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生活之於華人，從宗教、政治、經濟各方面來看，我們固不能否認其形跡之有；然其缺乏，是嚴重底。此其缺乏之嚴重，在民族品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缺點上充分見出。
一切優劣長短必藉比較而見。中國民族性的缺點，亦在其與西洋人發生比較競爭以後，大為顯露。在這些缺點中，最為人所嚴重指斥者，有如：
（一）不講公德、缺乏國家觀念、自私心重；
（二）缺乏紀律習慣、公共場所沒有秩序；
（三）缺乏組織能力，如一盤散沙；
（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
其實全是華人過去缺乏集體生活鍛鍊，自然應有底結果，毫無可怪之處。試分別說之如次——
先以徇情與執法之不同來說。在大團體中一個辦公機關，應付眾人，處理百事，只有訂出條文而拘守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其中雖不免忽略個別情形，而強不齊以為齊，竟致不洽情不中理者。卻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將辦不走。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之間，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別情形彰然在目；既無應付眾人之煩，正可就事論事，隨其所宜。更且以朝夕同處，一切隱微曲折彼此無不瞭然相喻，勢難抹殺不顧：而相親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細膩慰帖，乃得關係圓滿，生活順暢。此時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雖不必名為徇情，而凡所斟酌卻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底問題，是在大家族或家族中乃發生底。此因其一面範圍漸大，人數漸眾，頗非隨便應付得了，漸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則親疏厚薄，其間自有差別，難於舍人情而專用法。華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於家庭家族，至現在方且轉趨於超家庭家族底集團，“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總喜託人情。你若說“公事公辦”，他便說你“打官話”。法治不立，各圖繳倖，秩序紊亂，群情不安。當然就痛感到缺乏法治精神是民族品性一大缺點，而深為時論所詬病了。
缺乏組織能力。次說缺乏組織能力底問題。此所謂組織能力，即指如何作團體一份子的能力：其要素為對於團體之牢韌底向心力，和耐煩商量著往前進行的精神。有人說“華人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發言權不要監督權乃至不要自由權，作一個順民亦可以，或者就是想要作皇帝底，乃至想給他皇帝以不作底”，此種情形，到處可見。例如近幾十年自有“有限責任股份公司”以來，往往都是極少底幾個人把持其事，多數股東不聞不問，聽受支配。能夠分到股息，心滿意足；虧損乾淨，自認晦氣。除非蓄意搗亂，鮮有考究內情查問賬目底。又如民國七八年以來各地的學生會，其中熱心高興底廢寢忘食，真可犧牲一切；但事情必須由他作主。假如他的主張行不去，他的意見沒人聽，馬上心灰意懶，好歹不問了。賭起氣來，鬧到分裂散夥亦可以；相持不下，將團體之事擺起來不進行亦可以。又如鄉鎮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列之，大家聽從沒有話說；或一向由一二領袖作主，亦可行得通。若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眾人，將某問題付之公議解決，往往就議論紛紜意見歧出，商量不到一處，事情反而辦不動。此時即再下命令，強制他們如何作，亦不願聽。總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個順民，或者就作皇帝，要眾人都聽他的；互相商量大家合作，他卻不會。凡此種種，例證甚多。當其不耐煩商量合作，就暴露他對於團體沒有牢韌底向心力，所謂“一盤散沙”，所謂“沒有三人以上底團體，沒有五分鐘的熱氣”，即指此。
