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動搖傅恆地位的，是他經營緬甸事務的失機。清初，中國和緬甸之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聯絡，但兩國地域毗鄰，民間來往很是頻繁。乾隆十八年，透過與緬甸關係較密切的雲南茂隆廠主吳尚賢的介紹，兩國開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許緬甸使節來華，這是兩國之間正式接觸的開始。但這良好的開端卻由於不久發生的緬甸內亂而中止。從乾隆二十年起，緬甸軍隊不斷侵擾清朝耿馬、孟連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緬軍甚至進犯雲南九龍江橄欖壩，入據車裡城。雲貴總督劉藻遣兵征討，因指揮失宜，反為其敗。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學士楊應琚自陝甘移督雲南。楊應琚到任後，指揮軍隊擊退了緬軍的進犯，收復了失地。但楊應琚卻因此而傲慢輕敵，貪功啟釁，他自普洱移駐永昌後，致書緬甸國王，聲言將率大軍數十萬征討，要緬甸投降。於是緬甸起兵迎戰，雙方戰事再起。清軍數戰不利，緬甸軍隊乘機進擾雲南。乾隆帝聞訊大怒，詔逮楊應琚至京，賜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將軍明瑞分兵五路徵緬。戰爭之始，清軍連戰皆捷，進展很快，已逼近緬甸國都阿瓦（今緬甸曼德勒），但畢竟是孤軍深入，糧草不繼，終於在第二年二月兵敗退回，明瑞也自盡身亡。
清軍慘敗的訊息使乾隆帝甚為震驚，他見軍情緊急，“必須重臣前往督率排程”，於是授傅恆為經略，阿里袞和阿桂為副將軍，舒赫德為參贊大臣，經辦征伐緬甸事務。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恆率滿、蒙兵一萬三千六百餘名出征。臨行時，乾隆帝親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並把自己用的甲冑贈給傅恆，以表示對他的信任和希望。
這一年三月，傅恆抵達雲南，四月到永昌、騰越察看情況，著手進行戰前準備。他得知緬軍防守“專恃木柵”，而“清軍向來用尋常槍炮攻取，無濟於事”，就“訪聞茂隆廠一帶有善造大炮之人，將來進兵時兵弁各帶銅、鐵一斤，遇攻柵時隨時暗鑄大炮，出其不意”。他還聚集眾將，商討進兵方略。鑑於過去明瑞將軍專由陸路進兵，緬方得以集中兵力防禦，而遭敗績的教訓，傅恆決策水陸三道並進。因緬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東路錫箔江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於是定議一路由戛鳩江（亦名蘭鳩江，或檳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緬甸密支那之西）、孟養（今緬甸密支那），直搗阿瓦，此為正師；一路由伊洛瓦底江東岸，經孟密（今緬甸傑氻）夾江南下，這是偏師；另一路則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順流而下，先造船於蠻莫（今緬甸八莫），以溝通前兩路軍的聯絡，壯大聲勢，併兼及供應兩軍所需。但是要實現水陸並進的方針，首先要解決船的問題。早在傅恆未到雲南之前，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並派副將軍阿里袞去經辦此事。但阿里袞以“邊外峽行湍險，舟楫不通，沿江亦無辦公所奏止”。隨後，傅顯與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實情，“所言與阿里袞等同”。這樣，造船之事只好暫且擱下了。傅恆抵滇後，詳細地察詢當地居民，獲知蠻莫附近的翁古山樹木較多，而位於此山旁邊的野牛壩，氣候涼爽無瘴氣之害，是建造船隻的好處所，於是傅恆就派遣傅顯督工運料，並令湖廣來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帝聞報很是高興，特頒旨嘉獎，作詩《造舟行》以壯此舉。
在興造船隻的同時，傅恆對徵緬的其他準備事務也在加緊進行。清政府增調的軍隊陸續抵達雲南，馬匹和糧草也大體齊備。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滿、漢精銳之師數萬餘眾，馬騾六萬餘匹，以及各種火器，如京師的神機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節銅炮等“皆刻期雲集”。然而當時距霜降尚早，部下諸將以“南徼地多瘴，群議宜俟霜降後出師”。傅恆雖然也有些猶豫不定，但他害怕時間拖長了，不僅耗費很多物質，而且士兵也會產生鬆懈情緒，事情就更不好辦了，所以他就不顧部下的勸阻，毅然下令進兵，打算乘敵準備不足之機進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恆祭旗進發。時副將軍阿里袞已患病，傅恆要他留下養病，阿里袞堅請從徵，傅恆同意了，只留阿桂於蠻莫督造戰船。傅恆領軍至戛鳩江後，徵集船隻，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時間，全軍渡過了戛鳩江。