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僅僅從表現上來理解恆大的“難題”，很可能又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甚至外界在肯定足協實施“新政”的同時，一邊倒地指責恆大。事實上，多數人都錯了。因為題主所表達的意思看起來簡單，實際上卻非常複雜，涉及到某些目前無法解決睥政策性問題。所以，本文試著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解讀。
第一、從戰略角度談足協與俱樂部的關係：足協仍在錯誤的行使權力，或者說，足協的改革讓俱樂部無所適從
這話說出來，不但90%的人難以理解，足協也會感到“委屈”。咱們足協幾十年都如此管理俱樂部，憑啥現在說是“錯誤地行使權力”呢？足協行使權力，又怎麼會讓俱樂部無所適從呢？
1、足協與職業聯盟。8月22日足協完成了換屆選舉，確立了陳戌源“專職”足協主席的地位。在其後就“宣言”中，陳主席多次提到將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讓聯賽變得更加公平、更加健康。足代會也制定了“政社分開、權責分明、依法自治”的12字方針。從制度上、理論上說，本屆足協具有更多的自主權、自理權和自律權。
因而，陳主席在足代會後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多次談到職業聯盟的成立及其與足協的關係。陳主席的“認為”就是：足協與職業聯盟的關係，就是合作伙伴關係，職業聯盟按照職業聯盟的規則去執行。“足協以後要扮演好兩個角色：一是按照法規規則監管，二是要服務好聯盟，讓聯盟分管的職業聯賽有一個更加健康的可持續發展。”
但是，11月25日召開的16家中超俱樂部投資人代表會議上，讓人感覺包括職業聯盟在內的系列“新政”即將出臺，足協秘書長劉奕也曾公開表示職業聯盟11月底將成立（陳主席當選後表態今年10月份完成組建）。但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不但職業聯盟沒有了下文，甚至“新政”也擱淺了。
扯這些是啥意思呢？首先，管理中超俱樂部是職業聯盟的事情，不再是足協的事情；其次，原本成立職業聯盟在前，“新政”在後。如果現在足協不談職業聯盟了，進而加快“新政”的制定並實施，可以說是本末倒置、越俎代庖。
也就是說，足協一開始就走錯了。而如果將職業聯盟的建設再往後推，甚至暫時不考慮成立職業聯盟，新足協班子所謂的改革就是不徹底的，空喊口號而已。
2、恆大的走到了足協的前面。從運營角度而言，恆大的某些理念是先進的，它意圖按照現代企業的制度來管理中超俱樂部。但是，恆大犯了一個戰術上的錯誤，用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在體制化的管理“籠子”裡運作。
這又如何理解呢？個人認為，足協新政之所以“難產”，除了個別俱樂部反對或者說有不認同的聲音之外，最大的阻力很可能非來自足協自身。這話不好理解是吧？這就對了，咱也不能說得太明白，你懂的。這裡只能簡單舉一個例子來佐證一下：歸化球員的政策，很可能不是足協能夠完全作主。
當許家印認為艾克森應該打首發中鋒，而不是右邊鋒甚至替補的時候，你認為卡納瓦羅會怎麼想？當然，卡納瓦羅後來也承認了，正是因為“企業文化學習”，使有了更多的反思空間和時間。很可能，卡納瓦羅也想說，恆大之所以取得本賽季中超聯賽的冠軍，是因為恆大讓他參加“集團企業文化學習班”。
恆大完全按照市場化的運作方式來管理俱樂部，事實證明他在正確的前提下犯了行動上的錯誤。換言之，恆大的身體還是“計劃經濟”，思維卻是市場經濟。在這個前提下，無論恆大怎麼努力，註定都要犯錯。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恆大能夠越過主教練對球隊的排兵佈陣指手劃腳，那卡納瓦羅豈不是被架空了？或者說，卡納瓦羅的權力受到了某種約束。儘管，這種約束的最終結果可能是正確的，比如奪冠了。就像李明說的，國安如果不換帥，可能前三都進不了。徐雲也認為，俱樂部換帥的“格局更大”。
