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詩的特點，其實是不能用簡單的幾個字來概括的，所謂“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白居易語），不過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韋詩有許多微妙之處，很難用語言表述出來，如下面這首《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後面那句“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最富神韻，所有言之不盡的感情，都在不言之中滲透出來了。乍看時我想起了賈島那句“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當然這兩句詩是大不相同的，只是字面上接近一點而已，且一個是古詩，一個是律詩，很多地方不能簡單地對比，我只能說，我更喜歡前一句的空靈曼妙。對這首詩，蘇東坡很是推崇，他曾依韻作詩云：
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
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飛空本無跡。
這首和詩顯然是有些做作的，後人也多不予認可，如《許彥周詩話》雲：“‘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聊戲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峴傏說詩》：“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韋公不用力，東坡尚意，韋公不尚意，微妙之旨也。”絕唱不當和，固然，但為什麼不應當和，誰也說不清楚，這就是微妙。
說到這裡，又牽涉到一個模仿的問題。自五四以來，為文大多崇尚個性，模仿似乎是件失身份的事，但有一點不可否認——幾乎所有的文章都不能完全抹掉前人的痕跡。明朝的前後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固然不對，但一味地追求個性，刻意去擺脫前人留下的烙印，也同樣讓人感到做作，在《個性的文學》裡，周作人提出四點結論，其中第二點、第三點分別是“個性的表現是自然的”與“個性是個人唯一的所有，而又與人類有根本上的共通點。”出之自然而又與前人有共通之處，這才能算是好的文學。
我的意思則是“寓創造於總結”，或者說是“在總結的基礎上進行創造”，做學問的路其實有大半就是在總結，然後根據經驗謹慎地創造。不會總結的人，恐怕也創造不出什麼好的東西來。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模仿也是一種總結，人的個性多有相近相通之處，只要能模得其神而不拘於形，就值得稱讚，或者在前人的路上又多走出一段來，那就更是不凡的藝業了。在古詩方面，是有先例的，我記得李商隱有一首七律《杜工部蜀中離席》，乃模仿杜甫風格而作，沉鬱雄渾，得其神髓，其中亦自有一段不同於杜甫的妙處：
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
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
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全詩對仗工穩，銜接自然，無一字不佳妙，正是老杜風範，但細細品味，確實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微妙之別，其中緣由，就是他們性格的問題了。此外印象較深的，還有顧炎武的《海上四首》，像極了杜甫的《秋興八首》，也同樣是眾口讚頌的佳作，但因篇幅的考慮，就不再引用了。
韋應物寫詩也愛模仿，主要是模仿陶淵明，可能二人的稟性也很相近吧，比如下面這首《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
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
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又如《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從題目就可以看出來，這兩首詩都是可以學陶的，無論語言還是思想，都與陶淵明相似，對此，邢昉評曰：“體質自與陶近，不擬肖而合矣。”（見《唐風定》），周紫芝曰：“古今詩人多喜效陶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蓋意到而語言隨之也。”（見《竹坡詩話》），陸時雍則看到了陶韋內在的差別，在《唐詩鏡》中，他提出：“陶澹而深，韋澹而淺。”這句話說的很妙，但詩之深淺不代表其高下，陶詩哲思深邃，寄意邈遠，固然非凡，如韋詩之清淺可愛，亦自有它的一番韻致，不可等閒視之。此外韋詩中也有“不曰效陶，實自真意”（劉辰翁語）的，如下面這首《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尊中物，餘事豈相關。