然後揮軍西進，一路之上，孟拱、孟養兩土司先後歸降，並“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此時緬甸正值秋收季節，一時未集軍迎戰，同時孟拱、孟養離緬甸中心地區又較遠，因而傅恆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已前進了兩千裡。但是這期間，天氣十分惡劣，“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溼之中，以致多疾病”。加之，清軍人地生疏，經常迷失方向，實在是難以深入了。面臨如此險惡的困境，傅恆只得改變原先攻佔木疏（即今緬甸甘布魯），由陸路直取阿瓦的計劃，於同年十月回師至蠻莫，與東路阿桂軍會合。傅恆因率軍“奔走數千裡，疲乏軍力，而初無遇一賊，經略之聲名遂損，因羞恚得病”。雖然如此，傅恆還是帶病指揮，試圖扭轉這不利的局面。他見水戰所需戰船已大都造就，並且福建和廣東水師也已到達蠻莫，就把軍隊重新佈署，以阿里袞為西路，阿桂沿江東南下為東路，而自己則督舟師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進為中軍。此時，緬甸亦集水陸軍前來迎戰，雙方經過一番激烈交鋒，緬軍敗退，清軍三路告捷。不過，清軍雖一時得手，但阿里袞隨之病亡，許多官兵不是負傷就是患病，已無力再向阿瓦進攻。於是集全力圖謀奪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緬甸乞降。老官屯前臨大江，緬軍在江東西岸周圍二三里的地帶樹立了許多高大的木柵，柵外掘三重濠溝，溝外又橫放大木頭，使尖利的樹枝朝外成鹿砦，使人無法透過。這是緬軍的慣用之法。傅恆先命部下修築土臺，將大炮置放臺上，向敵軍陣地轟擊。炮彈雖然將木柵擊穿，但它卻不塌落，而破損處又隨即被緬軍修補好。傅恆見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屬生革為長絙鉤之”，但力急繩斷不能倒其柵。隨後他又派士兵“伐箐中數百丈老藤，夜往鉤其柵”，使數千人曳之，但藤卻被緬軍用斧砍斷，此法又失敗了。雖然屢次失敗，傅恆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為杆牌御槍炮，眾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逾濠抵柵，而江自四更霧起，迄平旦始息，柵木沾潤不能爇，兼值反風，遂卻”。最後，傅恆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藥轟之，然而火藥引爆後，雖然“柵突高起丈餘，賊號駭震天”，但隨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動，蓋柵坡迤下，而地道平進，故土厚不能迸
此時，傅恆若以小部兵力繼續圍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從江西岸直攻阿瓦，還有扭轉不利戰局的可能，但他卻堅執統軍非取老官屯不可，於是清軍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特別是日趨加重的瘴氣，使清軍大量減員，傅恆在給乾隆帝上的奏報中說：“奈因本年瘴癘過甚，交冬未減。原派各營兵三萬名，滿兵一千名，見計僅存一萬三千餘名。”乾隆帝接到奏報後，知清軍已陷困境，遂下令暫行撤兵，並命傅恆返京師，“老官屯既不可久駐，野牛壩地方尚高，酌量於該處留兵屯守，並著土司等於關外相度地勢駐紮防範。令其以暫時退駐，明年再行進兵之言，宣示於眾..著傳諭傅恆將善後事宜交阿桂籌辦，即速馳驛來京”。
與此同時，緬軍在清軍的攻勢下，也日感震懼，加之阿桂的戰船又截斷了東西岸緬軍之間的聯絡，他們也不願再打下去了，於是就主動派人向清營遞送文書，請求雙方選擇一適中地點，商談休戰罷兵之事。傅恆集眾將商量對策，阿桂和其他將領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傅恆雖不願以議和結局，但也沒有別的好辦法，只好聽從諸將的意見。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休戰撤兵協議。同年十二月，傅恆上奏，說緬甸方面答應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貢的條件，請求乾隆帝批准協議。乾隆帝本來就已下令暫行撤兵，現在緬方又答應向清朝進貢，當然很快就予以批准。這樣持續數年的戰爭宣告結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恆還至京師，乾隆帝命他與其子福隆安同為總管內務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恆的處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緬甸一直未履行進貢的許諾，乾隆帝認為這很失體面，很是惱怒。只是因傅恆的病日見沉重，不忍心處罰他。傅恆本人更是羞愧難忍，數月之後即病死，終年還不足五十歲。乾隆帝親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鎮國公例喪葬，諡號“文忠”。這以後，乾隆帝東巡途經傅恆墓時，又進行了祭奠。嘉慶元年（1796），傅恆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贈傅恆郡王銜。
