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姓氏的變化：姓與氏合一
在現代人眼中，姓和氏毫無區別，姓氏就像《現代漢語詞典》裡的解釋一樣，是一個雙音節詞，一直黏在一起，用來表明一個家族的特徵。非要把它們分開，其意義也是相近的，單用“姓”，比如“我姓王”，是指姓氏；單用“氏”，比如“張氏兄弟”，也是指姓氏。
然而，一開始的姓氏完全是兩個概念，分別有著自己的功能。
隨著時代的發展，母系氏族社會逐漸被父系氏族社會取代，“姓”也從母姓轉移到了父姓，成為一個家族血統的代稱，不同的姓代表了不同的家族。而在家族內部，各有分支，同樣需要加以區分，“氏”便被賦予了這個職能。
《通鑑外紀》載：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
《左傳·隱公八年》載：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氏”並不能隨便取，需要經君主授權。天子具有最高的分封權力，可因臣下之功，分封土地、賜姓、賜氏，允許其建立獨立的家族或者分支。諸侯作為天子之臣，不能賜姓，但可以賜氏，眾仲說出上面這番話，就是為了回答魯隱公的疑問，如何給司空無駭賜氏，最終，魯隱公給無駭賜氏展。
不過春秋戰國時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禮崩樂壞，魯隱公時期尚屬春秋初期，到得後來，賜氏制度已是形同虛設，不少人開始自己立氏，比如宋國的重臣華督，因字華父，自立華氏。
按照賜氏制度，賜氏是在人死之後與賜諡一同進行的，也就是說，立功才有可能在死後給子孫掙來一個“氏”，不僅充滿了不確定性，還堵死了絕大部分平民和奴隸獲得“氏”的通道，畢竟當時是貴族的天下，平民和奴隸很難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更別提立功了，但華督這種自己立氏的舉動給了他們希望。
“氏”的“別貴賤”功能使得人們對“氏”充滿了嚮往，誰都想當個貴者，可是正當途經（賜氏）太難了，人們乾脆繞開了這條路徑，另闢一條道路（自己立氏），尤其是當時並沒有針對這條路的懲罰方式，於是貴族先試了試水，隨後風靡天下，自己立氏成為風尚。
尤其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改革，將平民和奴隸全都納入國家管理體系，要當兵、要納糧，作為回報，軍功可以用來換取土地等，平民和奴隸已經具備了立氏的資本，氏的數量自然暴漲。
等到大家都有了“氏”，“別貴賤”的作用自然消失，並且帶出另一個後果——“氏”把“姓”給吞併了。
“姓”是一個家族的稱號，不用來冠名，這方面還有男女之分，男子一般以氏冠名或字，比如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女子則把“姓”當作字尾，其名一般不示人，“姓”前面是排行、國名、丈夫的諡號等。
隨著“氏”的普遍化，以氏冠名成為社會當中稱呼人的主流，“姓”與“氏”的作用逐漸趨同，最終混而為一，貴族在“姓”與“氏”上面的壟斷特權徹底消失，“百姓”這個詞從原來的貴族專屬變成指代平民。
至遲到漢初，“姓”與“氏”已經完全合一，中國姓名的基本模式就此確定，就是以姓氏冠名，“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也變成了姓氏的傳承。
司馬遷主要活躍於漢景帝和漢武帝兩朝，離戰國時期大約百年，在其著作《史記》當中，隨處可見姓氏不分的例子，比如把秦始皇稱為姓趙氏。
漢朝人名的變化：單字名盛行
得益於《三國演義》及其衍生品，三國時期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火的一個時期，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三國時期的一個人名現象，那就是大多數人都是單字名。
