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生前有一方壽山石閒章，上面刻著“為雍正改元，雖然政治煥然一新。但是雍正在先皇死亡七天後開始行使皇帝權利，後來居住地又搬到養心殿。當皇帝時的雍正已四五十歲，但正是人生的壯年，同時他經歷豐富，學識淵博，又性格堅強、對政事十分上心，決定用比較粗暴的手段，振刷先皇餘留下來的不好的風氣。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皇帝沒有休息，沒有辦理慶典，只在養心殿釋出了一道又一道的治吏諭旨：從上到下，從高官到低官，細節都寫出來，告誡他們：不許對人民不好，要愛護人民，以民為本。

警告當時的官員:對民不好，以權謀私，就會用法律，用重刑來懲罰官員。雍正帝告誡官員：如果違法亂紀，有法律制裁！雍正帝在新年元旦發出的十一道諭旨，標誌著雍正朝出現新君新元新政的新局面。雍正帝還宣告：他不會像先皇那樣寬容，他要對所有的貪汙之人開槍，甚至對支援重要事情他喜歡的弟弟怡親王允祥說：“你如果不能清楚的查明，我是一定會重新選一個人擔當你的職業。如果那個人還是無法查清，那麼我親自把它查清楚。”

雍正帝推行新政的決心，鏗鏘有聲。　諭布政司、按察司、督學：現在的糧火錢好像不要錢一樣，每日越來越多了都，嚴重的人每日要加四五錢！個個省的庫存都要虧空了，動了不止千萬錢，算是挪用還是什麼，但總是也補不完啊。明清請示的方法，主要有：(1)題本，向皇帝奏事的文書，透過別的司遞給皇上，先經過內閣指出一些明顯錯誤，如“我知道”、“明白了”，然後經皇帝同意後；內閣用紅筆將此寫在題本表面，每個人遵照題本執行。明朝中後期，這種事情慢慢由太監掌握，甚至到了危及到皇權的地步，而且後來清末改題本為奏本，這個制度就廢除了。

(2)奏本，明代規定：各衙門上奏的本子，蓋官印；個人私事上奏的本子，不蓋印。清乾隆時奏本與題本兩者合二為一了。(3)奏摺，開始於康熙初，因為檔案是用摺疊形式上奏的，所以被稱奏摺。有資格上奏摺的官員開始人數很少，後大多數都有資格，如大體省部級、軍隊軍級、日講起居注官。“奏摺從交上去到發下來都有一定的步驟，不是一下子上去，一下子下來的。奏摺寫好後，裝入專門的袋子裡，把它放入盒子內，盒子外再加上鎖，鎖口貼上封條；有的是放在奏匣裡面，一般吧奏夾的兩邊都繫上細小的繩子，再用像電視劇裡的那種黃色的布給包起來；其盒子、銅鎖、鑰匙、奏夾、包袱等，都是由朝廷裡面的人，或者是掌管這方面的人來賞賜頒發的。

這種上奏一般都是由自己或讓家人等信得過的人直接送奏事處，再由內部專門上奏的太監交給皇帝，大多官員是見不到皇上的，但也不乏許多和皇上共事的官員。皇帝讀後，會用紅色的筆做下筆記等表示自己批閱過了，然後交給這個上奏的人或著奏摺機構，已此而論，不管改元新政如何，都擋不住歷史實事的變遷，僅代表個人觀點。

並不是明軍戰鬥力不行，主要是因為王振明英宗錯誤的指揮導致而明軍陷入斷水斷糧的境地。明軍二十萬軍隊因為王振明英宗錯誤的選擇駐營地點，導致水源被瓦刺軍切斷全軍因缺水而崩潰。這場戰爭並不是明軍戰力不行，而是因王振錯誤的指揮導致軍隊崩潰。明軍傷亡過半，精銳盡沒。文武大臣死傷慘重，明朝因此元氣大傷，瓦刺軍多騎兵易對明軍進行合圍，而明軍多步兵機動性不行明軍雖倚險而守，但土木堡地形缺少水源不利於軍隊長期固守。最後因為明軍因缺水喪失戰鬥力而導致全軍崩潰。一個昏君和一個太監打了一場荒唐的大敗戰，明朝因此從盛轉衰。

