地和財源。而隨著北條家敗亡，足利家通過後醍醐天皇的封賞得到的領國和莊園。還有舉兵背叛朝廷並且建立北朝和幕府之後得到的更多的莊園和領國，構成了室町將軍的直轄領。

（足利尊氏像）

但是這些領地一方面要維持幕府的財政，一方面還要支撐南北朝的長期戰爭的軍費，還要作為對在戰爭中有功之臣進行賞賜的賞賜，顯然是難以為繼的。但這還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戰爭本身是有利可圖的，南朝方的公家權門和寺社的莊園也可以彌補將軍家的損失。真正讓將軍家陷入長期貧血狀態的原因是守護勢力的崛起以及足利家的內訌。

守護即使在室町幕府建立的時候也只是一個職位而已。幕府真正的直轄領地是那些掌握在將軍家手中的莊園。那些莊園的地頭要到幕府出仕、奉公。京都的將軍御所有各地的領主出仕奉公，鎌倉公方的鎌倉府也有大量的領主出仕奉公。只不過因為南北朝長期爭亂，守護的責任變得越來越大，權力自然也就越來越大。

（洛中洛外圖屏風中的室町第或者室町御所）

為了強化守護的權威，幕府就只能默許守護對自己的領國之內的領主的支配權。這樣一來守護大名就篡奪了很多原本屬於京都的權門寺社甚至將軍家的權力。而且足利尊氏和足利直義兄弟的內亂，讓很多足利一門的守護大名都站錯了隊。還有高氏兄弟的被殺，也讓代代出任足利家執事的高家敗落，削弱了將軍家的勢力。

（應仁之亂不僅僅是室町幕府走向衰亡的轉折點，也是戰國的開端，更是從王朝的班田制瓦解以來建立起來的莊園制徹底衰亡的一個標誌，此後的日本經過戰國時代的戰亂，實現了幕府對農民的直接支配）

一方面是守護的崛起，一方面是將軍對守護們控制能力的下降。同時再伴隨以莊園制度本身的瓦解。就讓室町幕府對地方的控制能力不斷衰退，因此室町幕府的將軍只能依靠透過加強自己對守護大名的控制，來間接的挽回自己對地方的控制權。比如將軍家推行的守護在京制度就是如此。所謂守護在京，就是讓守護大名在京都修築居館，集中居住在京都，沒有幕府的批准不得擅自歸國。鎌倉府也推行了類似的制度，讓關東的大名集中在鎌倉修築居館。再比如對強力守護大名進行的分化和促使其內訌進而進行削弱這些手段，其實都是因為室町幕府先天不足，自身缺乏對地方的控制能力的結果。

第一是將軍家的莊園，叫御料所，插花式的分佈在各國，由代官管理。德川氏最早就可能是三河國將軍莊園的莊官地頭出身。其實其他大名，權門山門的莊園也大多如此，全國各地都有，並不相連。可能這個莊園在九州，那個在奧羽，由庶族或家臣管理，主家住在京都，坐享其成。戰國亂世中這些莊園大多被戰國大名掠奪。

第二是與明朝的勘合貿易，將軍家佔去大頭，有力守護大名大內氏，細川氏以及寺社也有參與。勘合貿易對日本來說簡直暴利，完全是大明扶貧送溫暖，所以足利幕府寧可無視天皇，對大明皇帝俯首稱臣，也要爭得勘合貿易的權利。

第三是對京都商人，市民的臨時性稅收，比如段錢，棟別錢等，類似於營業稅，房產稅。比如應仁之亂時的日野富子就以將軍御臺所的名義在京都七口設卡收稅，富得流油，但她把聚斂來的錢大部分回報公家朝廷了。如上所述，足利將軍在京都也有權力死角，這項財政來源也是不固定的。

總之室町幕府很弱，真正維持全國統一局面，也就南北朝統一到嘉吉之亂短短五十年光景，根子就是自身的地盤，財源和直屬武力太弱，全靠武家棟樑的高貴血統以及縱橫捭闔的權力平衡術勉強維持權威。到應仁之亂後，這些優勢都沒了，名存實亡，苟延殘喘了一百年，終於被織田信長廢除。

室町幕府是足利尊氏在日本南北朝時期建立起的政權，可以說是崛起於亂世中。當時的日本尚未平定，足利尊氏便將足利氏一門以及幕府的重臣派往各地，建立根據地，最終在其孫子足利義滿時期統一了日本。

室町幕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仰仗幕府直轄領（即分佈在全國各地的領地）每年的收入，以及段錢、棟別錢、關錢、地口錢、守護出錢等等臨時稅收。可以說，室町幕府的財政基礎，其實相當地不穩定。

幕府的直轄領，被稱為“御料所”，御料所的總數並不明確，目前為止可以有跡可循的大約只有兩百餘個莊園而已。足利將軍在室町幕府的初期，為了讓各地的戰爭效率更高，給予了幕府任命的各國守護莫大的許可權，其中就包括將領地內的莊園年貢一半收作軍費的“半濟權”。這種做法讓幕府在面對南朝時，戰爭效率非常高效，一直佔據優勢。

到了日本戰國時代，應仁之亂結束以後，室町幕府對各地的御料所控制力也逐漸減弱，這些莊園大多數都被各地的守護、守護代勢力佔領。為了彌補失去御料所的財政虧空，八代將軍足利義政下令將幕府所在的山城國中的寺社、公家領地年收入的五分之一作為幕府的稅收，引起了公家與寺社的反抗。

再後來，隨著守護在京制度的解體，甚至出現了幕府無法任命山城國守護之事，各個大名都忙於自己領地的內政，不願出任守護。最後，無人可用的足利義政，只能將山城國作為幕府的直轄領國，這就是戰國時代的幕府直轄領。當然，此時已然是戰國時代，室町幕府對山城國的控制也十分有限，明應政變以後，幕府將軍想要在京都立足，甚至得仰仗有力大名的軍事支援才能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