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都有酷吏。

所謂酷吏，就是得勢後用十分殘忍的方式去審訊其他官員，最後自己也會被反噬，逃不過被皇帝或者異己除掉的下場。

但酷吏並不一定都是壞人，比如漢朝的著名酷吏張湯，制定律法，雖然斷案嚴酷，但卻為官清廉，被誣陷自殺時，全部家當五百金，都是來自皇帝賞賜。

漢朝的十大酷吏有：侯封、郅都、張湯、趙禹、寧成、義縱、減宣、杜周、周陽由、王溫舒。

其他朝代裡，也不乏有酷吏當政，為何會這麼普遍呢？

答案在皇帝，如果說，雷霆雨露，俱是君恩。

那麼皇帝更希望向世人展示的是“雨露”，是自己的開明仁慈；那麼“雷霆”又由誰去做呢？

於是酷吏應運而生，皇帝不想去做的，他來做，再骯髒不可示人的活都不在話下，這就是酷吏能存在的土壤。

說白了，酷吏就是皇帝的一條忠犬，讓它咬誰就咬誰，最好是一個眼神就知道該咬誰。

但同一條犬不能用太久，因為激起了眾怒勢必會讓人懷疑主人的動機，那麼此時，酷吏的生命也就到頭了。

皇帝手起刀落，向酷吏展示了“雷霆”之怒，在其他官員看來，卻又是他開明除惡的壯舉。

酷吏鬧劇，得益的永遠是皇帝。

古代是皇帝集大權於一身，生殺予奪，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必然會有監控百官及百姓的需要，主管審判律法之類的官員就有了舞臺。很多人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故意曲解甚至構陷他人，為皇帝充當整人殺人的工具。說穿了，皇帝有需要，酷吏才會產生。

古代是以皇權統治天下，所有的官員是對皇帝負責，是行使皇權的工具，酷吏也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強權意識的延續，在國家、社會、法律和民生意識不健全、不發達的情況下，酷吏的存在很正常！

說起酷吏，歷史上有名的酷吏有漢朝的“郅都、張唐”。武則天時期的“周興、來俊臣”等。

古代皇帝之所以用酷吏，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酷吏就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利刃，能威脅到皇權的或疑似威脅到皇權的，都統統剷除。

到了明朝朱元璋設的“錦衣衛”朱棣設“東廠”都類似於酷吏的作用。所以古代酷吏的存在是封建統治者的需要，酷吏即忠心替皇帝辦皇帝想辦而不能辦的事，皇帝要不用擔殘暴的名聲來剪除威脅的存在，所以有漢張湯，武周來俊臣受到皇帝的極力維護，因為他們對皇帝來說確實是有功之臣。

慈不掌兵，情不立事，義不理財，善不為官。古時每個朝代或多或少均出現過很多酷吏。總體來說，古代出現這麼多酷吏有以下一些原因。

1、時代選擇。古代不管是法家主導，還是無為而治，或者以孝禮治國，或者以教治國，都是特定歷史狀態下符合時代的需求的。亂世用重典，商鞅的法制，使秦國強大，但法律條文太過嚴苛，嚴格執行，必然誕生很多酷吏，一般太慈善的官員，還不好推動執法。

2、皇帝需要。皇帝用酷吏可以維護自身專制統治，可以用酷吏對付豪強。當出現皇權受威脅時，往往用酷吏可以維護皇帝權威統治。酷吏一般比較能幹，能很好的為皇帝處理政務，一般業績很突出。

3、個人原因。人與人的差異性很大，有些人本來就是這種性格，還有些人為了很快的幹出業績往上爬，自然會用比較嚴酷的方式，而這種方式往往能得到很好的效果。

古代酷吏很多，皇帝也需要酷吏幫著維護統治，但與此同時，酷吏也是很悲劇的，大多結局悲慘。酷吏通常會得罪很多人，皇帝為了維護統治，安撫眾人，當酷吏發揮完價值後，同時也為皇帝某些事情背鍋，皇帝會毫不猶豫的處理掉這些酷吏。

