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故事最多出自於晉國，晉國是中原霸主，中原文明的代表，史書記錄完善。後期魏趙韓三家雖分晉，但史書仍稱其為三晉。

宋國相對比較多，像《拔苗助長》、《守株待兔》。從戰國中期開始，諸子散文中出現大量作為論據的寓言故事。這些用於加強說服力的寓言中包含了當時人對身邊事物的認知，具有特殊的史料價值。宋華人在寓言中常以莽撞、迂腐的愚人角色出現，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國的某個側面，同時更是受是當時的政局、地域文化等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

關鍵詞：先秦寓言；宋國 ；愚人

戰國中期以後的先秦諸子散文中，越來越多地透過完整的故事來表達觀點，這些含義深刻的小故事則是今天所稱的中國古代寓言，它包含了很多值得探討的歷史問題。宋國作為一個東周列國中不很大的國家，在寓言故事中卻頻頻出現，而且極具代表性，本文將透過先秦諸子寓言這一鏡相窺探宋國的形象，並試圖解釋這一形象形成背後的原因。

一、先秦寓言和它的鏡相特徵

寓言”一詞最早見於《莊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籍外論之。”郭象的《莊子注》解釋為“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言出於己，俗不多受，故借外耳。”這種說法基本上為後來的注家和學者接受。“寓言十九”道出了寓言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的作用——取信於人。這意味著先秦寓言和現代意義上的寓言不同，它並非獨立的文學作品，而是緊緊依附於理論部分的論據。東周是百家爭鳴的時代，引用故事是諸子百家講學論道，遊客策士陳情說理的有效手段，今天所見的先秦寓言即由此而來，它的功用在於提高語言的生動性、加強思想的說服力，以辯倒論敵、說服人主，為爭鳴或遊說服務。

先秦寓言的功用直接決定了它的取材。諸子散文中寓言的材料來源主要有3種：原創故事、民間故事、歷史故事。在西方傳統的寓言，也就是現代意義上寓言中，原創故事佔大多數，且主人公通常由動物擔當，如古希臘的《伊索寓言》中原創的動物故事佔到了三分之二以上。先秦寓言則截然不同，多從後兩種故事中取材，且以人為本，身份確鑿是其一大特色：決大多數的故事的主人公是人，而其中又以廣為人知的歷史人物為多。即使是無名可考的民間人物，也不象外國寓言中直接用農夫、漁人、父子等字樣簡單帶過，幾乎每個人物都說明了國籍。這一特點反映出先秦寓言的實用性：在說服力上，身邊的甚至是耳熟能詳的故事無疑比虛構的故事更勝一籌；而歷史上關乎國家大事底經驗教訓更是遊說的主要物件各國君主們所關心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上，先秦寓言與當時的狀況以及更早以前的歷史都息息相關，也必有所反映。

功利的目的還要求作者在引用故事為論據時，必須考慮到讀者的接受心理。一方面，故事的人物和他的行為要有典型性和震撼力，方可使讀者印象深刻。另一方面，故事要符合讀者的認知。在敘述一個國家的故事時，如其中的情節和讀者對該國的印象相距過大，就很難使人信服和理解。這兩方面意味著先秦寓言作為一種歷史的鏡相，具有兩個特點：第一，先秦寓言中的人物和故事是經過加工的，在表現作者立意的情節上有所誇張和強化，使之戲劇色彩更濃，一些故事素材取自當時各國的史書，就更是二次加工的結果。因而寓言中的具體歷史事件是不足為信的。第二，寓言中隱含了當時人們對事物的基本觀念，就好象動物寓言中狐狸總是狡猾的象徵，人物故事也一樣，不同國籍不同職業的人也會有特殊的概念化的形象。在這點上，先秦寓言對歷史的反映比專門記述歷史經過的史書更為直接。

二、先秦寓言中的宋人

宋國是先秦寓言中出現次數較多的國家之一，在寓言集中的《孟子》、《列子》、《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戰國策》裡，都有宋華人的形象出現。寓言中的人物形象以論證方式來分，主要是正面教材和反面教材兩種，反面教材中又主要有奸人和愚人兩種。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在語言故事中大多作為反面教材出現，且不是奸人而是愚人。

宋國的愚人主要有下面兩種型別：

一是迂腐機械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重帶自束”中的宋人望文生義,看到古書上“紳之束之”的字樣,便用雙重腰帶捆纏自己的腰,而不知“紳”是名詞,是用來記言記事的腰帶,相當於今天的筆記本。再如《戰國策·魏三》“宋人名母”中的宋國學子,三年學滿歸來,直呼母名。他不但不知此舉迂腐不敬，反理直氣壯地說：“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

二是莽撞無知者：《孟子·公孫丑上》“揠苗助長”中的宋人置客觀規律於不顧,急於求成而適得其反；《韓非子·五蠹》中“守株待兔”的宋農夫因偶然得到一隻撞死的兔子,便荒廢田業,守在樹下等待再來撞死的兔子。

以上所舉的是民間故事中的愚人，除此之外還有一位歷史上的著名愚人，宋襄公。他在泓水之戰中一意孤行，堅持君子所謂的“仁義”以致錯失了戰機。宋國愚人的兩種特質都從他身上體現出來。