第二、足協想讓聯賽更公平，恆大（不止是恆大球迷）卻覺得受到了限制；整個中超，只有恆大是規範的
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上述第一大點。簡單說，目前足協還是在沿用舊有的體制來行使對俱樂部的管理。恆大卻總也轉不過彎來，因為它一直走在足協的前面，它總認為俱樂部的事情，不應該用足協來管。
比如上述外援政策、薪酬政策、歸化球員政策，至少到目前為止，仍是一鍋漿糊。是繼續保持上賽季的“注4上3”，還是“3+1”？本土球員年薪1000萬封頂、U23以下100萬封頂？還是如某些媒體（包括本人曾說過）說的，不進行具體限薪，但從投入、支出兩大方面進行限制，即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嚴控投入、加大支出的考核力度，讓俱樂部不得不限薪？歸化球員，是“注2上1”還是將歸化球員與外援結合起來考慮？等等。
這其中，外援和歸化這兩項政策對恆大可謂“腰斬”。特別是歸化政策如果真的按照“注2上1”，那那麼多錢歸化的6、7名歸化球員，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令恆大以及部分球迷難以理解的是，高拉特、小摩托、蔣光太於國足意義非常重大。特別是高拉特和蔣光太，極有可能決定著國足是否能進軍卡達世界盃！
如果不抬扛，不管恆大的做法對與錯，它當初歸化高拉特、蔣光太、小摩托、阿蘭、洛國富等，包括艾克森，應該至少是得到過某部門的某種暗示——個人認為，應該不只是“暗示”，很可能至少是“面談”，說不定還有“會議紀要”之類的文字。現在的做法，給人感覺是一夜之間徹底推翻了原方案，恆大成了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但如果任由恆大支配著一堆歸化球員，對其他中超俱樂部又存著是競爭的不公平。有了上述6、7名歸化球員，甚至艾克森、高拉特、小摩托能夠同時以歸化球員身份參加聯賽，而這個歸化球員的身份又不佔用外援名額。說實話，所有中超球隊，聯賽只剩下爭亞軍的份了。至少現在就可以下結論，2021年世俱杯那個東道主的名額，毫無疑問就是恆大的了，至少2000萬美元的參賽獎到手了。
這麼做，有違陳主席的“宣言”精神即讓聯賽更公平、更健康；但如果不這麼做，對恆大又是不公平的。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簡單地用“少數服從多數”來作藉口。正因如此，兩天前，滬媒稱“恆大與足協協商放寬歸化球員限制”。作為一個組織，不能“有需要”的時候找恆大，“不需要”的時候一腳踢開了事。
事實上，恆大一直認為這種事情應該由職業聯盟來做。之所以還在找足協，是因為現在還沒有職業聯盟。
這有點像早些天某省鬧的那個“笑話”：沒有消防證，工商部門不給註冊。而沒有營業執照，消防部門是不可能辦理消防證的。你說，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恆大找誰說理去？
第三、幾點個人體會
1、中國足球改革，談了很久了，似乎每一屆足協班子都在談。具體到職業聯盟，上屆班子就說——準確地說，是18賽季聯賽總結會上提出，今年初就要成立，甚至職業聯盟的章程草案都已經擬好了。到了新班子，同樣在談，同樣提出了具體的成立時間節點。
事實是，中超俱樂部按職業俱樂部規則來運行了，它的“帽子”卻還是舊的。也就是上述所說，市場經濟還在計劃的籠子裡執行。最簡單的說法，國企已經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革了，公司制了，獨立法人了，但它還是市、縣一級的ZF部門管轄的一個企業。舊瓶裝新酒，明白了吧？
2、所謂“新政”，現在已經簡化到歸化球員的“潔本”了。說白了，目前只剩下恆大與足協在“較勁”。至於其他，問題應該不大。比如申花提出的，朱辰傑不應該只拿100萬年薪。如果確實可以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那足協拿出一個方案，縮小到某幾名球員可以“特例特辦”，分歧應該不大。