酷吏現象發端於西漢，深刻影響後世，從漢到唐，甚至明清，史籍中都有酷吏的身影。從古至今，關於酷吏的討論大多是抱有否定、指責的態度，稱其出現的主要目的是壓制下層反抗，也有部分人持有不同的看法。然而，要準確地認識這種現象，就必須去看其出現的深層原因。

首先，統治思想的轉變。秦雖然實現了統一，但是其暴虐的統治給民眾帶來深重災難，到漢朝建立時，統治者意識到不能像暴秦那樣以法家為指導，於是推崇清靜無為的道家，社會逐漸得以恢復，開始出現繁榮之景。但是，受這種思想影響，地方管理鬆散，諸侯國胡作非為，威脅中央，而對外奉行退讓妥協的策略，面對著日漸崛起的北方部族，如何重新採取有效對策則直接影響著漢朝的存在或覆滅。在在內外環境面臨新的挑戰的情況下，舊的統治理念無法拿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式，必須採用新的應對辦法以保護政權。到武帝時，為了推行自己的抱負，他勢必會衝破頑固力量的阻礙，更要有令出必行的執行者來強制推動，酷吏由此應運而生。

其次，諸侯國實力的膨脹。高祖在建立政權後，大行分封，加上政策的放任，諸侯國逐漸強大起來，實力大增，掌握權力，甚至同中央相抗衡。諸侯王單獨立法，握有地方鑄造貨幣、經營鹽鐵等大權，對王權形成了很大威脅，地方與中央的衝突越發頻繁。諸侯王們生活奢侈，破壞封建法規，不僅加重了百姓負擔，引發社會動亂，而且直接損壞王朝制定的統治秩序，動搖皇權，是王朝統治下的新隱患。

再次，豪族勢力的膨脹。豪族是存在於西漢社會中的一支強大力量，他們佔據了大量土地和各類資源，無數人員前來依附，實力豐厚。為了保護自身的特權，經常擠壓農民，為禍鄉里，是遊離於王權之外的群體，主要有富商大賈、外戚貴族、地方豪強這幾種人群。他們掌控王朝的經濟流動，為擴充套件自身利益而擾亂經濟秩序，甚至能夠左右地方政治，。他們的存在，嚴重影響了地方穩定，因此，打擊他們的勢力，促使政權各方面正常執行，就變成酷吏的重要職責之一。

最後，受特定律法文化的影響。劉徹在位時，一改漢初寬厚生息的法律特色，主張有為，強化集權，用新理念代替原有的觀念。既然要實現帝王的理想，對內便是穩固權力，對外則是征討各處，拓展統治地域。要確保這些手段的切實執行，就須藉由相關律法加以限制，以便各層的官吏能順暢執行命令，也方便鎮壓下層的反抗，讓各項活動有有章可依。為此，選用、提拔聽從皇帝命令，又懂法的官吏是最佳手段，這時，那些執法嚴酷，懂法律條文，又擅長揣摩聖意的酷吏，就登上了歷史舞臺。

總之，內外大勢的演變，促使上層選用另外的統治觀念，要解決諸侯國和名門大族所造就的威脅，必然要求有一批具有才華且長於行動、無情執著的執行者，相關律法的完善，便為他們執行帝王敕令帶來了根據和憑藉。此類官吏的湧現，是那時各種複雜現實狀況下的自然形成的。漢朝初期的國內環境處在恢復的狀態下，各類衝突都還平緩，缺少酷吏生存的機會。之後隨著帝國前進，衝突漸多，不論是內部爭鬥還是外在威脅，眾多條件為他們的興起創立了客觀環境。酷吏憑藉自身的嚴酷作風和對帝王的忠誠而從小官起家，逐漸得到欣賞和提拔，是鞏固王權、捍衛統治的有利工具。

酷吏，

這是我們古代官場中特殊的群體，這群特殊的群體特別的冷酷無情，對於犯法者，他們動輒就是處以極邢，殺人無數。

他們這群人在官場中也是一種善於投機的人，極其的會琢磨人的心思，特別是高位置者的。這群特殊的人，他們是為皇權服務，在皇權有需要的時候，他們就會第一時間跳出來，為皇權掃除障礙。