如果把單字名的發展畫成一條曲線，那麼三國時期將是這條曲線的第一個波峰，在它之前的兩漢和在他之後的兩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當然，按照時間排位，兩漢時期的單字名發展是在上升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最流行的說法是王莽的法令：禁止華人取雙字名。
《漢書·匈奴傳下》載：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
《漢書·王莽傳上》載：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
《漢書·王莽傳下》載：莽曰：“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
從《王莽傳》的記載來看，這個“時”是在漢平帝時期，在元始三年(公元3年)以前，很可能在漢平帝繼位後不久，王莽就釋出了禁令，隨後一批人因此改名，包括匈奴單于和王莽長孫王會宗。後來王會宗有謀反企圖，事發後自殺，被王莽複名會宗，以示貶損。
王莽是個復古派，他稱帝后發起的改革，目的就是恢復並不存在的上古大同社會，很多政策都照著這個目標來，結果越改越亂，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起義，新朝由此走向滅亡。
這個禁令比新朝（9年建立）要早上幾年，但也有著很明顯的“王莽改制”色彩，是王莽崇禮的一個表現。在23年新朝覆滅後，王莽的改革被全盤推翻，這一禁令也應難逃一劫，奇怪的是，禁令執行地異常的好，造成了三國時期單字名盛行的局面，還影響了數百年的人名數量走向。
從禁令頒佈到新朝滅亡，不過短短二十三年，最多隻有一代人，想要將此禁令造成的影響傳諸後世，還持續兩三百年之久，基本是不可能的事，那麼，單字名的崛起就另有緣由。
這事還是繞不開王莽，他釋出禁令是為了崇禮，崇禮就要禁雙字名，是因為二者不相容？還真有這種說法。
《公羊傳·定公六年》載：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公羊傳》和《左傳》一樣，都是用來解釋《春秋》的，加上《穀梁傳》，它們合稱“春秋三傳”。這三本書的出現，都得歸功於孔子的春秋筆法，他在編纂《春秋》時搞微言大義，“一字含褒貶”，導致《春秋》經文簡略，極難理解，必須要加以註釋。
比如鄭莊公消滅弟弟公子段，《春秋》只有一句“鄭伯克段於鄢”，《左傳》前因後果寫了一大堆，讓人看的清晰明瞭，《公羊傳》和《穀梁傳》也逐字逐句解釋了一段。
問題在於，三傳的作者都不是孔子，他們真的能完全理解孔子的意思，不至於出錯嗎？顯然是不可能的，《公羊傳》關於二名的理解就不能服眾。
《公羊傳》認為“二名”就是雙字名，所以“仲孫何忌”被寫作“仲孫忌”，這是孔子在維護禮啊，然而孔子本人並沒有譏雙字名的舉動，他很是推崇的上古賢君帝堯名放勳，帝舜名文命，夏商周三代均有不少君主取雙字名，孔子之母名徵在，但孔子從未發表過雙字名不符合禮的言論。
《禮記·曲禮》載：“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意思是說，“嫌名”（音與名相近的字）不用避諱，雙字名只要不一起用就不用避諱。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周禮裡面，雙字名是很普通的事物，避諱制度都特意作了規定，完全沒有“二名非禮”的表述。
儘管如此，漢朝的儒生們卻對《公羊傳》的說法深信不疑，這其中，董仲舒有很大功勞。眾所周知，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議，從此儒家成為中國古代的正統思想，而董教父，專業學的就是《公羊傳》，隨著《公羊傳》的流行，所謂“春秋譏二名”的說法就越來越響。
當然，把單字名的流行全歸結於《公羊傳》的錯誤也是偏頗的，人名數量變化是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必然跟當時的社會觀念有很大的關係。