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疏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閒。
出去唯空屋，弊簀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
世榮斯獨已，頹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模仿的問題說完了，再回到篇首提出的“瑣屑”上來，我覺得有兩種“瑣屑”，一種是感情上的，一種是生活上的。感情方面，就是一些生活化的細微的感觸和情懷，這種感情必須是平淡有味可以反覆咀嚼的，像李白那樣的大悲大喜，則不免做作而失實。王維對此則特別擅長，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渭州曲》，都是典範，難以企及，杜甫的《羌村三首》、《贈衛八處士》亦復如此。韋應物在這方面也有佳作，但比之王杜，終歸是略遜一籌，較好的詩有《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沾纓。
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
鳥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青青連枝樹，苒苒久別離。客遊廣陵中，俱到若有期。
俯仰敘存歿，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為歡，累日不知飢。
夙駕多所迫，復當還歸池。長安三千里，歲晏獨何為。
南出登閶門，驚飆左右吹。所別諒非遠，要令心不怡。
《出還》：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位。
悽悽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
諮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餐，對案空垂淚。
感情往往因為平淡而愈顯得真實，韋應物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所以不管經歷多麼坎坷，打擊多麼沉重，他都用平心靜氣的態度來述說，這種精神略有點像莫扎特。其實不僅感情平淡，無論是譴詞還是佈局，韋詩都以澹泊質樸見長，韋應物之後，韓愈劍走偏鋒，喜用一些怪的字句，感覺不免逞奇；白居易的詩雖平易，但在佈局上往往過於講究迴環曲折，殊少古樸溫厚之氣，又有些輕熟了，所以中唐詩人，我覺得韋應物是最好的。其實我特別喜歡的，是韋詩結尾處所慣有的一種蒼茫的感喟，這大約也是一種感情上的“瑣屑”吧，如：
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出自《擬古詩》其六）
今朝為此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出自《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
存者邈難見，去者已冥冥。臨風一長慟，誰畏行路驚。（出自《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
……
此外還有一首《淮上喜會梁川故人》，是我最愛讀的，其中有一段難以言傳的妙處，大約也是妙在蒼茫邈遠吧：
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因北歸去，淮上對秋山。
我曾說過談草木蟲魚比談高深哲學更有用，這個觀念我至今堅持，所以一個文人如果能夠關注生活中的瑣屑與常識，我就會覺得十分可貴。孔夫子曾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個“鄙事”，實在有趣。好在中國的文壇上也不盡是《原道》和《朱子語類》，還有《陶庵夢憶》、《帝京景物略》之類的好書，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雖然在很多人看來缺乏文采和思想內涵，我讀後還是覺得十分有趣，試摘引兩段：
上元設供蠟高燒，堂屋光明任早朝。
買得雞燈無用處，廚房去看煮元宵。
——《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四，上元》
中元鬼節款精靈，蓮葉蓮華幻作燈。
明日雖扔今日點，滿街望去碧澄澄。
——周作人：《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二三，中元》
韋應物的“雜事詩”當然比周作人要富於文采，但比之同時代人，仍遠為質樸，如這首《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疏。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
眾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窘迫，過時不得鋤。