傅恆作為乾隆帝的寵臣，直軍機處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他對乾隆前期朝政影響之大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韜武略的幹練之才，“惟以尊奉前輩，引擢後進為要務”。一些頗有作為的文臣武將，如孫嘉淦、嶽鍾琪、盧焯、畢沅、孫士毅、阿爾泰和阿桂等，都是經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顯露風采的，“故一時英俊之士多集於朝”。其次，他對下屬“每多謙沖”，“毫無驕汰之狀”。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書汪由敦死後，傅恆極力推薦其子汪承霈，終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職。後汪承霈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恆因其母年已八十，無人照看，特為之陳請，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職。兵部尚書舒赫德因處理阿睦爾撒納歸降一事不合君帝，觸怒乾隆帝，被籍沒遣戍，傅恆特地拿出自己的銀兩贖買其宅，等後來舒赫德被赦歸
但是，傅恆“頗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華美”，這對當時日漸興盛的豪華奢侈之風，無異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傅恆對於貪贓枉法殘害民眾的官吏，往往不能嚴之以法。兩淮鹽政使高恆因貪汙，下刑部議罪，定為死刑，“勾到日，上惡其貪暴，秉筆欲下，傅文忠（即傅恆）代為之請曰：‘願皇上念慧哲皇貴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當如之何？’傅戰慄失色，上即命誅高恆”。因而當時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參軍批評傅恆“以寬厚博眾譽”，“為臺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勞以濟國事，惟知含垢納汙，以博一時虛譽。吾恐日後，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譽以濟其私者。玩惕之風，由此日甚，先朝綦嚴之法，必因之隳壞矣。”禮親王昭璉甚至把乾隆後期和珅掌政後，官場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風也和傅恆聯絡起來。他說：“後和相（指和珅）秉政，果以叢脞為風，以闒冗為能事，風俗因之日偷，實自文忠公（指傅恆）有以啟之也”。這話不無道理。
真正動搖傅恆地位的，是他經營緬甸事務的失機。清初，中國和緬甸之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聯絡，但兩國地域毗鄰，民間來往很是頻繁。乾隆十八年，透過與緬甸關係較密切的雲南茂隆廠主吳尚賢的介紹，兩國開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許緬甸使節來華，這是兩國之間正式接觸的開始。但這良好的開端卻由於不久發生的緬甸內亂而中止。從乾隆二十年起，緬甸軍隊不斷侵擾清朝耿馬、孟連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緬軍甚至進犯雲南九龍江橄欖壩，入據車裡城。雲貴總督劉藻遣兵征討，因指揮失宜，反為其敗。
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學士楊應琚自陝甘移督雲南。楊應琚到任後，指揮軍隊擊退了緬軍的進犯，收復了失地。但楊應琚卻因此而傲慢輕敵，貪功啟釁，他自普洱移駐永昌後，致書緬甸國王，聲言將率大軍數十萬征討，要緬甸投降。於是緬甸起兵迎戰，雙方戰事再起。清軍數戰不利，緬甸軍隊乘機進擾雲南。乾隆帝聞訊大怒，詔逮楊應琚至京，賜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將軍明瑞分兵五路徵緬。戰爭之始，清軍連戰皆捷，進展很快，已逼近緬甸國都阿瓦（今緬甸曼德勒），但畢竟是孤軍深入，糧草不繼，終於在第二年二月兵敗退回，明瑞也自盡身亡。
清軍慘敗的訊息使乾隆帝甚為震驚，他見軍情緊急，“必須重臣前往督率排程”，於是授傅恆為經略，阿里袞和阿桂為副將軍，舒赫德為參贊大臣，經辦征伐緬甸事務。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恆率滿、蒙兵一萬三千六百餘名出征。臨行時，乾隆帝親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並把自己用的甲冑贈給傅恆，以表示對他的信任和希望。