戲曲裡的紅臉與白臉。

在唱紅臉的同時，總需要的是有人出來唱白臉。

可以說酷吏就是皇帝最喜歡的人，深得帝心。也是對皇帝最忠心的人，他們心思細膩，極其瞭解皇帝心思。

在古代，皇帝有些事情自己想做，可這些事情做了的話會非常的影響、損壞帝王的形象。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酷吏了，需要經他們的手去替皇帝做這些事。特別是在做這些皇帝想做的事的過程中，他們往往不需要考慮過程，只需要結果，結果有沒有是皇帝喜歡的那樣？只要是皇帝喜歡這個結果了，那才是成功的。

就比如西漢審鼠的張湯就是一位深得帝心的酷吏。來看看他提武帝解決的這兩件事。

第一件，陳阿嬌的“巫蠱”案，就是經張湯之手，把這一位陳皇后拉下皇后之位的。要知道陳阿嬌跟漢武帝劉徹從小青梅竹馬的，感情深厚，還貴為皇后，有誰敢得罪她啊？更別給她定罪了廢除後位。

由此可見真正想廢皇后的人是漢武帝劉徹，除了漢武帝劉砌想廢她的後位，又有誰敢那麼做？但是武帝卻是不方便出手，不然會被人罵忘恩負義、喜新厭舊的，所以只能由張湯去幹了，張湯也是瞭解武帝的心思做到了武帝想要的結果。

第二件，古人經常以白鹿為祥瑞，白鹿出沒，則與仙人為伴。漢武帝迷信方術，提出了造白鹿皮幣，這一意見被當時叫顏異的大農令（相當於如今的國家農業部部長）反對了。武帝對顏異很不滿意，下邊的人就開始替武帝分憂解難了。

有人告發說：顏異與客人談到緡錢（西漢時期出現的新稅目）等法令時，他的表情不對。客人說這些法令制定得不符合國情，擾民。顏異當時一句話沒說，只是微微撅了撅嘴唇。張湯就抓住這一微妙的動作，開始大做文章，向漢武帝上奏說：“顏異見法令有不恰當的地方，不到朝廷陳述，反而在心裡非議，應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誹”。

這罪名真的有點奇葩，可是沒辦法，這是皇帝喜歡的結果。

透過這兩件事就可以回答題主的古代為什麼有酷吏這個問題，不為什麼，就是因為統治者的需要，統治者需要有人來提他們做自己不方便做的事或者見不得光的事。

有需就有供。

當權者需要。特別是在需要對老舊官員體系進行清洗的時候，正常司法步驟各個環節都被舊官僚系統的官員把持，根本行不通。這時，酷吏的作用就出來了。

酷吏的存在是因為皇帝需要，他們有生存的土壤。比如漢武帝，他想加強對群臣的控制，強化中央集權，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所以他任用張湯等酷吏，效果很明顯。又比如武則天，他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就是為了幫助他打擊反對者，幫助她去唐興武。封建專制的特點決定了皇帝的權力至高無上，他必然會分權給大臣，但是又擔心他們不盡心，不盡忠，所以會讓人監督、懲處大臣的不為、不忠等情況。

酷吏，一群朝廷的在編人員，以行事幹練，手段毒辣著稱，因其沒有寬仁、禮善這類道德包袱的約束，而能將權利最大化、極端化的實施，自然深受有權利追求的帝王待見。話說回來，但凡有點政治雄心的帝王，沒用過幾個酷吏是不好意思留名史書的。

不用酷吏，不用這類“官場打手”，如何高效地整肅官場？怎麼將制度破舊立新？小單位小企業都存在“不近人情”的中層，更何況治理一國的領導班子。古代當權的帝王一直在給“酷吏崗位”尋找合適的任職人選，奈何具備此資質的人少之又少，不僅要有相當的才幹做行政基礎，還要在此基礎上能打破道德禮教的約束，隨心所欲地行使權利。

