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都是大發展時代；都有文化爭鳴；都未受到政治的過多幹預；都湧現出一批大學問家。

【異】春秋文化關注現實成分多，魏晉文化脫離現實成分多；春秋文化充滿人文關懷，魏晉文化相對追求享受相對自私；春秋文化哲思程度高，魏晉文化相對空泛；春秋文化形成一大批經典哲學著作，魏晉文化除了文藝理論沒有出現重要的哲學著作；春秋文化對其以後的中國文化的影響是深遠的和具有決定意義的，魏晉文化對其後的中國文化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和側面的；等等。

春秋與魏晉的文化共同點，是貴族化特徵明顯。不同點是春秋時期，士人富有戰鬥精神，敢於追求和挑戰；魏晉計程車族有些墮落、戰鬥精神欠缺。

春秋時期，尚處於奴隸社會。貴族們只把貴族階層當人看，把奴隸當作工具看待。貴族們對“貴族精神”很講究，形成了一套貴族專用的規則。

貴族們要學習文化知識、禮儀制度，練習劍術、射術、駕馭戰車。平時在家從事生產，戰爭時為國出戰。儒家的修身、治家、平天下，說得就是這件事情。

即使是戰爭這樣殘酷的事情，也要遵守禮儀。著名的《司馬兵法》曾要求，在農忙季節不要發動戰爭；在對方遇到國君喪葬等變故時，也不能動戰爭。戰爭爆發時則要公平的打，儘量體現出貴族精神。

現在我們熟知的夜戰、半渡而擊等戰術，在那時都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是君子，晚上是休息時間，你敢半夜偷偷摸摸的打試試？對方渡河沒有完成，陣型沒擺好，你敢打一下試試？

即使你打勝了，也會得不償失。一旦不遵守貴族精神的名聲傳開，就會成為天下人的公敵。到哪裡都得吃癟，想想就可怕。

春秋時期，曾有過很多關於貴族精神的故事。極為典型的宋襄公就是這種貴族精神的得益者，也是受害者。

宋襄公名叫茲甫，他的兄長叫目夷。茲甫以“尊王攘夷”的齊桓公為楷模，精心研究“禮儀”，欲以仁義之師霸天下。

公元前652年茲甫的父親病重，要確立茲甫為太子。茲甫卻堅決的要讓目夷做太子，理由是目夷比自己年長 ，按禮法應該目夷做這個太子。目夷被茲甫所感動，為了讓茲甫名正言順地做上太子，便跑到國外去了。

於是，茲甫做了太子並繼承了國君大位，史稱宋襄公。為彌補目夷，宋襄公讓目夷做了國相。（兄弟之間，是如此的感人。）宋襄公因為讓位於兄長的緣故，象現在的網紅一樣在諸侯中以仁義之名迅速崛起。

公元前643年，春秋第一個霸主齊桓公死於內亂。餓死後宮近兩個月，才被收斂下葬。齊桓公封的太子逃亡到了宋國，向宋襄公求助。

因為齊桓公曾經拜託宋襄公照顧太子，而宋襄公當時也答應了。宋襄公便決定踐行諾言，不顧宋弱齊強的事實，強行插手齊國內政。

公元前642年，宋襄公派人出使各國，要求大家出兵伐齊。結果只有幾個小國象徵性的派兵前來，宋襄公只好獨自扛起伐齊事物。

不料宋襄公伐齊的軍隊剛到齊國，齊華人就武裝響應宋軍，趕走了現任國君、臭名昭著的易牙，迎接太子回國。就這樣，宋軍幾乎兵不血刃就驅逐了齊國國君，把齊國太子捧上大位，做了齊孝公。

宋襄公插手齊國內政的成功，讓宋襄公名滿天下，也滋長了宋襄公效仿齊桓公以仁義稱霸的野心。

當然，想做霸主只憑仁義是不足以服眾的。宋襄公也開始以兵威稱霸的征途，但是宋國力量實在是太弱小。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在諸侯會盟時，得罪了楚、齊兩個大國。齊國感念宋襄公的恩情，不與宋襄公計較。楚國則毫無心理壓力的扣壓了宋襄公，幸得魯國出面調解，才放回了宋襄公。公元前638年宋襄公攻打鄭國，楚軍前來相救。宋襄公見楚軍人多勢眾，決定撤兵。在撤退的路上，於泓水岸上與楚軍遭遇。

宋軍以逸待勞，等楚軍半渡時。目夷等人要求宋襄公“半渡而擊”，並說對楚軍這樣的蠻夷是不能講君子之道的。被楚國扣壓過的宋襄公卻堅持自己的貴族精神，一直等到楚軍渡河並列陣完畢都沒有進攻。