但是，如果真的一刀切，把恆大的一堆歸化球員統統來個“注2上1”，這真的於情不宜。咱這麼說，不是為恆大站臺，更不是為恆大奔路呼號之類的行當。說實話，本人也看不慣恆大的某些做法。但那是歷史造成的，有其歷史淵源。恆大其中可能也有錯，但一個巴掌拍不響。現在你要改革了，一刀切了，新班子不理舊帳了，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否則，某某某鄉鎮那個小飯館老闆手裡那幾十萬的“白條”就這麼算了？
3、足協是不是在限制恆大？我認為不是。應該說，足協這麼做，也是正確的。
正因為原來某些政策走偏了，才引起諸如此類的矛盾。現在為了追求聯賽“更公平、更健康”，就必須走得正、坐得直。否則，何必要換屆？何必要改革？
但是，這就像上述的國企改革一樣，我認為必要的某些“遷就”在一定的時期內還應該允許存在。再說了，原來的歸化政策，上述聯賽總結會上也是提出了先進行試點。既然如此，我認為這個政策應該繼續執行，把“試點”變成全面鋪開，所有中超俱樂部都允許有歸化球員。但要對個體的操作再加細化，比如年齡、人員等。又因為恆大的歸化球員目前看來確實是多了一點，可以“適當考慮”其實際情況。比如，假定足協允許的一場比賽歸化球員至多2名，則於2名歸化球員的俱樂部，可以與外援的使用掛鉤。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少某傢俱樂部有幾名超級外援，又有多名歸化球員、並且同時可以上場的尷尬局面。至少，也讓其他中超俱樂部不至少認為“俺們只能爭亞軍”。
4、加快職業聯盟建設。個人認為，中國足球水平提高慢，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管理體制的滯後。足協希望不斷出現新人、青訓得到重視。但俱樂部要考慮眼前利益、切身利益，不得不用技術更好、能力更強的老將。這個惡性迴圈之間，突現的是落後管理的客觀存在，與中國足球的戰略目標的主觀願望之間是兩條平行線。只要這個體制存在，主客願望就不可能得到實現，至少不是持續、科學的發展。
只要成立的職業聯盟，讓聯盟管理俱樂部的具體事務，真正讓俱樂部自己作主，中國足球的後備人才匱乏的問題才能從根子上得到解決，中國足球才能取得進步。
但如果僅僅從表現上來理解恆大的“難題”，很可能又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甚至外界在肯定足協實施“新政”的同時，一邊倒地指責恆大。事實上，多數人都錯了。因為題主所表達的意思看起來簡單，實際上卻非常複雜，涉及到某些目前無法解決睥政策性問題。所以，本文試著從兩個方面來進行解讀。
第一、從戰略角度談足協與俱樂部的關係：足協仍在錯誤的行使權力，或者說，足協的改革讓俱樂部無所適從
這話說出來，不但90%的人難以理解，足協也會感到“委屈”。咱們足協幾十年都如此管理俱樂部，憑啥現在說是“錯誤地行使權力”呢？足協行使權力，又怎麼會讓俱樂部無所適從呢？
1、足協與職業聯盟。8月22日足協完成了換屆選舉，確立了陳戌源“專職”足協主席的地位。在其後就“宣言”中，陳主席多次提到將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讓聯賽變得更加公平、更加健康。足代會也制定了“政社分開、權責分明、依法自治”的12字方針。從制度上、理論上說，本屆足協具有更多的自主權、自理權和自律權。
因而，陳主席在足代會後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多次談到職業聯盟的成立及其與足協的關係。陳主席的“認為”就是：足協與職業聯盟的關係，就是合作伙伴關係，職業聯盟按照職業聯盟的規則去執行。“足協以後要扮演好兩個角色：一是按照法規規則監管，二是要服務好聯盟，讓聯盟分管的職業聯賽有一個更加健康的可持續發展。”
但是，11月25日召開的16家中超俱樂部投資人代表會議上，讓人感覺包括職業聯盟在內的系列“新政”即將出臺，足協秘書長劉奕也曾公開表示職業聯盟11月底將成立（陳主席當選後表態今年10月份完成組建）。但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不但職業聯盟沒有了下文，甚至“新政”也擱淺了。