這一年三月，傅恆抵達雲南，四月到永昌、騰越察看情況，著手進行戰前準備。他得知緬軍防守“專恃木柵”，而“清軍向來用尋常槍炮攻取，無濟於事”，就“訪聞茂隆廠一帶有善造大炮之人，將來進兵時兵弁各帶銅、鐵一斤，遇攻柵時隨時暗鑄大炮，出其不意”。他還聚集眾將，商討進兵方略。鑑於過去明瑞將軍專由陸路進兵，緬方得以集中兵力防禦，而遭敗績的教訓，傅恆決策水陸三道並進。因緬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東路錫箔江進，則阿瓦仍隔江外，於是定議一路由戛鳩江（亦名蘭鳩江，或檳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緬甸密支那之西）、孟養（今緬甸密支那），直搗阿瓦，此為正師；一路由伊洛瓦底江東岸，經孟密（今緬甸傑氻）夾江南下，這是偏師；另一路則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順流而下，先造船於蠻莫（今緬甸八莫），以溝通前兩路軍的聯絡，壯大聲勢，併兼及供應兩軍所需。但是要實現水陸並進的方針，首先要解決船的問題。早在傅恆未到雲南之前，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並派副將軍阿里袞去經辦此事。但阿里袞以“邊外峽行湍險，舟楫不通，沿江亦無辦公所奏止”。隨後，傅顯與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實情，“所言與阿里袞等同”。這樣，造船之事只好暫且擱下了。傅恆抵滇後，詳細地察詢當地居民，獲知蠻莫附近的翁古山樹木較多，而位於此山旁邊的野牛壩，氣候涼爽無瘴氣之害，是建造船隻的好處所，於是傅恆就派遣傅顯督工運料，並令湖廣來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帝聞報很是高興，特頒旨嘉獎，作詩《造舟行》以壯此舉。
在興造船隻的同時，傅恆對徵緬的其他準備事務也在加緊進行。清政府增調的軍隊陸續抵達雲南，馬匹和糧草也大體齊備。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滿、漢精銳之師數萬餘眾，馬騾六萬餘匹，以及各種火器，如京師的神機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節銅炮等“皆刻期雲集”。然而當時距霜降尚早，部下諸將以“南徼地多瘴，群議宜俟霜降後出師”。傅恆雖然也有些猶豫不定，但他害怕時間拖長了，不僅耗費很多物質，而且士兵也會產生鬆懈情緒，事情就更不好辦了，所以他就不顧部下的勸阻，毅然下令進兵，打算乘敵準備不足之機進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恆祭旗進發。時副將軍阿里袞已患病，傅恆要他留下養病，阿里袞堅請從徵，傅恆同意了，只留阿桂於蠻莫督造戰船。傅恆領軍至戛鳩江後，徵集船隻，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時間，全軍渡過了戛鳩江。然後揮軍西進，一路之上，孟拱、孟養兩土司先後歸降，並“各獻馴象四，牛百頭，糧數百石”。此時緬甸正值秋收季節，一時未集軍迎戰，同時孟拱、孟養離緬甸中心地區又較遠，因而傅恆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已前進了兩千裡。但是這期間，天氣十分惡劣，“惟途間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馬倒，則所負糧帳盡失，軍士或枵腹露宿於上淋下溼之中，以致多疾病”。加之，清軍人地生疏，經常迷失方向，實在是難以深入了。面臨如此險惡的困境，傅恆只得改變原先攻佔木疏（即今緬甸甘布魯），由陸路直取阿瓦的計劃，於同年十月回師至蠻莫，與東路阿桂軍會合。傅恆因率軍“奔走數千裡，疲乏軍力，而初無遇一賊，經略之聲名遂損，因羞恚得病”。雖然如此，傅恆還是帶病指揮，試圖扭轉這不利的局面。他見水戰所需戰船已大都造就，並且福建和廣東水師也已到達蠻莫，就把軍隊重新佈署，以阿里袞為西路，阿桂沿江東南下為東路，而自己則督舟師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進為中軍。此時，緬甸亦集水陸軍前來迎戰，雙方經過一番激烈交鋒，緬軍敗退，清軍三路告捷。不過，清軍雖一時得手，但阿里袞隨之病亡，許多官兵不是負傷就是患病，已無力再向阿瓦進攻。於是集全力圖謀奪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緬甸乞降。老官屯前臨大江，緬軍在江東西岸周圍二三里的地帶樹立了許多高大的木柵，柵外掘三重濠溝，溝外又橫放大木頭，使尖利的樹枝朝外成鹿砦，使人無法透過。這是緬軍的慣用之法。傅恆先命部下修築土臺，將大炮置放臺上，向敵軍陣地轟擊。炮彈雖然將木柵擊穿，但它卻不塌落，而破損處又隨即被緬軍修補好。傅恆見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屬生革為長絙鉤之”，但力急繩斷不能倒其柵。隨後他又派士兵“伐箐中數百丈老藤，夜往鉤其柵”，使數千人曳之，但藤卻被緬軍用斧砍斷，此法又失敗了。雖然屢次失敗，傅恆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為杆牌御槍炮，眾挾膏薪隨之，百牌齊進，逾濠抵柵，而江自四更霧起，迄平旦始息，柵木沾潤不能爇，兼值反風，遂卻”。最後，傅恆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藥轟之，然而火藥引爆後，雖然“柵突高起丈餘，賊號駭震天”，但隨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復動，蓋柵坡迤下，而地道平進，故土厚不能迸
