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在中國文字和書法 的發展史中，佔據了極為重要 的地位。

從文字發展史來看， 早期的甲骨文、古文、大小篆， 基本上符臺指事、象形、形聲、 會意、轉註、假信六義。

隸書的 出現破壞了最初造字時所遵 循的六義，變成了不象形的象 形字，字形由形變方，發展成如今的方塊書 字形。

從書法發展史來看，篆書的用筆比較單純，粗細 均一，纖回盤屈。隸書的用筆 複雜多變，輕重錯落，粗細有 別；轉折頓挫，變圓為方，為 以後草、行、楷各種字型的筆法變化開了先河。

實際上，文字的發展是漸進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先看幾張圖片吧：

虢季子白盤銘

散氏盤

泰山刻石

雲夢竹簡（秦朝的隸書）

從這些圖片中可以看出書法漸進的脈絡。其實，中國的漢字，因其特殊的造字方式（古人造字時，並沒有先設定方法，所謂的“六書”，只是後人的總結罷了。而且到現在都在爭論，談何指導造字），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方塊字的基因。後世一直延續這種造字方式，就成就今天的方塊字。不像其他古文明，後來轉向拼音文字，也就失去了成為方塊字的機會。

現在公認的說法是——隸書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嶺。也就是說：隸書之前的文字屬於古文字，從隸書開始為今文字。早期的隸書仍舊帶有明顯的篆書痕跡，到漢代成熟的隸書則徹底與篆書成為了二個不同的書體。

漢字的起源，上觀天文，下取諸形，以造六書。什麼是六書？造字的六種方法。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假借 。在最早的甲骨文字中，雖然不能算嚴格的方形，但已大體具有了方形的雛形。這是最原始的基調。由於甲骨文在可考的文獻中，除了卜筮外，還沒有發現其他方面的應用。但它卻是文字發展史中的第一道線索。從它大部分的字形來看，偏向於長方體。除了甲骨文，就要算鐘鼎石鼓金文，這些文字統稱為大篆。大篆的體態，更趨向於長方。雖然，它的筆畫尚還彎曲，但整體的方形形態已經形成。其後的小篆，對大篆進行了簡化，方形基本確立。小篆的形成使用時間非常短暫，是所有文字中使用時間最短的。但其進步意義卻是最大的。它的出現，改變了先秦時期諸侯各國家的文字形態。對國家政令的準確實施，國家大一統的體現，對後世的教育、經濟、軍事各個方面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隸書的出現，方形已經完全形成。筆畫已經不再是大小篆一樣的彎曲，形體由小篆的長方轉變為正方或偏方。

在漢字數千年的演變過程中，基本形態是以方為主。最大的改變，是由原始的圖形彎曲的筆畫，筆畫漸漸變直。形態由長方，變成了今天印刷體的正方。要說是什麼字型奠定了漢字方塊的形態，我認為甲骨文就已經是方形的了。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漢字方形基礎。

小篆或後來演變而成的隸書都不是惟一演變成方塊字的基礎，溯自巌穴㕥至甲骨文字到大小篆及隸的蛻變過程中，有形成的開始，就繼而有其隨之而來的種種因素而演譯及其形狀之變化，，這就是文化的傳承了。絕不能斷章取義地說成小篆與隸所造成而已。中國文字確從形上觀是方塊體，不是由字母組合而成，但由於點與線的綜合形成首部，再而拼組成獨立的方塊體，此中也包函了正方，長方或扁或偏方或偏圓等。最重要是溯源上，每個時代書體的蛻變都會有傳出書寫元素給下個書體，增加其多元及多姿多彩化，也由此而論及師法於古的觀點念上了，理想及理性的方向是考接古之長而去其短，才不致食古不化。

按地下出土實物，文字元號最早發現於賈湖遺址，距今八-九千年前。在這之後的三四千年裡，尚有眾多文字元號發現於仰韶、龍山等文化遺址中。截止到一九九九年，出土刻畫符號的新石器遺址，至少已有九十七處。賈湖發現的字元17個，甘肅大地灣新石器遺址距今七至八千年前，發現中國最早書寫符號十四種；與之同期的西安半坡遺址發現刻畫及書寫字元六十餘種；七千多年前的蚌埠雙墩遺址，發現字元630多個、百餘種；距今六千年前湖北宜昌大溪文化遺址，發現字元七十四種。距今五千年前的甘肅青海馬家窯文化，發現的字元超過一百三十種有數字刻符；與此同時的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多達四五十個文化遺址，分別出土了為數眾多的文字刻畫及書寫符號。這個時期大體相當於典籍記述的黃帝、倉頡時期。

目前關於夏以前文字元號的考古發現，缺乏詳確精準的統計，是文物資訊工作的欠缺。根據一般的推測，發現文字元號的夏以前文化遺址近千處，發現的刻符與書符數千個，種類達幾百種。這個時期文字元號的產生，是基於先民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它們可能用作紀數、標識、姓氏、記述以及裝飾等，初期都是作為單體符號，後則聯綴成句，其多者達九至十三個符號相聯，初步能夠表達完整的意思。