扯這些是啥意思呢？首先，管理中超俱樂部是職業聯盟的事情，不再是足協的事情；其次，原本成立職業聯盟在前，“新政”在後。如果現在足協不談職業聯盟了，進而加快“新政”的制定並實施，可以說是本末倒置、越俎代庖。
也就是說，足協一開始就走錯了。而如果將職業聯盟的建設再往後推，甚至暫時不考慮成立職業聯盟，新足協班子所謂的改革就是不徹底的，空喊口號而已。
2、恆大的走到了足協的前面。從運營角度而言，恆大的某些理念是先進的，它意圖按照現代企業的制度來管理中超俱樂部。但是，恆大犯了一個戰術上的錯誤，用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在體制化的管理“籠子”裡運作。
這又如何理解呢？個人認為，足協新政之所以“難產”，除了個別俱樂部反對或者說有不認同的聲音之外，最大的阻力很可能非來自足協自身。這話不好理解是吧？這就對了，咱也不能說得太明白，你懂的。這裡只能簡單舉一個例子來佐證一下：歸化球員的政策，很可能不是足協能夠完全作主。
當許家印認為艾克森應該打首發中鋒，而不是右邊鋒甚至替補的時候，你認為卡納瓦羅會怎麼想？當然，卡納瓦羅後來也承認了，正是因為“企業文化學習”，使有了更多的反思空間和時間。很可能，卡納瓦羅也想說，恆大之所以取得本賽季中超聯賽的冠軍，是因為恆大讓他參加“集團企業文化學習班”。
恆大完全按照市場化的運作方式來管理俱樂部，事實證明他在正確的前提下犯了行動上的錯誤。換言之，恆大的身體還是“計劃經濟”，思維卻是市場經濟。在這個前提下，無論恆大怎麼努力，註定都要犯錯。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恆大能夠越過主教練對球隊的排兵佈陣指手劃腳，那卡納瓦羅豈不是被架空了？或者說，卡納瓦羅的權力受到了某種約束。儘管，這種約束的最終結果可能是正確的，比如奪冠了。就像李明說的，國安如果不換帥，可能前三都進不了。徐雲也認為，俱樂部換帥的“格局更大”。
第二、足協想讓聯賽更公平，恆大（不止是恆大球迷）卻覺得受到了限制；整個中超，只有恆大是規範的
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明白上述第一大點。簡單說，目前足協還是在沿用舊有的體制來行使對俱樂部的管理。恆大卻總也轉不過彎來，因為它一直走在足協的前面，它總認為俱樂部的事情，不應該用足協來管。
比如上述外援政策、薪酬政策、歸化球員政策，至少到目前為止，仍是一鍋漿糊。是繼續保持上賽季的“注4上3”，還是“3+1”？本土球員年薪1000萬封頂、U23以下100萬封頂？還是如某些媒體（包括本人曾說過）說的，不進行具體限薪，但從投入、支出兩大方面進行限制，即採取釜底抽薪的辦法，嚴控投入、加大支出的考核力度，讓俱樂部不得不限薪？歸化球員，是“注2上1”還是將歸化球員與外援結合起來考慮？等等。
這其中，外援和歸化這兩項政策對恆大可謂“腰斬”。特別是歸化政策如果真的按照“注2上1”，那那麼多錢歸化的6、7名歸化球員，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令恆大以及部分球迷難以理解的是，高拉特、小摩托、蔣光太於國足意義非常重大。特別是高拉特和蔣光太，極有可能決定著國足是否能進軍卡達世界盃！
如果不抬扛，不管恆大的做法對與錯，它當初歸化高拉特、蔣光太、小摩托、阿蘭、洛國富等，包括艾克森，應該至少是得到過某部門的某種暗示——個人認為，應該不只是“暗示”，很可能至少是“面談”，說不定還有“會議紀要”之類的文字。現在的做法，給人感覺是一夜之間徹底推翻了原方案，恆大成了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但如果任由恆大支配著一堆歸化球員，對其他中超俱樂部又存著是競爭的不公平。有了上述6、7名歸化球員，甚至艾克森、高拉特、小摩托能夠同時以歸化球員身份參加聯賽，而這個歸化球員的身份又不佔用外援名額。說實話，所有中超球隊，聯賽只剩下爭亞軍的份了。至少現在就可以下結論，2021年世俱杯那個東道主的名額，毫無疑問就是恆大的了，至少2000萬美元的參賽獎到手了。