其實這是不足怪底，華人原來個個都是順民，同時亦個個都是皇帝。當他在家裡關起門來的時候，便是皇帝。出得門來，以其巽順和平底第二天性，和其獨擅的“吃虧哲學”，遇到官府或其他強霸勢力，他便是順民。參加於眾人之中，不卑不亢底商量，不即不離底合作，在他生活中原無此必要；尤以居中國社會重要成分之士人生活與農人生活為然。西洋人剛好相反。如前章所敘中世歐洲社會，不論為教士、為農民、為工商業者，其生活總離不開團體。所以他在團體中的耐煩習慣就養成了。對團體事情，縱然他的意見不被採用，乃至反乎其意而進行，他亦很快地接受追從。他深曉得事情不容一刻停擺，有方針勝過無方針，有政府勝過無政府。很少有如華人那種暗中抵制多方牽掣的行為；甚至連悻悻然底神情亦沒有。此其牢韌底向心力，蓋多得於前所謂“集團生活之血底鍛鍊”，不是輕容易舉底事。
胡石青先生（汝麟）於民國初年，嚐遍遊全球各地。特別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華僑之處，他都到過。他常愛講所見華僑故事，而結論說：華僑的才幹非其他僑民（例如日本僑民）所及，亦非其當地人所及。不論幹哪一項事業，皆能有他的表見；乃至當強盜，作乞丐，亦復出色當行。但有一點：這都是個人本領，而非成功於群策群力底組織。就因為在團體組織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國家的保護和援助，終為日本僑民所勝，為當地之人所欺——這真是一很好例證。
聽說一位美國朋友有一句妙語云“一個華人是聰明底，兩個華人卻是愚笨底”。其語正為上述胡先生所見那些事實而發，意在譏誚華人缺乏組織能力。但須知其上半句（說有個人聰明），亦非陪襯虛語。沒有經過歐洲中世那樣過強底集團生活，而生活於散漫自由空氣之華人，發達了個人聰明是很自然底結果（後當申論）。從這一結果，我們正可以得一左證，更深切瞭解中國過去生活大不同於西洋封建之世。西洋封建時期的集體生活，是其後養成他們組織能力之由來。中國歷史上長期無大變動底家庭倫理生活，是其個人聰明才思開發之由來——這本是兩條路。
然而缺乏組織能力是嚴重問題。處此競爭世界，華人所以歸於劣敗者，其最大原因實在此。組織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蓋國家亦不外一大團體也。四十年前，梁任公嘗論華人無政治能力，而辨其非困於專制政體。他反詰說；若謂為專制政體所困，則何以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時如鼎革之交，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事如商業教育等等，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別是如舊金山者，均無所表見。另於其《新大陸游記》中略略點出理由，說：中國有“族民”而無西洋所謂“市民”，有族自治鄉自治而無市自治；泰西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觴，中國之族自治鄉自治則其政治能力之煬灶。雖於家族生活和集團生活兩條路之不同言之尚未深透，而所見正自不差了。
值茲國際競爭劇烈之秋，華人偏不會組織國家，這是何等嚴重底缺點！
缺乏紀律習慣。再其次，來說紀律習慣之缺乏。所謂紀律習慣，蓋指多人聚集場合，無待一條一條宣佈。而群眾早已習慣成自然底紀律。在消極一面，例如，開會場中不交談，不咳嗽，走路不作聲響，出入不亂擠，舉手動足照顧前後左右，不妨礙旁人等等。積極一面，例如：坐則循序成列，行則排隊成行，發言則當機得時，動作則彼此配合照應。種種細節，難以列舉。無論消極積極，扼要一句話：必求集體行動起來，敏捷順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牽擾費時。這正是西洋人的特長，而華人之所短，事例甚多，隨在可見。最著者莫如在售車位票或戲座票的售票房間前之情形。西洋何以一個人跟一個人腳後，自成行貫，順序而進，不須警察指揮著；華人卻總是爭前竄後，雖有警察猶難維持秩序。其實不守順序之結果，事務進行反而緩慢，甚至進行不得。只有順序而進，乃得使大家較快達以目的。西洋人從事實教訓上深明此理；華人事實不夠，所以還不明白。又若華人在開會場中，還當他在家裡一樣，耳目四肢只為其個人用，不曾意識到團體的要求，妨礙公務於不自知，更為習見之事。