想要知道這個事情，首先得分析一下交戰的雙方。

首先說說瓦剌方面。公元1434年，瓦剌首領脫歡擊敗阿魯臺，打敗了草原上一個比較強大的對手。接著，他的兒子也先繼位，也先先是進攻哈密，控制了西域通道，威逼明朝西北邊境，然後向東攻擊兀良哈，公元1445年瓦剌在也先的帶領下擊敗了兀良哈三衛，並控制了當時還很弱小的女真族，完成了統一蒙古的大業。也先這個人野心很大，他一直想恢復元朝的天下，而且他本人有能力、有本錢去攻擊大明。瓦剌軍隊經過長期的征戰，戰士的戰鬥力、將領的指揮能力都得到了極大的加強，說是一支虎狼之師也不為過。

然後來看看明朝方面。首先來說，明英宗的軍隊不是駐守邊疆、慣於打仗的軍隊，而是駐守京師附近的三大營共二十萬人。在我的理解，歷史上大部分駐守在京城的軍隊都有一個特點，就是能平叛內亂卻打不過外部侵略者（當然有一部分是兩者兼得），不過正常來說，二十萬人打幾萬人，怎麼著也打過了。但是呢，這裡有個最大的問題是後勤問題，五天的準備時間，準備的太不充分了，戰鬥力再強的軍隊在這種情況下也發揮不了多少實力。

不過就算如此，明軍人數上還是擁有絕對優勢的，就算戰鬥力打了折扣，也不至於這麼慘，但怎麼就輸的這麼慘呢，我認為主要還是出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領軍首領實力過於懸殊。瓦剌的首領是也先，一個在蒙古草原上肆意馳騁的男人，可以說在歷史上橫向對比他也能有一席之地。明軍呢，名義上的首領是明英宗朱祁鎮，實際上的首領是大太監王振，不管是名義上的還是實際上的都是領軍打仗的外行人，跟也先比絕對是以井窺天，他們根本就不懂得領兵作戰。他們天真的以為只要二十萬大軍一擁而上也先就會潰敗，但問題在於兵者詭道也，虛虛實實間的彎彎繞他們兩個是一點都不懂。

（2）明軍先後幾次改道，到了土木堡的時候已經是強弩之末不穿縞素。根據《明史》記載：“甲午，發京師。乙未，次龍虎臺。軍中夜驚。丁酉，次居庸關。辛丑，次宣府。群臣屢請駐蹕，不許。丙午，次陽和。八月戊申，次大同。鎮守太監郭敬諫，議旋師。己酉，廣寧伯劉安為總兵官，鎮大同。庚戌，師還。丁巳，次宣府。庚申，瓦剌兵大至，恭順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戰沒，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救之，至鷂兒嶺遇伏，全軍盡覆。辛酉，次土木，被圍。壬戌，師潰，死者數十萬。”你看看這個行軍路線，得是多麼外行的人才能幹的出來。這麼折騰再加上後勤供不上來，將士們已經疲倦的不行了，疲憊之師能有多大戰鬥力呢。

（3）出師無名。瓦剌打明朝固然有政治因素，有也先的野心作祟，但是明朝當時國力空前強大，瓦剌敢不敢與明軍抗衡還未可知。根據《明史·卷三百二十八·列傳第二百十六》：“十一年冬，也先攻兀良哈，遣使抵大同乞糧，並請見守備太監郭敬。帝敕敬毋見，毋予糧。明年，復致書宣府守將楊洪。洪以聞，敕洪禮其使，報之。頃之，其部眾有來歸者，言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也先不聽，尋約諸番共背中國。帝詔問，不報。時朝使至瓦剌，也先等有所請乞，無不許。瓦剌使來，更增至三千人，復虛其數以冒廩餼。禮部按實予之，所請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愧怒。”就是說明朝的使者到瓦剌是辦一件成一件，瓦剌的使者過來辦一件不成一件，在這個條件下，明英宗出師無名，古代尤其是對於中原王朝來說出師有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出師無名，將士不想戰鬥、首領也會畏畏縮縮，這種情況下輸掉只能怨自己不辦人事了。