這麼做，有違陳主席的“宣言”精神即讓聯賽更公平、更健康；但如果不這麼做，對恆大又是不公平的。在這個問題上，不能簡單地用“少數服從多數”來作藉口。正因如此，兩天前，滬媒稱“恆大與足協協商放寬歸化球員限制”。作為一個組織，不能“有需要”的時候找恆大，“不需要”的時候一腳踢開了事。
事實上，恆大一直認為這種事情應該由職業聯盟來做。之所以還在找足協，是因為現在還沒有職業聯盟。
這有點像早些天某省鬧的那個“笑話”：沒有消防證，工商部門不給註冊。而沒有營業執照，消防部門是不可能辦理消防證的。你說，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恆大找誰說理去？
第三、幾點個人體會
1、中國足球改革，談了很久了，似乎每一屆足協班子都在談。具體到職業聯盟，上屆班子就說——準確地說，是18賽季聯賽總結會上提出，今年初就要成立，甚至職業聯盟的章程草案都已經擬好了。到了新班子，同樣在談，同樣提出了具體的成立時間節點。
事實是，中超俱樂部按職業俱樂部規則來運行了，它的“帽子”卻還是舊的。也就是上述所說，市場經濟還在計劃的籠子裡執行。最簡單的說法，國企已經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改革了，公司制了，獨立法人了，但它還是市、縣一級的ZF部門管轄的一個企業。舊瓶裝新酒，明白了吧？
2、所謂“新政”，現在已經簡化到歸化球員的“潔本”了。說白了，目前只剩下恆大與足協在“較勁”。至於其他，問題應該不大。比如申花提出的，朱辰傑不應該只拿100萬年薪。如果確實可以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那足協拿出一個方案，縮小到某幾名球員可以“特例特辦”，分歧應該不大。
但是，如果真的一刀切，把恆大的一堆歸化球員統統來個“注2上1”，這真的於情不宜。咱這麼說，不是為恆大站臺，更不是為恆大奔路呼號之類的行當。說實話，本人也看不慣恆大的某些做法。但那是歷史造成的，有其歷史淵源。恆大其中可能也有錯，但一個巴掌拍不響。現在你要改革了，一刀切了，新班子不理舊帳了，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否則，某某某鄉鎮那個小飯館老闆手裡那幾十萬的“白條”就這麼算了？
3、足協是不是在限制恆大？我認為不是。應該說，足協這麼做，也是正確的。
正因為原來某些政策走偏了，才引起諸如此類的矛盾。現在為了追求聯賽“更公平、更健康”，就必須走得正、坐得直。否則，何必要換屆？何必要改革？
但是，這就像上述的國企改革一樣，我認為必要的某些“遷就”在一定的時期內還應該允許存在。再說了，原來的歸化政策，上述聯賽總結會上也是提出了先進行試點。既然如此，我認為這個政策應該繼續執行，把“試點”變成全面鋪開，所有中超俱樂部都允許有歸化球員。但要對個體的操作再加細化，比如年齡、人員等。又因為恆大的歸化球員目前看來確實是多了一點，可以“適當考慮”其實際情況。比如，假定足協允許的一場比賽歸化球員至多2名，則於2名歸化球員的俱樂部，可以與外援的使用掛鉤。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減少某傢俱樂部有幾名超級外援，又有多名歸化球員、並且同時可以上場的尷尬局面。至少，也讓其他中超俱樂部不至少認為“俺們只能爭亞軍”。
4、加快職業聯盟建設。個人認為，中國足球水平提高慢，最主要的原因在於管理體制的滯後。足協希望不斷出現新人、青訓得到重視。但俱樂部要考慮眼前利益、切身利益，不得不用技術更好、能力更強的老將。這個惡性迴圈之間，突現的是落後管理的客觀存在，與中國足球的戰略目標的主觀願望之間是兩條平行線。只要這個體制存在，主客願望就不可能得到實現，至少不是持續、科學的發展。
只要成立的職業聯盟，讓聯盟管理俱樂部的具體事務，真正讓俱樂部自己作主，中國足球的後備人才匱乏的問題才能從根子上得到解決，中國足球才能取得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