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亦不是曾受教育未受教育的問題。若以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國不讀書不識字底人佔百分之八十，所以結果不同，便屬大錯。因為這些多半不是意識之事，而寧為習慣之事。習慣為身體與環境間之產物。而養成於實際生活。假若一個人生長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會，如中國者，縱然受過高等教育，亦是不會有紀律習慣底。西洋人之紀律習慣，不是出於它的文化，而寧出於它的武化；即仍為其自古以來集團間競爭鬥爭之所鍛鍊者。好像今日教育界，亦還是寓群育於體育，借體育家的種種運動競賽以訓練集體行動，其理由正同。
缺乏公德。末後說到不講公德。距今四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說》，以為改造社會挽救中國之本。其第一章即揭“公德”為題，而說華人從來只知注意私德而不講公德，美人明恩溥（A. H. Smith）著有《中國民族性》一書，為西人討論中國民族性最早最詳者，亦列“缺乏公德”Absence of Public Spirit為一特點。此外中西人士為同樣議論者尚多，不必悉數。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晏陽初先生等，以貧、愚、弱、私為中國四大病，而主張厲行公民教育以治私。時下論者眾口一詞，自私幾乎為華人之定評了。
這些流行意見，其實不盡正確。華人並不較之外華人自私；反之，我還可以從某一點上指出外華人自私過於華人。關於此問題，隨後自有辨明。但說華人不講公德，則我是承認底。
公德，是指某些良好習慣為營團體生活之所必需者。其所由養成，蓋在公私利害相合而不相離，為公即所以為私，為私亦勢須為公，積久而行乎自然。假使環境條件不是如此，公私恆為兩回事，為公不免廢私，其勢即難於養成一般人之公德了。缺乏此種夙養，即所謂不講公德。
不講公德，原可包括上面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組織能力，缺乏紀律習慣而言。不過摘出此三點而分別言之，更於華人病痛可得清楚之認識。因此這裡所說底，是摘出三點以後所餘那些不講公德之事：類如：國家觀念之缺乏，對於地方公益之不熱心，對於公家事物不負責任，不加愛惜，公私混淆不分，同情心薄弱，怕管閒事，身家之外漠不關心，如是等等。其中有很多瑣細底事，數之不盡，讀者可以意會。凡此種種舉為華人恆有之缺點，不可否認；特別在須要國家以至地方各種公共生活之今日，與西洋人對比之下，尤為顯著。這種不同，絕不是天生底血裡帶來，亦不是學說或教育（狹義）之結果，而是由於社會境環不同，形成之生活習慣自爾不同。質言之，生活欹重於家庭倫理之華人，自難養成其超家庭倫理底公德。
集體生活之於華人，從宗教、政治、經濟各方面來看，我們固不能否認其形跡之有；然其缺乏，是嚴重底。此其缺乏之嚴重，在民族品性National Characteristics的缺點上充分見出。
一切優劣長短必藉比較而見。中國民族性的缺點，亦在其與西洋人發生比較競爭以後，大為顯露。在這些缺點中，最為人所嚴重指斥者，有如：
（一）不講公德、缺乏國家觀念、自私心重；
（二）缺乏紀律習慣、公共場所沒有秩序；
（三）缺乏組織能力，如一盤散沙；
（四）好徇人情，缺乏法治精神。
其實全是華人過去缺乏集體生活鍛鍊，自然應有底結果，毫無可怪之處。試分別說之如次——
先以徇情與執法之不同來說。在大團體中一個辦公機關，應付眾人，處理百事，只有訂出條文而拘守之，無論什麼人來一律看待。然後乃少費話，免糾紛，公事進行得快，而秩序以立，群情以安。其中雖不免忽略個別情形，而強不齊以為齊，竟致不洽情不中理者。卻是不如此，大事小事都將辦不走。法治之必要即在此。然而在家庭之間，就不然了。一家之中，老少、尊卑、男女、壯弱，其個別情形彰然在目；既無應付眾人之煩，正可就事論事，隨其所宜。更且以朝夕同處，一切隱微曲折彼此無不瞭然相喻，勢難抹殺不顧：而相親如骨肉，相需如手足，亦必求其細膩慰帖，乃得關係圓滿，生活順暢。此時無所用其法治，抑且非法所能治。雖不必名為徇情，而凡所斟酌卻莫非情致不同。