結果楚軍一陣衝殺就擊敗了宋軍，宋襄公也身負重傷，第二年就因傷而亡。宋襄公的爭霸事業，也宣告結束。

打過麻將的朋友知道，一個不講究遊戲規則的人是不會有人和他玩的。獲勝的楚軍，因為缺乏貴族精神而被中原諸侯不齒，導致在中原混不下去，楚軍只好回南方發展去了。

後來，楚莊王廢了好大氣力才改善了楚國野蠻無信的形象，稱霸終於成功。

從漢朝開始形成計程車族，壟斷了社會上的資源，成為世襲一般的貴族。到魏晉時期，士族達到了極盛階段。

春秋時期的貴族要爭天下，奮鬥目標是不缺乏的。到了魏晉時期，上面有皇帝管著，生活富足、位居高位計程車族難免覺得無所事事，開始個性化的追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竹林七賢，有才能、有性格、有追求。由於理想不同，魏晉貴族們分化嚴重：

有進取心的人或隱居或研究學術，沒有進取心的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到魏晉後期，這一特點更明顯。

東晉時，士族們已經不再滿足於飲酒作樂，開始追求更高階的東西。治療寒症的五石散走入士族的生活，並風靡一時。

五石散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鐘乳石、硫磺組成，能刺激神經、加速血液迴圈，從而使身體發熱、精神迷離。被醫家用來治療傷寒一類病症，但久服會產生依賴上癮。五石散由於是大熱類的藥物，為減輕其燥熱需要同時寒食，所以又被成為寒食散。

曹操的養子何晏，長得模樣俊俏、頗有才華。深得曹操青睞，曹操把女兒許配給他。雖然有此背景，但是何晏一直聲名不顯。

直到有一天，何晏帶著一幫子士族子弟們使用了五石散。這些人在服用之後渾身燥熱難耐，寬衣解帶、袒胸露背 、然後奔走呼號。覺得很過癮，一發不可收拾得愛上了五石散。五石散很快在士族們當中流傳出去，何晏也隨之聲名大大振。

五石散對寒症有奇效，若是讓健康人服用會產生嚴重的後果，重則喪命。然而士族貪戀五石散帶來的一時快感，不顧後果的去享用它。哪怕是付出了生命代價，也在所不惜。由五石散的風靡，足見士族生活狀態並不健康。完全沒有春秋時期的那種敢於挑戰、腳踏實地的作風。（本文原創。圖片源於網路）。

1.春秋“入世”與魏晉“出世”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貴族最低階層“士”既無田而食又失去了原有的職務，這使他們從沉重的宗法制和氏族血緣的羈絆中解脫出來，獲得了流動的自由、職業選擇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於是開始以獨立知識分子的面貌出現在歷史時期中，他們當中的大部分接受過政治文化教育，具有某一方面的專長，於是與普通人相比他們更希望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價值。“士”階層的自我追求，加之諸侯爭霸對於人才的渴求，造就了春秋文化積極的“入世精神”。但與春秋士人不同的是，魏晉時期計程車階層並未展現出積極的入世態度，而是由“入世”轉向對自我價值的探尋。魏晉時期戰亂連年，民不聊生，過去行之有效的儒家治國之典顯得愈發不合時宜，魏晉計程車階層對傳統禮教愈發不屑，而崇尚“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這一時期計程車階層迴歸對自我的關注，探尋生命本真意義，自我真實內心的追逐卻放蕩於亂世不得志之中。逐漸形成了“出世”的文化風氣。

2.春秋“恪守”與魏晉“張揚”

魏晉時期，飲酒放誕、裸袒成性是社會常見。何晏開創的服藥行散在士階層形成風氣。服五石散後需飲溫酒、吃寒食，常常面龐微醺，身姿婀娜，衣帶飄飄，頗有仙人之姿。何晏說“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 神明開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寫《酒德頌》的劉伶，他常乘鹿車攜酒而喝，肆言“死便埋我! ”《世說新語》中載“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魏晉文士有一顆裝睡的心，願意肆意揮灑自己的真性情，但行至末路，也有阮籍一場“窮途之哭”。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哪個朝代像魏晉這樣推崇張揚的個性之美。

春秋“恪守”的文化風氣，首先可以從周禮開始追溯，春秋時期，禮樂文明遭到破壞，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西周禮樂文化雖遭到破壞，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破壞。正如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 卷一三·週末風俗) 中所言：“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 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 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可見春秋時期，周禮對士階層依舊有很大的約束力。

3.春秋“禮樂合一”與魏晉“禮樂分離”

春秋時期，禮樂合一，二者密不可分，“禮”講尊卑等級，“樂”求和諧團結。若只有“禮”，雖然能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級，但會忽視人情，而要達到社會具有人文關懷就需“樂”的作用。只有兩者相輔相成，最終才能實現所謂的“王道之治”。可以說，魏晉以前，樂一直是服從於禮的，儘管樂有陶冶人的道德性情的美學意義，也受錮於統治者的意志。魏晉時期，政權更迭、社會動盪，以禮樂為代表的儒學也衰落到遭人鄙棄的地步。 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們把自己壓抑在琴、棋、書、畫、詩、酒、藥中的熱情肆意揮灑，魏晉士人紛紛追隨，也效其皮毛，追求藝術的美學意義，一時間蔚然成風。

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禮與樂逐漸分離，藝術不再是統治者教化百姓鞏固政權的工具，而是完全為了士的審美需求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