此時，傅恆若以小部兵力繼續圍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從江西岸直攻阿瓦，還有扭轉不利戰局的可能，但他卻堅執統軍非取老官屯不可，於是清軍陷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之中。特別是日趨加重的瘴氣，使清軍大量減員，傅恆在給乾隆帝上的奏報中說：“奈因本年瘴癘過甚，交冬未減。原派各營兵三萬名，滿兵一千名，見計僅存一萬三千餘名。”乾隆帝接到奏報後，知清軍已陷困境，遂下令暫行撤兵，並命傅恆返京師，“老官屯既不可久駐，野牛壩地方尚高，酌量於該處留兵屯守，並著土司等於關外相度地勢駐紮防範。令其以暫時退駐，明年再行進兵之言，宣示於眾..著傳諭傅恆將善後事宜交阿桂籌辦，即速馳驛來京”。
與此同時，緬軍在清軍的攻勢下，也日感震懼，加之阿桂的戰船又截斷了東西岸緬軍之間的聯絡，他們也不願再打下去了，於是就主動派人向清營遞送文書，請求雙方選擇一適中地點，商談休戰罷兵之事。傅恆集眾將商量對策，阿桂和其他將領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爭勸受降撤兵”。傅恆雖不願以議和結局，但也沒有別的好辦法，只好聽從諸將的意見。經過一番討價還價的談判，雙方終於達成休戰撤兵協議。同年十二月，傅恆上奏，說緬甸方面答應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貢的條件，請求乾隆帝批准協議。乾隆帝本來就已下令暫行撤兵，現在緬方又答應向清朝進貢，當然很快就予以批准。這樣持續數年的戰爭宣告結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恆還至京師，乾隆帝命他與其子福隆安同為總管內務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恆的處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緬甸一直未履行進貢的許諾，乾隆帝認為這很失體面，很是惱怒。只是因傅恆的病日見沉重，不忍心處罰他。傅恆本人更是羞愧難忍，數月之後即病死，終年還不足五十歲。乾隆帝親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鎮國公例喪葬，諡號“文忠”。這以後，乾隆帝東巡途經傅恆墓時，又進行了祭奠。嘉慶元年（1796），傅恆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贈傅恆郡王銜。
傅恆作為乾隆帝的寵臣，直軍機處二十三年，“日侍左右”，他對乾隆前期朝政影響之大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韜武略的幹練之才，“惟以尊奉前輩，引擢後進為要務”。一些頗有作為的文臣武將，如孫嘉淦、嶽鍾琪、盧焯、畢沅、孫士毅、阿爾泰和阿桂等，都是經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顯露風采的，“故一時英俊之士多集於朝”。其次，他對下屬“每多謙沖”，“毫無驕汰之狀”。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書汪由敦死後，傅恆極力推薦其子汪承霈，終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職。後汪承霈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恆因其母年已八十，無人照看，特為之陳請，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職。兵部尚書舒赫德因處理阿睦爾撒納歸降一事不合君帝，觸怒乾隆帝，被籍沒遣戍，傅恆特地拿出自己的銀兩贖買其宅，等後來舒赫德被赦歸
但是，傅恆“頗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華美”，這對當時日漸興盛的豪華奢侈之風，無異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是，傅恆對於貪贓枉法殘害民眾的官吏，往往不能嚴之以法。兩淮鹽政使高恆因貪汙，下刑部議罪，定為死刑，“勾到日，上惡其貪暴，秉筆欲下，傅文忠（即傅恆）代為之請曰：‘願皇上念慧哲皇貴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當如之何？’傅戰慄失色，上即命誅高恆”。因而當時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參軍批評傅恆“以寬厚博眾譽”，“為臺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勞以濟國事，惟知含垢納汙，以博一時虛譽。吾恐日後，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譽以濟其私者。玩惕之風，由此日甚，先朝綦嚴之法，必因之隳壞矣。”禮親王昭璉甚至把乾隆後期和珅掌政後，官場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風也和傅恆聯絡起來。他說：“後和相（指和珅）秉政，果以叢脞為風，以闒冗為能事，風俗因之日偷，實自文忠公（指傅恆）有以啟之也”。這話不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