徇情底問題，是在大家族或家族中乃發生底。此因其一面範圍漸大，人數漸眾，頗非隨便應付得了，漸有用法之必要；另一面則親疏厚薄，其間自有差別，難於舍人情而專用法。華人的生活，既一向欹重於家庭家族，至現在方且轉趨於超家庭家族底集團，“因親及親因友及友”其路仍熟，所以遇事總喜託人情。你若說“公事公辦”，他便說你“打官話”。法治不立，各圖繳倖，秩序紊亂，群情不安。當然就痛感到缺乏法治精神是民族品性一大缺點，而深為時論所詬病了。
缺乏組織能力。次說缺乏組織能力底問題。此所謂組織能力，即指如何作團體一份子的能力：其要素為對於團體之牢韌底向心力，和耐煩商量著往前進行的精神。有人說“華人不是自暴自棄，就是自尊自大：他或者不要發言權不要監督權乃至不要自由權，作一個順民亦可以，或者就是想要作皇帝底，乃至想給他皇帝以不作底”，此種情形，到處可見。例如近幾十年自有“有限責任股份公司”以來，往往都是極少底幾個人把持其事，多數股東不聞不問，聽受支配。能夠分到股息，心滿意足；虧損乾淨，自認晦氣。除非蓄意搗亂，鮮有考究內情查問賬目底。又如民國七八年以來各地的學生會，其中熱心高興底廢寢忘食，真可犧牲一切；但事情必須由他作主。假如他的主張行不去，他的意見沒人聽，馬上心灰意懶，好歹不問了。賭起氣來，鬧到分裂散夥亦可以；相持不下，將團體之事擺起來不進行亦可以。又如鄉鎮地方之事，由地方官以命令列之，大家聽從沒有話說；或一向由一二領袖作主，亦可行得通。若一旦地方官好意召集眾人，將某問題付之公議解決，往往就議論紛紜意見歧出，商量不到一處，事情反而辦不動。此時即再下命令，強制他們如何作，亦不願聽。總之，或者受人支配作一個順民，或者就作皇帝，要眾人都聽他的；互相商量大家合作，他卻不會。凡此種種，例證甚多。當其不耐煩商量合作，就暴露他對於團體沒有牢韌底向心力，所謂“一盤散沙”，所謂“沒有三人以上底團體，沒有五分鐘的熱氣”，即指此。
其實這是不足怪底，華人原來個個都是順民，同時亦個個都是皇帝。當他在家裡關起門來的時候，便是皇帝。出得門來，以其巽順和平底第二天性，和其獨擅的“吃虧哲學”，遇到官府或其他強霸勢力，他便是順民。參加於眾人之中，不卑不亢底商量，不即不離底合作，在他生活中原無此必要；尤以居中國社會重要成分之士人生活與農人生活為然。西洋人剛好相反。如前章所敘中世歐洲社會，不論為教士、為農民、為工商業者，其生活總離不開團體。所以他在團體中的耐煩習慣就養成了。對團體事情，縱然他的意見不被採用，乃至反乎其意而進行，他亦很快地接受追從。他深曉得事情不容一刻停擺，有方針勝過無方針，有政府勝過無政府。很少有如華人那種暗中抵制多方牽掣的行為；甚至連悻悻然底神情亦沒有。此其牢韌底向心力，蓋多得於前所謂“集團生活之血底鍛鍊”，不是輕容易舉底事。
胡石青先生（汝麟）於民國初年，嚐遍遊全球各地。特別是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多有華僑之處，他都到過。他常愛講所見華僑故事，而結論說：華僑的才幹非其他僑民（例如日本僑民）所及，亦非其當地人所及。不論幹哪一項事業，皆能有他的表見；乃至當強盜，作乞丐，亦復出色當行。但有一點：這都是個人本領，而非成功於群策群力底組織。就因為在團體組織上不如人，又得不到國家的保護和援助，終為日本僑民所勝，為當地之人所欺——這真是一很好例證。
聽說一位美國朋友有一句妙語云“一個華人是聰明底，兩個華人卻是愚笨底”。其語正為上述胡先生所見那些事實而發，意在譏誚華人缺乏組織能力。但須知其上半句（說有個人聰明），亦非陪襯虛語。沒有經過歐洲中世那樣過強底集團生活，而生活於散漫自由空氣之華人，發達了個人聰明是很自然底結果（後當申論）。從這一結果，我們正可以得一左證，更深切瞭解中國過去生活大不同於西洋封建之世。西洋封建時期的集體生活，是其後養成他們組織能力之由來。中國歷史上長期無大變動底家庭倫理生活，是其個人聰明才思開發之由來——這本是兩條路。