儘管酷吏難尋，一旦找到，便是“極品”。

縱觀中國歷史上的知名酷吏，不管他們的職業生涯當初有多輝煌，成績有多顯著，到頭來都逃不過一個身首異處的淒涼下場。儘管歷史有告誡，酷吏無善終，但後繼者還是前呼後擁，歷史的規律就是這麼詭異。

酷吏的出身基本都遵循這樣一條發展脈絡：有野心但不得志，有才幹難賞識，終得機緣被帝王招用，從地獄到天堂，劇烈的反差讓他們甘願活出曇花一現的人生。

如同漢武帝時期主父偃說的“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大丈夫要嘛活成人上人，錦衣玉食；要嘛死後被萬人唾罵，恨不得烹煮分食之。我即將年老垂暮，為實現我的人生理想，不得不倒行逆施！

同樣是漢朝的酷吏，寧成也說過：“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

當官不升到個省級幹部，賺錢達不到個億萬資產，這人活得就沒意思！

很顯然，酷吏是一群將人生看得極為透徹且走向極端的狂人。相比於黑暗的深淵，他們更渴望巔峰的光芒，為了實現那短期的榮耀，他們心甘情願為當權者做“最髒最累”的活兒。

當權的皇帝要樹立仁愛、英明、道德的正面形象，是要維護好自己的羽毛，但背後的皇權鬥爭、官僚集團的鬥爭、革新吏治的落實，都存在棘手的問題，這就不得不啟用酷吏這類打手，來繞開正面的羈絆去實現政治目的。

武則天，本是李家的媳婦，代行皇帝李治的權利已讓朝廷和李氏貴族心有不滿，居然還要做皇帝，這不僅威脅李唐天下的統治（竊國），還衝擊夫為妻綱的社會倫理思想。武則天想從正面解決她登基天下的合法性，女人可以為帝王的合理性，阻力極其巨大。所以她扶持起善於告密，且手段毒辣的來君臣，利用他來排除異己，誅殺政敵，掃清登基路上的障礙。

漢武帝，一個痴迷統治權力的雄才，他對酷吏的需求是如何實現權力收歸中央統一。分封制下下的諸侯王按部就班，敬小慎微，避免出現差錯觸了武帝的眉頭。然而這是不夠的，漢武帝的目的不是讓諸侯臣服，而是消滅諸侯！

漢武帝召見主父偃如逢甘露，他的《推恩令》讓漢武帝看到了消滅諸侯的希望。主父偃也樂意為漢武帝再添柴加火——逼死二王，加快諸侯國散裂。可謂一人滅兩國。

可以說，酷吏與帝王都在向對方拋著橄欖枝。酷吏是帝王統治的剛性需要；帝王是酷吏這類狂人實現人生願望的最優途徑。

啥是帝王？帝王就是掌握“王霸”之道的狠角色！

文官和酷吏和國家政權的一體兩面，一個代表了正面的寬仁與Sunny，一個代表了背後的毒辣與霸道。一個朝廷只有仁義無霸道會缺乏底氣，只有霸道無仁義又不能長久，真正的帝王深蘊其中的道理，能玩轉於霸道和仁義之間不至讓兩方失衡。

推行皇帝權威受阻時，酷吏變身尖刀利刃來為皇帝開路；任務完成後皇帝會將其收回刀鞘。當然，皇帝會視官僚集團的實力來選擇，是將酷吏“收藏”還是“消滅”。

明朝崇禎皇帝選擇將魏忠賢這樣的頂級酷吏處死，他所看到的官僚集團被壓迫不堪，難同皇權抗爭。意外的是官僚集團反彈趨勢如此迅猛，且崇禎並沒有為此重新鑄造一把鋒利的快刀，失去了推行朝廷權威的利器。

崇禎還是沒有掌握王霸權術——左手仁義，右手屠刀。

酷吏，之所以讓人害怕，讓人討厭，因為他們本質上是在執行暴力，中央集權下的社會里，極少數人才享有的執行權！人們恐懼的是暴力，而非酷吏本身。

只要有暴力存在，就要執行暴力的酷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