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這詩很有一種自嘲式的幽默感，譚元春以為“心口無飾”，是有道理的。此外又有《詠春雪》、《對萱草》、《見紫荊花》、《玩螢火》、《種藥》、《西澗種柳》、《喜園中茶生》、《種海榴》、《題桐葉》、《始聞夏蟬》……約五十首之多。韋應物寫“瑣屑”與周作人“兒童雜事詩”的根本區別在於，韋詩重在借物寄意，而周詩只是就事論事，所以讀韋詩常能感得一些言外的東西。周詩的高明處則在於不動聲色、不寄感慨、屏棄文采，除了本身的內容之外，無可揣摩，所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是也，只是此中的妙處，不是常人可以領悟的，韋應物既為文人，就更有他的侷限了。
韋詩的特點，其實是不能用簡單的幾個字來概括的，所謂“高雅閒淡，自成一家之體。”（白居易語），不過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韋詩有許多微妙之處，很難用語言表述出來，如下面這首《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束荊薪，歸來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
後面那句“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最富神韻，所有言之不盡的感情，都在不言之中滲透出來了。乍看時我想起了賈島那句“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當然這兩句詩是大不相同的，只是字面上接近一點而已，且一個是古詩，一個是律詩，很多地方不能簡單地對比，我只能說，我更喜歡前一句的空靈曼妙。對這首詩，蘇東坡很是推崇，他曾依韻作詩云：
一杯羅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臥松下石。
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飛空本無跡。
這首和詩顯然是有些做作的，後人也多不予認可，如《許彥周詩話》雲：“‘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東坡用其韻曰：‘聊戲庵中人，飛空本無跡。’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峴傏說詩》：“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東坡刻意學之而終不似。蓋東坡用力，韋公不用力，東坡尚意，韋公不尚意，微妙之旨也。”絕唱不當和，固然，但為什麼不應當和，誰也說不清楚，這就是微妙。
說到這裡，又牽涉到一個模仿的問題。自五四以來，為文大多崇尚個性，模仿似乎是件失身份的事，但有一點不可否認——幾乎所有的文章都不能完全抹掉前人的痕跡。明朝的前後七子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固然不對，但一味地追求個性，刻意去擺脫前人留下的烙印，也同樣讓人感到做作，在《個性的文學》裡，周作人提出四點結論，其中第二點、第三點分別是“個性的表現是自然的”與“個性是個人唯一的所有，而又與人類有根本上的共通點。”出之自然而又與前人有共通之處，這才能算是好的文學。
我的意思則是“寓創造於總結”，或者說是“在總結的基礎上進行創造”，做學問的路其實有大半就是在總結，然後根據經驗謹慎地創造。不會總結的人，恐怕也創造不出什麼好的東西來。從一定的意義上講，模仿也是一種總結，人的個性多有相近相通之處，只要能模得其神而不拘於形，就值得稱讚，或者在前人的路上又多走出一段來，那就更是不凡的藝業了。在古詩方面，是有先例的，我記得李商隱有一首七律《杜工部蜀中離席》，乃模仿杜甫風格而作，沉鬱雄渾，得其神髓，其中亦自有一段不同於杜甫的妙處：
人生何處不離群？世路干戈惜暫分。
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
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
美酒成都堪送老，當壚仍是卓文君。
全詩對仗工穩，銜接自然，無一字不佳妙，正是老杜風範，但細細品味，確實又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微妙之別，其中緣由，就是他們性格的問題了。此外印象較深的，還有顧炎武的《海上四首》，像極了杜甫的《秋興八首》，也同樣是眾口讚頌的佳作，但因篇幅的考慮，就不再引用了。
韋應物寫詩也愛模仿，主要是模仿陶淵明，可能二人的稟性也很相近吧，比如下面這首《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
始自玩芳物，行當念徂春。聊舒遠世蹤，坐望還山雲。
且遂一歡笑，焉知賤與貧。
又如《效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掇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從題目就可以看出來，這兩首詩都是可以學陶的，無論語言還是思想，都與陶淵明相似，對此，邢昉評曰：“體質自與陶近，不擬肖而合矣。”（見《唐風定》），周紫芝曰：“古今詩人多喜效陶淵明體者，如和陶詩非不多，但使淵明愧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蓋意到而語言隨之也。”（見《竹坡詩話》），陸時雍則看到了陶韋內在的差別，在《唐詩鏡》中，他提出：“陶澹而深，韋澹而淺。”這句話說的很妙，但詩之深淺不代表其高下，陶詩哲思深邃，寄意邈遠，固然非凡，如韋詩之清淺可愛，亦自有它的一番韻致，不可等閒視之。此外韋詩中也有“不曰效陶，實自真意”（劉辰翁語）的，如下面這首《郊居言志》：