翻開先秦史冊，我們可以看到，先秦時期雖有不少雙字名，但數量是遜色於單字名的，社會上的人名長期以單字名為主。人們在取名的時候，往往會傾向主流，正如今天人名以雙字名為主，取名時也多考慮雙字。
這種主流從先秦走到秦再到漢，隨著《公羊傳》的影響擴大，催生出了儒生復古派王莽的禁止雙字名法令，即便這道禁令很快就被廢除，但它只是社會觀念的一種體現，單名潮流仍然存在並且備受追捧，單字名因而在漢末三國時期達到了頂峰。
以上結論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人名資料都依賴於史書記載，而能夠留名青史的大多是非凡人物，出身平民的比較少，有沒有可能在上層是流行單字名，在平民當中反而是雙字名佔優勢的呢？不得而知。
漢朝人如何取名：大漢氣象
秦漢時期是中國第一個大一統時期，漢朝是其主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時期內，人們的取名偏好也跟先秦時期有著很大的不同。
先秦時期，人們取名比較樸素，逮著什麼取什麼，生理特徵、家禽家畜，全都能拿來當名字。
比如晉文公叫重耳，據說他是駢脅，肋骨緊密相連，曹共公為此還偷看過他洗澡，雖然搞不清楚他為什麼叫重耳，但他顯然把這種樸素延續下去了，他的兒子晉成公叫黑臀，大概是因為屁股上有黑色的胎記吧。
還有魯成公叫黑肱；有一任周公叫黑肩，在周平王死後主持大局，扶立周桓王；楚國也有個黑肱，是楚共王的兒子。
中國現今發現最早的家書是湖北雲夢睡虎地挖出來的《黑夫木牘》，主人公是一名普通的秦國士兵，叫黑夫，他的兩個兄弟分別叫驚和衷。
由此可見這種樸素還是全民性的，上到諸侯，下到普通士兵，都是這麼不講究。
到了漢朝，雖然老劉家是平民出身，但那是劉邦，後人可是有文化的，講究的東西也多了，由上而下，漢朝人取名從樸素轉向了寓意。
有追求功名、匡扶國家的，比如韓安國、於定國、趙充國、趙廣漢等；有圖霸稱雄、崇尚英武的，比如黃霸、楊雄、蘇武、班超等；有仰慕先賢的，比如張禹、陳湯、鄧禹、周昌等；有追求健康長壽的，比如霍去病、嚴延年、陳萬年、田千秋、嚴彭祖等。
疆域的擴張、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使得漢朝國力鼎盛，社會各個方面都流露出一種蓬勃朝氣，人名正是其體現方式之一。
漢朝姓氏的變化：姓與氏合一
在現代人眼中，姓和氏毫無區別，姓氏就像《現代漢語詞典》裡的解釋一樣，是一個雙音節詞，一直黏在一起，用來表明一個家族的特徵。非要把它們分開，其意義也是相近的，單用“姓”，比如“我姓王”，是指姓氏；單用“氏”，比如“張氏兄弟”，也是指姓氏。
然而，一開始的姓氏完全是兩個概念，分別有著自己的功能。
隨著時代的發展，母系氏族社會逐漸被父系氏族社會取代，“姓”也從母姓轉移到了父姓，成為一個家族血統的代稱，不同的姓代表了不同的家族。而在家族內部，各有分支，同樣需要加以區分，“氏”便被賦予了這個職能。
《通鑑外紀》載：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
《左傳·隱公八年》載：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
“氏”並不能隨便取，需要經君主授權。天子具有最高的分封權力，可因臣下之功，分封土地、賜姓、賜氏，允許其建立獨立的家族或者分支。諸侯作為天子之臣，不能賜姓，但可以賜氏，眾仲說出上面這番話，就是為了回答魯隱公的疑問，如何給司空無駭賜氏，最終，魯隱公給無駭賜氏展。
不過春秋戰國時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禮崩樂壞，魯隱公時期尚屬春秋初期，到得後來，賜氏制度已是形同虛設，不少人開始自己立氏，比如宋國的重臣華督，因字華父，自立華氏。