（4）瓦剌不是正面對抗，而是襲擊的，明軍不是沒打過，而是打都沒打就崩潰了。《明朝那些事》說：“經過長期奔波，被王振反覆折騰得士氣已經全無的二十萬大軍終於到達了極限，並迎來了最後的結局——崩潰。徹底的崩潰，二十萬大軍毫無組織，人人四散奔逃，此刻不管你是大將，大學士，還是普通士兵，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逃跑。”也就是說，最後的土木堡之變根本就沒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所有人都不想打，只顧著逃命，當時要是明軍有一個有威望的人振臂一呼沒準還能打一打，可惜的的是直到京城保衛戰才站出來一個于謙。

綜上所述，瓦剌以幾萬虎狼之師襲擊明朝二十萬疲憊之師，各種巧合的必然導致了這次戰爭的結果。

本人是個明史愛好者，特別是《明朝那些事》的忠實書迷，我想提問者想問的，主要就是“土木堡之變”。

畢竟朱棣還沒死多少年，四爺當年趕走了侄子、接了他老爸朱元璋的班之後，沒事就派軍隊去蒙古地區開展開展軍事慰問活動，比現在去蒙古旅遊還隨便。畢竟當時的明軍，把桀驁不馴的“元朝”部隊，又愣生生地打回了淳樸友好的蒙古遊牧部落（其中之一便是後來的瓦刺）。

而這個老大，指的就是：明朝“巨嬰”——“明嬰（英）宗”。

1、“明嬰宗”戰前瞎搗亂

明英宗在我眼裡，就是一個天天活在夢裡的“巨嬰”，以王振為首的宦官集團，天天就會拍英宗馬屁、哄他做夢。當時與瓦刺打仗，本來在各方面都佔有極大優勢，軍隊人數是瓦刺數倍；宣府、大同兩個軍鎮也是提前做好了軍事準備，佔盡地利。但是，就在明軍整軍備戰的關鍵時刻，明英宗腦子抽了一樣，非要御駕親征（人家王振就是拍個馬屁，哄你開心玩玩，你非要作死），這下可把明朝的軍事系統搞懵逼了，本來作戰計劃什麼的還沒完全統一落實，現在明朝老大（還是個軍事外行）來前線了，這仗怎麼部署、怎麼打，武將們都還搞不清楚，在這種思想混亂的情況下，後來的作戰明顯戰鬥力不盡人意。

2、“明嬰宗”戰時瞎指揮

先是在戰役初期，不懂軍事盲目追擊，中了毫無軍事技術含量的誘敵之計；再接著又慌忙應戰，先頭部隊遭受埋伏本來不算什麼，幾十萬大軍陣腳根本沒亂，英宗自己心裡實在是一點B數沒有，倉促下令撤退，導致全軍士氣衰落；最後就更別提了，本來老老實實的固守土木堡，屁事沒有，再忍忍伺機反殺瓦刺根本沒問題，畢竟人數在那裡擺著呢，結果明英宗和王振偏偏輕信了也先的“求和信”，幾十萬精銳沒能好好打上一仗，便兵敗如山倒。憋屈，實在是憋屈。

再後來，在首都當公務員的文科畢業生於大爺（于謙），帶著十餘萬老弱殘兵，打贏了京師保衛戰，這也足以說明當時的瓦刺軍隊的真正戰力（戰鬥力應該就那麼回事吧，特別是也先的軍事才能，反正這個蒙古老爺們沒幹過這個捏筆桿子的）

因此，我認為，這場仗輸就輸在了明英宗和王振。英勇的明軍不能背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