負暄衡門下，望雲歸遠山。但要尊中物，餘事豈相關。
交無是非責，且得任疏頑。日夕臨清澗，逍遙思慮閒。
出去唯空屋，弊簀委窗間。何異林棲鳥，戀此復來還。
世榮斯獨已，頹志亦何攀。唯當歲豐熟，閭里一歡顏。
模仿的問題說完了，再回到篇首提出的“瑣屑”上來，我覺得有兩種“瑣屑”，一種是感情上的，一種是生活上的。感情方面，就是一些生活化的細微的感觸和情懷，這種感情必須是平淡有味可以反覆咀嚼的，像李白那樣的大悲大喜，則不免做作而失實。王維對此則特別擅長，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渭州曲》，都是典範，難以企及，杜甫的《羌村三首》、《贈衛八處士》亦復如此。韋應物在這方面也有佳作，但比之王杜，終歸是略遜一籌，較好的詩有《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
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沾纓。
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南春草生。
鳥鳴野田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甘與齊民耕。
《喜於廣陵拜覲家兄奉送發還池州》：
青青連枝樹，苒苒久別離。客遊廣陵中，俱到若有期。
俯仰敘存歿，哀腸發酸悲。收情且為歡，累日不知飢。
夙駕多所迫，復當還歸池。長安三千里，歲晏獨何為。
南出登閶門，驚飆左右吹。所別諒非遠，要令心不怡。
《出還》：
昔出喜還家，今還獨傷意。入室掩無光，銜哀寫虛位。
悽悽動幽幔，寂寂驚寒吹。幼女復何知，時來庭下戲。
諮嗟日復老，錯莫身如寄。家人勸我餐，對案空垂淚。
感情往往因為平淡而愈顯得真實，韋應物是明白這個道理的，所以不管經歷多麼坎坷，打擊多麼沉重，他都用平心靜氣的態度來述說，這種精神略有點像莫扎特。其實不僅感情平淡，無論是譴詞還是佈局，韋詩都以澹泊質樸見長，韋應物之後，韓愈劍走偏鋒，喜用一些怪的字句，感覺不免逞奇；白居易的詩雖平易，但在佈局上往往過於講究迴環曲折，殊少古樸溫厚之氣，又有些輕熟了，所以中唐詩人，我覺得韋應物是最好的。其實我特別喜歡的，是韋詩結尾處所慣有的一種蒼茫的感喟，這大約也是一種感情上的“瑣屑”吧，如：
舊交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出自《擬古詩》其六）
今朝為此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出自《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
存者邈難見，去者已冥冥。臨風一長慟，誰畏行路驚。（出自《四禪精舍登覽悲舊，寄朝宗、巨川兄弟》）
……
此外還有一首《淮上喜會梁川故人》，是我最愛讀的，其中有一段難以言傳的妙處，大約也是妙在蒼茫邈遠吧：
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因北歸去，淮上對秋山。
我曾說過談草木蟲魚比談高深哲學更有用，這個觀念我至今堅持，所以一個文人如果能夠關注生活中的瑣屑與常識，我就會覺得十分可貴。孔夫子曾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這個“鄙事”，實在有趣。好在中國的文壇上也不盡是《原道》和《朱子語類》，還有《陶庵夢憶》、《帝京景物略》之類的好書，周作人的“兒童雜事詩”，雖然在很多人看來缺乏文采和思想內涵，我讀後還是覺得十分有趣，試摘引兩段：
上元設供蠟高燒，堂屋光明任早朝。
買得雞燈無用處，廚房去看煮元宵。
——《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四，上元》
中元鬼節款精靈，蓮葉蓮華幻作燈。
明日雖扔今日點，滿街望去碧澄澄。
——周作人：《知堂雜詩抄·兒童雜事詩·甲之二三，中元》
韋應物的“雜事詩”當然比周作人要富於文采，但比之同時代人，仍遠為質樸，如這首《種瓜》：
率性方鹵莽，理生尤自疏。今年學種瓜，園圃多荒蕪。
眾草同雨露，新苗獨翳如。直以春窘迫，過時不得鋤。
田家笑枉費，日夕轉空虛。信非吾儕事，且讀古人書。
這詩很有一種自嘲式的幽默感，譚元春以為“心口無飾”，是有道理的。此外又有《詠春雪》、《對萱草》、《見紫荊花》、《玩螢火》、《種藥》、《西澗種柳》、《喜園中茶生》、《種海榴》、《題桐葉》、《始聞夏蟬》……約五十首之多。韋應物寫“瑣屑”與周作人“兒童雜事詩”的根本區別在於，韋詩重在借物寄意，而周詩只是就事論事，所以讀韋詩常能感得一些言外的東西。周詩的高明處則在於不動聲色、不寄感慨、屏棄文采，除了本身的內容之外，無可揣摩，所謂“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是也，只是此中的妙處，不是常人可以領悟的，韋應物既為文人，就更有他的侷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