從賈湖遺址文化到黃帝的四千年，是中國文字孕育之期，學界多稱為原始文字元號時期，實際更準確應稱語符發展時期。我們今天看到的近千種書刻符號，今仍可推識者，為原始文字元號，但數量很少；多數不可辨識者，實為語符，即口語之記音符號。語言(Spoken Language)、語符(Written Language)、文字(Wenzi)三個階段，是人類溝通能力進化的自然序列，語符是從語言進化到文字的過渡階段。進入新石器時代，我們先民已有口語，農耕協作需要將所言之事傳留，即書刻言事，遂開始創制紀錄口語之語符。清陳澧曰：“未有文字，以聲為事物之名；即有文字，以文字為事物之名。”以聲為事物之名，就是語言和語符（Language）。但語符是紀錄音聲之符號，與指代物件之間並無直接聯絡，屬於無理指代符號。因此語符具有任意性和不確定性，而缺乏穩定性和視覺辨識性，當語言和環境變遷時，即不可識。中國此時之語符也是依附口語的，這四千年口語變動劇烈，故記錄初時口語之書刻語符，至黃帝、倉頡已不可識。這如同發現於其他原始文明（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等）的某些刻符，曾誤認為是象形文字，實際是表音的語符。

孕育之期還有極少數的原始文字元號，其構造方式不是語符的記音方式，而是取事物之象以制符號，如日、月、山、艸、木、一、二、三等。這些符號本質上是與指代物件直接聯絡的，屬於有理指代關係。我們已經能夠看到指事、象形的方法，個別還能看到會意方法的使用。其所應用的取象法和會意法，應該不是自覺的或共識的理法，而是在創制過程中自發出現的自然傾向。在距今八千至四五千年的漫長時間裡，在北起遼河流域、南至廣西江西，西起青海甘肅、東至渤海黃海的廣袤區域裡，幾百代先民或聚散、或斷續的創制了眾多的原始記音符號、原始文字元號，它們仍會在未來的歲月裡不斷被挖掘出來。後人將更有條件研判其屬性的細節。

可能在黃帝、倉頡時代的某個時間點上，先賢終於認識到記音方式的語符難以長久傳留和辨識，而取象方式的文字可以發揚，於是棄記音而從取象（象事、象形、象意、象聲），進行了系統化的研究和創制。這是一個偉大的抉擇，是方法論的創新，是思想的飛躍，開創了人類有文字的時代，為中國文明後來的進步和積累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石。

這個偉大的工作，不是一個人完成的，應該是一個專業的群體。這樣的人必須有專門的時間以及足夠的才智，進行這項專門的工作。典籍記述的史官倉頡，就是符合上述條件的人物之一，所以可能被後人追記為造作文字者。《荀子-解蔽》曰：“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眾矣，而後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眾矣，而夔獨傳者，壹也。”荀子已知，倉頡之前造字者、書字者眾矣，但惟倉頡能一覽眾庶之作而通之於道。荀子曰“君子壹於道”，這個道即是造作文字之法。自此，中國廣大文明區域裡，出現了一種區別於口語、區別於語符、不再隨生隨滅的、可以追古垂後的符號系統，它叫作文字。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大事件，古人以其為天人交合之偉大造作，故《淮南子-本經訓》曰“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從黃帝、倉頡到殷墟甲文的千年時間裡，經歷了夏王朝及商王朝的前期中期，這是中國文字的發展期和成熟期。但這個時期的文字、文獻，迄今尚無集中的發現，猶如一百多年前我們對殷墟甲文毫無所知一樣。《尚書-商書》“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說的是殷商取代夏王朝的合法性問題。夏帝所以為萬邦共和之盟主，因其有文字典冊；而殷之先人，亦有冊有典，故可取而代之。在一個幅員遼闊、方國林立的社會共同體中，中央機構必須靠制度憲章、詔誥敕令等行政治理，使天下諧和相處。這些書字文冊，應該是以毛筆書寫於竹簡木牘，而不是占卜類甲骨契刻記錄。夏商兩代的典冊文獻，有待於將來之考古發掘，只有看到這些出土文獻，才能確切瞭解從文字元號到文字的發育過程。

占卜類甲骨契刻紀錄，一部分集中出土於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數平方公里，今稱殷墟甲骨文。其中刻有文字的甲骨（實物及拓片）約二十萬片，不重複的單字總數約六千個，已辨識的文字約兩千個。另一部分出土於陝西寶岐山鳳雛村的數平方公里，今稱周原甲骨文，至今公佈的刻有文字之甲骨近三百片。還有近幾十年相繼出土於陝西、山西、河北、北京等九處西周遺址的甲骨文，今稱西周甲骨文。西周甲骨總數四百多片，單字總數千餘個。所有甲骨文都是占卜記錄，因此是一類專門的文字，如同後世的印璽文。因其用刀刻於硬物，故筆劃和字形可能有別於書寫文字。甲骨文雖是很成熟的文字，但並不是文字之源頭。只是因其為今日能見之最早文獻，所以文字應用之探源，只能追溯於此，對我們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至於小篆和隸書，不過是漢字發展程序中的一種書體，從現在出土的簡帛文獻來看，隸書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在使用了，按文字學的術語稱為隸變，至於小篆的地位，其實並不是一種通用的文字字型，至少不是書寫用的通用字型，因為至今除了少數碑刻之外，沒有任何一本出土典籍書簡是以小篆書寫記錄的，也可能是秦統一文字所使用的一種標準美術字體