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不可能發生的，首先，胡宗憲和嚴嵩還有師生之誼，胡宗憲在浙江上任也有賴於嚴嵩的推薦，嚴嵩還不到倒臺的時候，直接彈劾嚴嵩會讓人覺得別有用心，另外，嘉靖也不會收拾嚴嵩，因為還要讓他遮風擋雨，一把手不點頭，沒有人動得了嚴嵩，主要是嘉靖想搞清楚，就可以搞清楚，嘉靖不想搞清楚，這件事情就是稀裡糊塗！

胡宗憲是肯定不會把毀堤淹田的供詞彙報給嘉靖的，這裡面有兩個原因。

首先，胡宗憲是嚴嵩的學生，他能出任江浙總督，還多虧了嚴嵩的舉薦，因此他也被打上了嚴黨的標籤，與嚴嵩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所以，從人情和個人私心這兩方面考慮，他都不能這樣做。

其二，胡宗憲當前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平定倭寇。在劇中他也說了，此時朝廷內部不能亂，不然就會使平倭大業前功盡棄。平倭需要朝野上下齊心協力、精誠合作，嚴嵩任職內閣首輔近二十年的時間，滿朝遍佈他的門生故吏。這時侯向嘉靖舉報他，勢必會弄得人心惶惶。所以從平倭大局方面考慮，他也不能這樣做。

毀堤淹田的真相，就算胡宗憲不說，嘉靖其實也早就知道，是江南製造局的大太監楊金水秘密彙報給他的。不但這件事情，嚴嵩做的所有壞事，嘉靖透過錦衣衛和太監們的打探彙報，他也都知道。他之所以不扳倒嚴嵩，是因為覺得時機還不成熟。嘉靖不但絕頂聰明，還是個成熟的政治家，他遇事沉著冷靜，做決定前會先衡量利弊。

1524年，剛繼位三年的嘉靖就遇上了著名的“大禮議”事件。近兩百五十個大臣聯名上疏，要求嘉靖不能追認自己的生父為太上皇，後來矛盾升級，引起嘉靖大怒，他最終將一百三十四名大臣關押入獄，八十六人被停職，十六人被廷杖打死。自那天起，嘉靖就再沒相信過他的大臣們。

嚴嵩雖然做了不少的壞事，但是他能壓服住群臣。嘉靖就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安心在西苑修道成仙。他看中的是嚴嵩的利用價值，後來嚴嵩逐漸年齡大了，耳背眼花連自己的兒子也控制不住了，嘉靖就罷了嚴嵩的官，還抄了他的家。

胡宗憲考慮的是國家 嚴黨是有工作能力的

相對於鬱王一黨 最後證明上臺了 搞得名不聊生 連官員工資都發不出來 胡宗憲被誇 老成謀國 是當之無愧的

如果一封供詞就能扳倒嚴嵩，那嚴嵩就白乾了二十年的首輔。

胡宗憲拿著供詞的主要作用是為了威脅鄭必昌、何茂才以及楊金水，讓他們投鼠忌器，同意自己上疏延緩改稻為桑的奏疏。至於說胡宗憲拿出毀堤淹田的供詞，能否扳倒嚴嵩，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簡單，這只是供詞。這隻能說明馬寧遠等人是按照鄭必昌、何茂才以及楊金水的吩咐去做的，這和嚴嵩嚴世蕃又有為什麼關係？