按照賜氏制度，賜氏是在人死之後與賜諡一同進行的，也就是說，立功才有可能在死後給子孫掙來一個“氏”，不僅充滿了不確定性，還堵死了絕大部分平民和奴隸獲得“氏”的通道，畢竟當時是貴族的天下，平民和奴隸很難參與國家政治生活，更別提立功了，但華督這種自己立氏的舉動給了他們希望。
“氏”的“別貴賤”功能使得人們對“氏”充滿了嚮往，誰都想當個貴者，可是正當途經（賜氏）太難了，人們乾脆繞開了這條路徑，另闢一條道路（自己立氏），尤其是當時並沒有針對這條路的懲罰方式，於是貴族先試了試水，隨後風靡天下，自己立氏成為風尚。
尤其是在戰國時期各國相繼改革，將平民和奴隸全都納入國家管理體系，要當兵、要納糧，作為回報，軍功可以用來換取土地等，平民和奴隸已經具備了立氏的資本，氏的數量自然暴漲。
等到大家都有了“氏”，“別貴賤”的作用自然消失，並且帶出另一個後果——“氏”把“姓”給吞併了。
“姓”是一個家族的稱號，不用來冠名，這方面還有男女之分，男子一般以氏冠名或字，比如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女子則把“姓”當作字尾，其名一般不示人，“姓”前面是排行、國名、丈夫的諡號等。
隨著“氏”的普遍化，以氏冠名成為社會當中稱呼人的主流，“姓”與“氏”的作用逐漸趨同，最終混而為一，貴族在“姓”與“氏”上面的壟斷特權徹底消失，“百姓”這個詞從原來的貴族專屬變成指代平民。
至遲到漢初，“姓”與“氏”已經完全合一，中國姓名的基本模式就此確定，就是以姓氏冠名，“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也變成了姓氏的傳承。
司馬遷主要活躍於漢景帝和漢武帝兩朝，離戰國時期大約百年，在其著作《史記》當中，隨處可見姓氏不分的例子，比如把秦始皇稱為姓趙氏。
漢朝人名的變化：單字名盛行
得益於《三國演義》及其衍生品，三國時期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火的一個時期，由此我們也可以發現三國時期的一個人名現象，那就是大多數人都是單字名。
如果把單字名的發展畫成一條曲線，那麼三國時期將是這條曲線的第一個波峰，在它之前的兩漢和在他之後的兩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當然，按照時間排位，兩漢時期的單字名發展是在上升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最流行的說法是王莽的法令：禁止華人取雙字名。
《漢書·匈奴傳下》載：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
《漢書·王莽傳上》載：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
《漢書·王莽傳下》載：莽曰：“宗本名會宗，以製作去二名，今複名會宗。”
從《王莽傳》的記載來看，這個“時”是在漢平帝時期，在元始三年(公元3年)以前，很可能在漢平帝繼位後不久，王莽就釋出了禁令，隨後一批人因此改名，包括匈奴單于和王莽長孫王會宗。後來王會宗有謀反企圖，事發後自殺，被王莽複名會宗，以示貶損。
王莽是個復古派，他稱帝后發起的改革，目的就是恢復並不存在的上古大同社會，很多政策都照著這個目標來，結果越改越亂，引發了全國性的大起義，新朝由此走向滅亡。
這個禁令比新朝（9年建立）要早上幾年，但也有著很明顯的“王莽改制”色彩，是王莽崇禮的一個表現。在23年新朝覆滅後，王莽的改革被全盤推翻，這一禁令也應難逃一劫，奇怪的是，禁令執行地異常的好，造成了三國時期單字名盛行的局面，還影響了數百年的人名數量走向。
從禁令頒佈到新朝滅亡，不過短短二十三年，最多隻有一代人，想要將此禁令造成的影響傳諸後世，還持續兩三百年之久，基本是不可能的事，那麼，單字名的崛起就另有緣由。
這事還是繞不開王莽，他釋出禁令是為了崇禮，崇禮就要禁雙字名，是因為二者不相容？還真有這種說法。