然而缺乏組織能力是嚴重問題。處此競爭世界，華人所以歸於劣敗者，其最大原因實在此。組織能力缺乏，即政治能力之缺乏；蓋國家亦不外一大團體也。四十年前，梁任公嘗論華人無政治能力，而辨其非困於專制政體。他反詰說；若謂為專制政體所困，則何以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時如鼎革之交，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事如商業教育等等，專制政體所不能及之地如殖民海外，特別是如舊金山者，均無所表見。另於其《新大陸游記》中略略點出理由，說：中國有“族民”而無西洋所謂“市民”，有族自治鄉自治而無市自治；泰西之市自治為其政治能力之濫觴，中國之族自治鄉自治則其政治能力之煬灶。雖於家族生活和集團生活兩條路之不同言之尚未深透，而所見正自不差了。
值茲國際競爭劇烈之秋，華人偏不會組織國家，這是何等嚴重底缺點！
缺乏紀律習慣。再其次，來說紀律習慣之缺乏。所謂紀律習慣，蓋指多人聚集場合，無待一條一條宣佈。而群眾早已習慣成自然底紀律。在消極一面，例如，開會場中不交談，不咳嗽，走路不作聲響，出入不亂擠，舉手動足照顧前後左右，不妨礙旁人等等。積極一面，例如：坐則循序成列，行則排隊成行，發言則當機得時，動作則彼此配合照應。種種細節，難以列舉。無論消極積極，扼要一句話：必求集體行動起來，敏捷順利，效率要高，不因人多而牽擾費時。這正是西洋人的特長，而華人之所短，事例甚多，隨在可見。最著者莫如在售車位票或戲座票的售票房間前之情形。西洋何以一個人跟一個人腳後，自成行貫，順序而進，不須警察指揮著；華人卻總是爭前竄後，雖有警察猶難維持秩序。其實不守順序之結果，事務進行反而緩慢，甚至進行不得。只有順序而進，乃得使大家較快達以目的。西洋人從事實教訓上深明此理；華人事實不夠，所以還不明白。又若華人在開會場中，還當他在家裡一樣，耳目四肢只為其個人用，不曾意識到團體的要求，妨礙公務於不自知，更為習見之事。
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亦不是曾受教育未受教育的問題。若以為西洋教育普及，而中國不讀書不識字底人佔百分之八十，所以結果不同，便屬大錯。因為這些多半不是意識之事，而寧為習慣之事。習慣為身體與環境間之產物。而養成於實際生活。假若一個人生長在欹重家庭生活之社會，如中國者，縱然受過高等教育，亦是不會有紀律習慣底。西洋人之紀律習慣，不是出於它的文化，而寧出於它的武化；即仍為其自古以來集團間競爭鬥爭之所鍛鍊者。好像今日教育界，亦還是寓群育於體育，借體育家的種種運動競賽以訓練集體行動，其理由正同。
缺乏公德。末後說到不講公德。距今四十年前，梁任公先生倡《新民說》，以為改造社會挽救中國之本。其第一章即揭“公德”為題，而說華人從來只知注意私德而不講公德，美人明恩溥（A. H. Smith）著有《中國民族性》一書，為西人討論中國民族性最早最詳者，亦列“缺乏公德”Absence of Public Spirit為一特點。此外中西人士為同樣議論者尚多，不必悉數。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晏陽初先生等，以貧、愚、弱、私為中國四大病，而主張厲行公民教育以治私。時下論者眾口一詞，自私幾乎為華人之定評了。
這些流行意見，其實不盡正確。華人並不較之外華人自私；反之，我還可以從某一點上指出外華人自私過於華人。關於此問題，隨後自有辨明。但說華人不講公德，則我是承認底。
公德，是指某些良好習慣為營團體生活之所必需者。其所由養成，蓋在公私利害相合而不相離，為公即所以為私，為私亦勢須為公，積久而行乎自然。假使環境條件不是如此，公私恆為兩回事，為公不免廢私，其勢即難於養成一般人之公德了。缺乏此種夙養，即所謂不講公德。
不講公德，原可包括上面缺乏法治精神，缺乏組織能力，缺乏紀律習慣而言。不過摘出此三點而分別言之，更於華人病痛可得清楚之認識。因此這裡所說底，是摘出三點以後所餘那些不講公德之事：類如：國家觀念之缺乏，對於地方公益之不熱心，對於公家事物不負責任，不加愛惜，公私混淆不分，同情心薄弱，怕管閒事，身家之外漠不關心，如是等等。其中有很多瑣細底事，數之不盡，讀者可以意會。凡此種種舉為華人恆有之缺點，不可否認；特別在須要國家以至地方各種公共生活之今日，與西洋人對比之下，尤為顯著。這種不同，絕不是天生底血裡帶來，亦不是學說或教育（狹義）之結果，而是由於社會境環不同，形成之生活習慣自爾不同。質言之，生活欹重於家庭倫理之華人，自難養成其超家庭倫理底公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