甚至可以說馬寧遠的供詞未必有楊金水，因為胡宗憲和馬寧遠都明白，任何事情都不能把織造局捲進去。因為織造局背後代表的就是皇帝，嘉靖是絕對不能背黑鍋的。

所以說胡宗憲拿出毀堤淹田的供詞，直接被扳倒的就是鄭必昌、何茂才了。至於嚴嵩和嚴世蕃，只要及時的和他們劃清界限、多半是沒有多大事情的。

哪怕是鄭必昌、何茂才真的最後扛不住壓力把嚴世蕃供了出來，嘉靖也不會動嚴嵩的。對於這一點，後來也證明了。

當時海瑞頂住了壓力，審訊出了毀堤淹田的真相，甚至還審問出了這是嚴世蕃指使的。嘉靖是如何處置的？嘉靖只是殺了鄭必昌、何茂才這兩個人，然後把他們的供詞燒掉了。

因為嘉靖是個成熟的政治家，他明白現在根本動不了嚴嵩和嚴世蕃。對於這一點，嘉靖明白，胡宗憲明白，可是海瑞不明白。

當時，胡宗憲是怎麼對嘉靖說的？胡宗憲只是列舉了一下今年朝廷面臨的問題：

正月、韃靼從河西渡過冰河進犯山西，順天府百萬軍民缺糧食；

二月、山東濟南府饑荒；

三月、京師又饑荒；

四月、山西又饑荒；

五月、東川土司內亂。

更何況東南的戰事又到了決戰的時候。假如現在嘉靖對嚴嵩動手，會牽扯六部九卿，大明朝頓時就亂了。外憂加上內亂，大明王朝的局勢岌岌可危。嘉靖可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皇帝，胡宗憲說的這些東西，嘉靖不可能不懂。

說得難聽點就是大明王朝雖然現在情況不好，但是嚴嵩好歹也是個老管家，至少能把這個家維持下去。假如現在動他，嚴嵩主政二十年，又太多的門生故吏。一些子扳倒這麼多人，對朝局是不利的。更何況換上來的人，未必就比嚴嵩幹得好。

胡宗憲把這供詞交上上去了，唯一的作用就是興起新的一輪廝殺。因為裕王、徐階、高拱、張居正這些人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這種情況下，朝局只會更加動盪。

我的觀點是不會。

1、當時國庫空虛，嘉靖帝為了找銀子，和嚴嵩一起想出了改稻為桑的政策，嘉靖帝的目的就是搞銀子，至於嚴嵩他們用什麼手段他不會很在意，只要不損壞他的核心利益就行。

2、嘉靖帝當時明顯在利用嚴嵩一黨打壓朝內的太子-清流們，以保持朝局平衡，他在其中得到最大的權力。

3、即使胡宗憲拿到供詞也不會拿去扳倒嚴嵩，正應嘉靖帝所說，胡宗憲是公忠體國，他明白在邊境倭寇進犯、國庫空虛的時刻，掀起朝內的黨派鬥爭是陷國家為危險的境地。

道人曰：政治就是大局觀。

一心玄修，閉關西苑，二十年時間靠著特務統治與內閣相互監督運營著大明王朝的軍政大權，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也許就是如此吧。明世宗朱厚熜作為明孝宗朱佑樘的侄兒，他的一生都在被人對比著，朱佑樘統治時期創立了弘治中興的局面，只不過可惜身後無子嗣，上天冥冥之中選擇了道家子弟朱厚熜走上歷史舞臺，作為偏遠地區的藩王興獻王的世子，朱厚熜一生規劃原本是守著封號世襲罔替，他與父親傾心道學在武當山金頂修身養性不過問朝廷之事。

既然被上天安排做了天下人君父和天子，朱厚熜表現出了九五至尊的乾綱獨斷，內閣首輔楊廷和希望他按照體制禮儀做好朱佑樘的兒子，可是朱厚熜始終堅持自己是興獻王的兒子，他堅持自己的父王應該被冊封皇帝，這就是明吵了歷史著名的大禮議辯論事件，朱厚熜是一個剛愎自用的傢伙，縱橫捭闔的翰林夏言力挺皇帝的興獻王為考的觀點，楊廷和認為自己得不到皇帝的認可和信任屢次辭官。朱厚熜認為朝廷的機制在，誰幹都一樣，送走了三朝元老楊廷和，迎來了剛直雄辯的夏言，夏言晉升內閣首輔開始培植小圈子，嚴嵩開始向他靠攏了。嚴嵩書法俱佳且擅長書法得到朱厚熜的寵信，一入宮門深似海，胸懷抱負的嚴嵩開始淪為權力遊戲的奴隸拋棄了讀書人堅守的聖人之道，剛直衫辯的夏言抱著清流的原則不斷勸柬和批判皇帝醉心玄學的興趣，最終被嚴嵩構陷致死。