《公羊傳·定公六年》載：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公羊傳》和《左傳》一樣，都是用來解釋《春秋》的，加上《穀梁傳》，它們合稱“春秋三傳”。這三本書的出現，都得歸功於孔子的春秋筆法，他在編纂《春秋》時搞微言大義，“一字含褒貶”，導致《春秋》經文簡略，極難理解，必須要加以註釋。
比如鄭莊公消滅弟弟公子段，《春秋》只有一句“鄭伯克段於鄢”，《左傳》前因後果寫了一大堆，讓人看的清晰明瞭，《公羊傳》和《穀梁傳》也逐字逐句解釋了一段。
問題在於，三傳的作者都不是孔子，他們真的能完全理解孔子的意思，不至於出錯嗎？顯然是不可能的，《公羊傳》關於二名的理解就不能服眾。
《公羊傳》認為“二名”就是雙字名，所以“仲孫何忌”被寫作“仲孫忌”，這是孔子在維護禮啊，然而孔子本人並沒有譏雙字名的舉動，他很是推崇的上古賢君帝堯名放勳，帝舜名文命，夏商周三代均有不少君主取雙字名，孔子之母名徵在，但孔子從未發表過雙字名不符合禮的言論。
《禮記·曲禮》載：“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意思是說，“嫌名”（音與名相近的字）不用避諱，雙字名只要不一起用就不用避諱。從這裡可以看出，在周禮裡面，雙字名是很普通的事物，避諱制度都特意作了規定，完全沒有“二名非禮”的表述。
儘管如此，漢朝的儒生們卻對《公羊傳》的說法深信不疑，這其中，董仲舒有很大功勞。眾所周知，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議，從此儒家成為中國古代的正統思想，而董教父，專業學的就是《公羊傳》，隨著《公羊傳》的流行，所謂“春秋譏二名”的說法就越來越響。
當然，把單字名的流行全歸結於《公羊傳》的錯誤也是偏頗的，人名數量變化是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必然跟當時的社會觀念有很大的關係。
翻開先秦史冊，我們可以看到，先秦時期雖有不少雙字名，但數量是遜色於單字名的，社會上的人名長期以單字名為主。人們在取名的時候，往往會傾向主流，正如今天人名以雙字名為主，取名時也多考慮雙字。
這種主流從先秦走到秦再到漢，隨著《公羊傳》的影響擴大，催生出了儒生復古派王莽的禁止雙字名法令，即便這道禁令很快就被廢除，但它只是社會觀念的一種體現，單名潮流仍然存在並且備受追捧，單字名因而在漢末三國時期達到了頂峰。
以上結論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人名資料都依賴於史書記載，而能夠留名青史的大多是非凡人物，出身平民的比較少，有沒有可能在上層是流行單字名，在平民當中反而是雙字名佔優勢的呢？不得而知。
漢朝人如何取名：大漢氣象
秦漢時期是中國第一個大一統時期，漢朝是其主要組成部分，在這一時期內，人們的取名偏好也跟先秦時期有著很大的不同。
先秦時期，人們取名比較樸素，逮著什麼取什麼，生理特徵、家禽家畜，全都能拿來當名字。
比如晉文公叫重耳，據說他是駢脅，肋骨緊密相連，曹共公為此還偷看過他洗澡，雖然搞不清楚他為什麼叫重耳，但他顯然把這種樸素延續下去了，他的兒子晉成公叫黑臀，大概是因為屁股上有黑色的胎記吧。
還有魯成公叫黑肱；有一任周公叫黑肩，在周平王死後主持大局，扶立周桓王；楚國也有個黑肱，是楚共王的兒子。
中國現今發現最早的家書是湖北雲夢睡虎地挖出來的《黑夫木牘》，主人公是一名普通的秦國士兵，叫黑夫，他的兩個兄弟分別叫驚和衷。
由此可見這種樸素還是全民性的，上到諸侯，下到普通士兵，都是這麼不講究。
到了漢朝，雖然老劉家是平民出身，但那是劉邦，後人可是有文化的，講究的東西也多了，由上而下，漢朝人取名從樸素轉向了寓意。
有追求功名、匡扶國家的，比如韓安國、於定國、趙充國、趙廣漢等；有圖霸稱雄、崇尚英武的，比如黃霸、楊雄、蘇武、班超等；有仰慕先賢的，比如張禹、陳湯、鄧禹、周昌等；有追求健康長壽的，比如霍去病、嚴延年、陳萬年、田千秋、嚴彭祖等。
疆域的擴張、經濟的發展、文化的繁榮，使得漢朝國力鼎盛，社會各個方面都流露出一種蓬勃朝氣，人名正是其體現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