另有一類宋人，他們的行為還不至於愚蠢，但也絕對不明智。如《莊子·逍遙遊》“不龜手藥”中的宋人有祖傳的製藥秘方,可使手保持不龜裂，但他只靠此要世世代代仍以漂洗絲絮為業,而一個客人購此秘方後則將之獻給吳王，結果得到了封賞。這一類的人在寓言中往往被作為對比的物件，實際上也是以愚者的形象出現。

宋國雖然愚人眾多，但有一類先秦寓言中常見的愚人宋國卻幾乎沒有，就是自作聰明，弄巧成拙的人。寓言中的宋國愚人蠢的很單純，不但和手段毫不沾邊，有一些甚至給人以淳樸善良的印象。

宋國並不是沒有聰明人，戴歡和子罕是寓言中提及的聰明人，這兩人都出現與《韓非子·外儲說》中，但作為極少數的聰明人，他們的身份卻頗耐人尋味。在“詭使”一節中，太宰戴歡巧安眼線，樹立了威望，可在另一個故事中，他同皇喜爭權，導致了皇喜弒君奪位的後果。子罕在“不受玉”和“奪位”的故事中體現了他的遠見和權術，而故事的最後卻是他篡奪了宋桓侯的君位。簡言之，這兩人從宋國角度來說，都可以劃入亂臣賊子的範疇，因此，他們的聰明是和宋國相背離的。

相對與聰明的詭計，宋人似乎更願意追求愚蠢的仁義。宋人對仁義、慈愛的執著在寓言中亦有體現。宋襄公的故事已是一個例證，此外，《韓非子·內儲說》中的宋崇門巷人，由於服喪而消瘦，被國君認為是慈愛的典範，而舉為官師。隨後，很多人效仿，以致骨瘦如柴者到處都是。

綜上所述，宋人在諸子寓言中是幾乎完全被愚化的形象。實際上，愚蠢是寓言中強化誇大的內容，是作者特意要留給讀者的印象。但作者認為愚蠢的原因則是相對可靠真實的。剝離開寓意和作者自己的觀點，可以單獨從故事中看到宋的一些特性：民風淳樸，有注重仁義的道德傳統，但卻迂腐守舊、不知變通。

三、宋國何以多愚人

前面提及的諸子散文都成於戰國的中期以後，年代最早的《孟子》也是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作品，至於《呂氏春秋》、《韓非子》就更是在戰國末年才成書。而宋國公元前286年被齊所滅，也就是說在這段時間內它處於衰微並最終滅亡的階段。從一個不治而亡的國家身上尋找前車之鑑，吸取教訓提出更合理的治國策略，這正是諸子百家探討專注的問題，因此宋無疑是一個合適的物件。亡國的失敗者在寓言故事中被愚化，這種現象並不單單體現在宋國身上。這點從成篇最晚的《韓非子》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較之以前，愚人的國籍豐富化了，除宋之外，鄭人、衛人、魯人、齊人、楚人等都被編排進了愚人故事。其中鄭、衛、魯3國分別在公元前375、254和256年滅亡，而齊在滅宋後，被五國合縱攻打，也迅速衰弱。可見，亡國者的卑微形象是宋華人被嘲弄的一大原因。

但是，同為亡國者，宋國在先秦寓言中作為反面教材似乎更由來以久，形象也更為突出，甚至比早亡於其近百年的鄭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因為宋的失敗者形象早在它滅亡的幾百年前，宋襄公爭霸失敗時就已經形成，而且深入人心。宋襄公不聽勸告，在國力不足的情況下爭霸，併為了堅持“仁義”而敗，他所表現出的莽撞、迂腐，恰恰是寓言故事中宋人的形象相符，雖然很難說兩者間存在多大的聯絡，但至少也不是巧合，可以想象爭霸作為一件超出宋國國界，關乎整個中原的大事，它的失敗所帶來的負面作用也是國際性的，足以使其他國家的人們對宋產生一種典型化的認知。需要一提的是，正式地在文章中嘲諷襄公之仁，仍始於韓非。《韓非子·外儲說》中的泓水之戰基本上來自於《左傳》，唯一不同的是，韓非把襄公死亡的時間從“次年”改為了三日後，這一點小小的修改實際上強化了“親仁義之禍”，使故事的說服力增強，這和韓非反對無用的仁義，強調策略實用性的法家思想有關。

另外，地域文化的差異也影響著人們對宋國等國家的認知。愚人多產的宋、衛、魯、齊四國都地處黃河下游地區，在上古的文化區域中，屬於東夷文化的區域，在這一地區居住著本是殷商、虞夏等族的後人，文化習俗和位置更西的韓、趙、魏、秦有差異。而楚國在東周時代，也始終沒有擺脫南蠻的形象，仍為中原諸過看作異類。宋國原是商王紂之兄微子啟的封地，國內儲存了殷商的不少風俗，在戰國後期的諸子作品中，還能看到以“商”稱宋的用法，可知當時宋乃前朝後裔的特殊性在人們心裡並沒有因為周室衰微、割據四起而淡化。反之，在那樣一個急於破舊立新的時期，代表了前王朝的宋，被視為迂腐守舊，不知變通亦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