嚴嵩一路走來，經歷了楊廷和和夏言，迎來了徐階張居正高拱，他明白自己頭上的那片天的雷霆和雨露，朱厚熜也習慣了用嚴嵩這樣靈活與務實的臣子做內閣首輔。北方的韃靼與女真，西邊的流民匪患，東邊沿海的倭寇侵擾，朝廷用於鎮撫和圍剿及救災的款項捉襟見肘，這個時候工部的嚴世藩還在拼命的大修土木為皇帝修仙建造宮殿取悅龍心，工部每年花的錢幾乎都超過了預算，有些決算的專案不知所以然，有些決算更是安到了兵部的賬上，總之大明王朝的國庫空空如也，皇帝的內庫卻是豐盈。為了充實國庫滿足朝廷兩京一十三省的軍政用度需要開源節流，能夠快速回錢的方法只有繼續鄭和下西洋的商業路線用絲綢換白銀，盤算了大明官方的江南織造局的產能和家底後內閣提出來增加養蠶的織戶和種桑的田畝，這一切都是為了滿足南洋訂單的要求。

作為浙直總督的胡宗憲開始犯愁了，東南正在抗擊倭寇需要大量的軍餉，江南織造局與西洋商人訂單交貨在即需索官方協助完成以便換取軍餉，可是此時此刻浙江百姓已經完成了插秧，如果改稻為桑需要重新毀地就勞民傷財。政治從來都不是完美的謀劃，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需要，浙江的端午汛成為了天災人禍的藉口，浙江淳安和建德兩個縣被選中進行改稻為桑，而織造局官商沈一石並沒有準備那麼多市價銀兩，同時還要給小閣老嚴世藩及同僚們留足空間，於是毀堤淹田賤賣農田成為了當務之急。嚴世藩膽大妄為，他的自信來源於嚴家把控朝政二十餘年從來都是有驚無險的渡過，於是嚴黨上下齊手一起滿天過海用省公安廳的警察謀劃了毀堤淹田事件。胡宗憲對於毀堤淹田開始前並沒有察覺，他的全部心思在戚繼光抗倭的事情上，雖然兼著浙江巡撫，可是一應事務都在浙江布政使鄭必昌和按察使何茂才身上，何況胡宗憲親自栽培的杭州知府在改稻為桑事情上照應著。

嚴世藩對於江浙的地盤是放心的，父親的門生胡陸貞擔任兩江總督主持東南抗倭，嚴家對於朝廷是不可缺少，他作為工部堂官提出改稻為桑的國策也是為了抗倭籌集軍餉，這一次毀堤淹田謀劃自己事前也與胡宗憲有書信往來，只是胡宗憲自己未看而已，沒看並不等於不清楚不瞭解，毀堤淹田一旦洩露，自己作為嚴嵩門生將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如果自己揭露了鄭必昌和何茂才的陰謀，那麼自己也就無法繼續得到嚴黨支援從而繼續支援東南抗倭大局了。這是兩為難的選擇，後來海瑞奉旨與新任浙江巡撫趙貞吉一同審案得出的結論是鄭必昌與王茂才和商人沈一石及宦官楊金水頂罪，嚴嵩父子沒有受到絲毫的牽連，倒是胡宗憲被免了浙江巡撫差事且自己親戚被設計購買了沈一石的織布莊。

剛愎自用的朱厚熜在毀堤淹田事件中保持中立，他的錦衣衛不負責介入案情只是履行監督職責，嚴黨的人與裕王的人及宮裡的人上演三國殺，當真相抽絲剝繭呈現出來時，朱厚熜在等一個人態度，那就是胡宗憲，胡宗憲是否可以穩定東南和平衡權力呢？胡宗憲與裕王派到自己身邊的人交了底，自己不會佔到嚴黨那邊也不會偏護裕王陣營，一切都是為了維護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